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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歌手和演員 (1915–1998)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法兰西斯·艾伯特·仙纳杜拉（英语：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通称法兰·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在华语世界绰号瘦皮猴，[1]美国男歌手和奥斯卡奖得奖演员。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流行男歌手之一[2][3]。
法兰克·辛纳屈 Frank Sinatr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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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 | |||||||||||||||||||
| 昵称 | Ol' Blue Eyes （老蓝眼睛）、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董事局主席）、 The Voice （声音） | ||||||||||||||||||
| 出生 | 法兰西斯·艾伯特·仙纳杜拉 1915年12月12日 | ||||||||||||||||||
| 逝世 | 1998年5月14日 （82岁） | ||||||||||||||||||
| 职业 | 歌手、演员 | ||||||||||||||||||
| 配偶 | 南希·巴白图 （1939年结婚—1951年结束） 阿娃·嘉娜 （1951年结婚—1957年结束） 米亚·花露 （1966年结婚—1968年结束） 芭芭拉·马克思 （1976年结婚—1998年结束） | ||||||||||||||||||
| 儿女 | 南希·仙纳杜拉，生于1940年6月8日 小法兰·仙纳杜拉（1944年1月10日－2016年3月16日） 蒂娜·仙纳杜拉，生于1948年6月20日 | ||||||||||||||||||
| 音乐类型 | 大乐队、摇摆乐、爵士乐、流行音乐 | ||||||||||||||||||
| 活跃年代 | 1935年至1995年 | ||||||||||||||||||
| 唱片公司 | 哥伦比亚、Capitol、Reprise | ||||||||||||||||||
| 网站 | FrankSinatra.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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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仙纳杜拉的音乐生涯始于摇摆乐时代，最初曾与哈利·詹姆士和汤米·多尔西一同合作，但在1940年代初便转而成为独唱歌手，并因此取得了极大的成就。1950年代初，仙纳杜拉一度陷入低潮，但因成功在1953年因演出电影取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而卷土重来。仙纳杜拉曾经与Capitol唱片签约，并发行了好几张广受好评的唱片（当中包括《In the Wee Small Hours》、《Songs For Swingin' Lovers》、《Come Fly With Me》、《Only the Lonely》和《Nice 'n' Easy》）。他后来又离开了Capitol唱片，转为自立门户，创立属于自己的Reprise唱片（当中著名唱片计有《Ring-A-Ding-Ding》、《Sinatra at the Sands》和《Francis Albert Sinatra & Antonio Carlos Jobim》），除了周游各地外，在1960年代初甚至与鼠党及美国总统甘迺迪建立起亲如兄弟的友谊。在1965年，即仙纳杜拉步入50岁的那年，他发行了一套名为《September of My Years》的唱片，作为对自己的回顾，其后他又有《Strangers in the Night》和《My Way》等曲更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曲。仙纳杜拉在后期曾尝试贴近乐坛的转变，而发行过好几份风格截然不同的唱片，这些唱片之中的部份歌曲虽然曾在电影中播放过，可是始终不获好评，结果促使他在1971年宣布退休。不过到了1973年，仙纳杜拉宣布复出，除了在1976年娶芭芭拉·马克思（Barbara Marx）为妻，又重新发行唱片（其中又以《New York, New York》一曲最为有名），环游各地演出，一直到在1995年才再度淡出。
法兰·仙纳杜拉共有3名孩子，分别名为南希、小法兰和蒂娜，而这3名孩子都是他的首任妻子南希·巴白图（Nancy Barbato）所生。法兰·仙纳杜拉一生共有四段婚姻，除第一段婚姻外，他曾先后和阿娃·嘉娜、米亚·花露和芭芭拉·马克思结婚。当中与芭芭拉之婚姻一直维持到他逝世。
法兰·仙纳杜拉在1915年12月12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霍博肯，家住霍博肯的门罗街425号。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名叫安东尼·马丁·仙纳杜拉（Anthony Martin Sinatra，1894年－1969年），原居西西里，在1895年迁居美国，并任职消防员。法兰·仙纳杜拉的母亲是纳塔利·多利·加拉万塔（Natalie Dolly Garavanta，1896年－1977年），任职助产士、兼职堕胎员和民主党的地区工作人员。纳塔利早在1897年抵达美国，有著“帽针多利”（Hatpin Dolly）的外号。尽管坊间常指法兰·仙纳杜拉生于贫苦之家，但事实上，他的父亲当时有稳定的收入，母亲又和霍博肯的民主党分支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他的家庭环境其实要比想像中好得多。而精确一点说，法兰·仙纳杜拉在5岁以后，都算得上是在小康的中产阶层家庭中成长。
法兰·仙纳杜拉出生时体重13.5英磅（6.1千克）[4]且寤生，[4]他的生产必须以产钳辅助，而这在他的左脸颊、脖子和耳朵上都留下严重的疤痕，并导致他鼓膜破损，而这些伤害持续终身。[5][6]由于他出生时的伤，因此他的洗礼延后了数个月。[4]
在新泽西州渡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后，法兰·仙纳杜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对参军报国甚为感兴趣。然而，在1941年12月9日，即他的26岁生日前夕，纽华克募兵中心（Newark Induction Center）却将他评定为4-F级，这表示他将无资格从军。他之所以不合资格，是因为他当时的鼓膜破损所致。失去加入空军的机会，使法兰·仙纳杜拉专心向娱乐事业进发，发展其歌影事业。
法兰·仙纳杜拉在乐坛最初的其中一份工作，是在霍博肯联合俱乐部（Hoboken Union Club）担任歌手。到1935年的时候，他首次得到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他所属的乐队“闪光三杰”（The Three Flashes）获著名星探爱德华·鲍斯（Edward Bowes）所发现。在此以前，法兰·仙纳杜拉的母亲纳塔利以往为儿子找工作曾下过不少苦工，而这次也不例外。在纳塔利的帮助和说服下，仙纳杜拉成功被录用，为著名电台节目《鲍斯少校的业馀者时段》（英语：Major Bowes' Amateur Hour）拍摄广告，但在广告中饰演的，只是一个不用唱歌的黑人侍应。
在1935年9月，他以“霍博肯四杰”成员的身份现身于电台节目《鲍斯少校的业馀者时段》。这个“霍博肯四杰”在节目中的天才表演比赛中胜出，并且惊人地取得40,000票的支持。而在天才表演比赛中胜出，更使仙纳杜拉与他的成员有机会随鲍斯作一次全国巡回表演。其后在1938年，仙纳杜拉又获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Englewood）一所名叫“农村旅店”（Rustic Cabin）的旅馆聘请，任职司仪、歌手兼侍应长，当时他的薪金仅为每周15美元。在此期间，法兰·仙纳杜拉在旅馆和附近地方进行不少歌唱表演，透过电台的转播，更使他的名字传遍纽约。在1939年，乐队领班兼小号手哈利·詹姆士（Harry James）透过妻子发现了仙纳杜拉的才华，于是詹姆士设法联络上仙纳杜拉，并最终成功以75美金周薪聘请了他。到1939年7月13日，两人更首次进行了灌唱片的工作。
哈利·詹姆士管弦乐队从未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但公众对这个乐队总体上还是受落的。至于法兰·仙纳杜拉其间则一共灌录了10首歌曲，为他取得不少经验。到年尾，法兰·仙纳杜拉离开詹姆士的乐队，转投到汤米·多尔西管弦乐队，担任民歌歌手。他与乐队后来在1940年凭一曲《I'll Never Smile Again》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该曲是仙纳杜拉第一首的成名之作，而适逢当时《告示牌杂志》首设美国畅销音乐龙虎榜，此曲更成为第一首荣登榜首的歌曲，其榜首地位更持续了2个多月之久。仙纳杜拉以年轻偶像的姿态出现，打破以往偶像都是中年人的风尚，当中，他的流行歌曲更吸引了一批被称为“波比短袜派”（bobby soxer）的年轻少女。
自1940年3月13日至4月9日，汤米·多尔西管弦乐队在纽约派拉蒙剧院作多场表演，当中由法兰·仙纳杜拉任独唱歌手，结果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到1941年5月，他又获《告示牌杂志》选为年度最佳男歌手。后在1942年8月28日，仙纳杜拉在印第安纳波里的圆形剧院表演时宣布自己将离开多尔西管弦乐队。
在1943年，法兰·仙纳杜拉与哥伦比亚唱片签约，成为独唱歌手。他初出道的时候，时值音乐家罢工，由于没有乐手，但歌手却不属于音乐家的工会，所以唱片公司唯有以无伴奏合唱的方式继续灌唱片。在此期间，仙纳杜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除了有好几首歌曲，如《Saturday Night》在罢工期间成为大热外，更参与演了不少电台剧集的角色。一时之间，成为了继冰·哥罗士比（Bing Corsby）之后，全美国第二受欢迎的流行歌手。而自1940年至1943年，仙纳杜拉一共有23支单曲登上过《告示牌杂志》的10大排行榜，为他赢得了“声音”（The Voice）的美名。此外，当时仙纳杜拉每有表演，那些被称为“波比短袜派”的年轻少女在台下多被吸引得忘我尖叫，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仙纳杜拉狂热”。
同样在1943年，仙纳杜拉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为舒解希腊内战而举办的慈善表演中献唱，表演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促使他在不久以后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荷里活露天剧场举行演唱会。荷里活露天剧场通常是古典音乐和歌剧的表演唱地，但那次仙纳杜拉举办的演唱会却吸引达10,000名观众入场，而收入之可观，使剧场一向严重的财政危机得到即时化解。到是年10月，歌唱节目《仙纳杜拉之歌》（Songs by Sinatra）在CBS电台首播，该节目此后持续播放了两年之久。
在1944年，仙纳杜拉正式开展他的电影事业，与RKO电影公司签下7年合约，拍摄了不少以年轻观众为对象的轻歌舞片。不久以后，他更得到了路易·B·梅耶（Louis B. Mayer）的注意，结果仙纳杜拉与RKO的合约被他买下，改为与米高梅公司另签一张价值150万美元的新约，而每出电影的片酬也由以往的25,000元增至130,000元。
法兰·仙纳杜拉在1944年10月重回派拉蒙剧院，举行个人演唱会，当时场外集结了35,000名疯狂歌迷，情况几至失控成暴动，事后警察要花上数个小时才稳定群情，是次的骚动后来被称为“哥伦布日骚动”。至此，法兰·仙纳杜拉可谓是歌坛、影坛同样得意的小数明星之一，据了解，他在全美国更有高达4000万的支持者。在此之后，仙纳杜拉又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表演，除了在纽约的派拉蒙剧院外，还计有麦迪逊广场花园、荷里活露天剧场、三藩市的金门剧院和芝加哥的芝加哥大球场等等。
在1945年，仙纳杜拉与著名影星金·凯利在电影《银汉双星》（Anchors Aweigh）中合作，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促使两人日后继续合作。其中两人脍炙人口的合作作品还有《带我去看棒球赛》和《锦城春色》（On the Town）等。同年，他又获借调到RKO电影公司拍摄一出名叫《我所住的房子》（The House I Live In）的短篇电影，该电影讲述种族平等之馀，又提倡摒弃反犹太主义，结果在1946年赢得一项奥斯卡特别奖。后来在1950年代，仙纳杜拉在他的电视节目《法兰·仙纳杜拉表演秀》中再次高唱《我所住的房子》之同名主题曲，并表示“这是一首优秀的歌曲，我不介意每星期也唱一次”。
在1946年，仙纳杜拉的表现场数十分惊人，在某些月份，他每星期曾表演达45场次。同年，他又发行了第一张概念唱片，名为《The Voice of Frank Sinatra》，以及拍了几出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在1946年年尾，仙纳杜拉曾于哈瓦那会议举行期间获邀请到古巴表演。但事实上，哈瓦那会议是一次黑帮的会议，而仙纳杜拉到古巴的真正原因，实为让黑手党首领借机会出席会议。其中，仙纳杜拉更伴随著黑帮头目艾尔·卡彭的3名亲信前来古巴，让他们进行不法交易。
在1947年4月13日，仙纳杜拉在纽约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获授“汤玛斯·杰佛逊奖”，以表扬他对社会共融的贡献。到10月13日，新泽西州的霍博肯市宣布当天为“法兰·仙纳杜拉日”，市长和警察长更即场颁授一条代表该市的锁匙予仙纳杜拉。
然而，在这时开始，仙纳杜拉的事业却不知不觉间陷入了低谷。首先，他成名以后在公众场合频频失态，有次更殴打新闻记者，使大众对他的形象大打折扣。此外，仙纳杜拉当时已踏入30岁，渐渐失去了年轻人对他的疯狂支持，再加上过度举行演唱会，更使他的声带有所受损，影响演出。在1951年11月7日，仙纳杜拉第二度结婚，迎娶影星阿娃·嘉娜[7]，但这段婚姻生活并不愉快，两人终在1953年分居，并在1957年正式离婚。婚姻的失败，再加上不讨好的公众形象，更使大众认为仙纳杜拉是一位恶棍和沈溺于女色的人。结果，经过一轮低潮后，哥伦比亚唱片和MCA更在1952年决定解除与仙纳杜拉的合约。
在1953年，法兰·仙纳杜拉凭借在电影《乱世忠魂》中饰演安哲罗·马杰奥（Angelo Maggio）一角，而获得了第26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该电影的故事设定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前夕，而仙纳杜拉在片中所表现的角色和演技，成功为他从过去数年的低谷之中卷土重来[8]。
翌年，仙纳杜拉又在电影《突然间》饰演位刺杀美国总统的冷血枪手，其演出之成功，获不少影评人视为是电影银幕上最令人心寒的演出。在1955年，他又在纳尔逊·艾格林原著的电影《金臂人》中，担演一名吸海洛因的隐君子，结果被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至于在音乐发展上，经过重新部署，仙纳杜拉在1953年与Capitol唱片签约。在Capitol唱片中，仙纳杜拉有机会和不少举足轻重的音乐人合作，当中包括了诺曼·格兰兹（Norman Granz）、戈登·詹金斯（Gordon Jenkins）和比利·梅（Billy May）等等。而在此期间，他的歌唱风格亦有所改变。以1955年发行的经典唱片《In the Wee Small Hours》为例，该唱片就突显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沉郁格调。后来在1960年，藉著在乐坛上的成功，仙纳杜拉自己成立了Reprise唱片，并为自己取得了“董事局主席”的绰号。
法兰·仙纳杜拉的卷土重来，是美国本土一个十分有名的传奇。不论是在1940年代，以至于1950年代初，都没有人会预料到仙纳杜拉可以在5、60年代有这样大的成就。但事实上，仙纳杜拉在音乐上的二次成就是有迹可寻的。在哥伦比亚唱片生涯的末期，仙纳杜拉的歌唱风格已开始出现改变，由以往的孩子气渐发展出一种沉实的风格，可是哥伦比亚唱片最后仍然在1952年决定解除他的合约，这真可算是美国流行音乐史上一个错误的商业决定。
在1950和1960年代，仙纳杜拉成为了拉斯维加斯最受欢迎的表演者。仙纳杜拉之所以花时间在那里表现，是由于摇滚乐在当时开始兴起，变相使他的市场减少，也少了灌唱片所致。在拉斯维加斯，仙纳杜拉结识了不少知名表演人士，其中包括甸·马田（Dean Martin）、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彼得·罗福（Peter Lawford）、乔伊·毕晓普（Joey Bishop）和莎莉·麦莲（Shirley MacLaine）。这批艺人组成了一个所谓的鼠党（Rat Pack），并以他为首领，在1958年至1963年对演艺界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在1960年代，仙纳杜拉曾致力于消除内华达州的酒店和赌场所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他曾带领鼠党成员，拒绝光顾所有不愿向小森美·戴维斯（他是一位黑人）提供服务的酒店和赌场。后来电影《盗海豪情》在1960年公演后，鼠党一时间成为传媒新宠，仙纳杜拉遂借此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迫使酒店和赌场废除种族隔离。在2001年，拉斯维加斯当局将一条新辟道路命名为法兰·仙纳杜拉路（Frank Sinatra Drive），以志其贡献。
仙纳杜拉曾与甘迺迪家族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他本人也是美国总统约翰·甘迺迪的大力支持者。而据法兰·仙纳杜拉的女儿蒂娜·仙纳杜拉在2000年透露，法兰·仙纳杜与黑帮头目山姆·吉安卡纳（Sam Giancana）甚至曾经协助甘迺迪在1960年一次重要的初选中胜出[9]。另一方面，仙纳杜拉曾经向甘迺迪介绍一位名叫朱迪思·坎贝尔（Judith Campbell）的女子，而这位女子曾经是法兰·仙纳杜和山·贾恩卡纳的女朋友。到后来，朱迪思·坎贝尔更一度与甘迺迪总统传出绯闻，结果时任司法部长，即甘迺迪的弟弟罗拔·F·甘迺迪感到有所不妥，并劝他的哥哥疏离仙纳杜拉。这件事破坏了仙纳杜拉与甘迺迪家族和民主党的关系，结果促使了他在1960年代后期转而支持共和党和尼克逊，而尼克逊后来亦在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10]。此外在1963年，贾恩卡纳被发现曾到访一所叫卡尔-内华旅舍（Cal-Neva Lodge）的赌场，由于仙纳杜拉是该赌场的拥有人之一，结果他的内华达州赌场牌照被吊销。
在1960年代，仙纳杜拉继续在影坛有长足的发展，著名的参演作品包括有1962年的《谍网迷魂》、1964年的《罗宾七汉》（Robin and the Seven Hoods）和1965年的《列车大逃亡》等等。在1970年代，仙纳杜拉曾一度宣布退出，但不久即于1973年复出。复出后，他减少了灌唱片的工作，但仍继续频繁地在拉斯维加斯演出，并到世界各地作巡回演出。
在1981年，内华达州赌博管制委员会举行一系列听证会后，决定向法纳杜拉重新发出赌场经营执照。而根据记者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在其著作《为何与仙纳杜拉》（Why Sinatra Matters）一书中就认为，他是“继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以后被调查得最深入的美国演员”。其实，仙纳杜拉对此也并不讳言，他曾表示，：“我一向花不少时间于酒馆，这些酒馆当然不是由基督教的弟兄们打理。那里有不少家伙，都是在禁酒令时期开酒馆，而且还开得不错。我当时只是一个小伙子，在那些地方工作，人们会付钱给你，而且不是空头支票。我从没有在酒馆见过诺贝尔奖得奖者，但当然，如果在酒馆干活和当歌手的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他怎可能遇上同类的人”。
在1986年，记者基蒂·凯利（Kitty Kelley）出版了一本叫《他的路：未被授权的法兰·仙纳杜拉传记》（His Way: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Frank Sinatra）的书。由于仙纳杜拉认为该传记除了对他有负面评价外，又误导读者认为她是获授权的传记作家，于是入禀法院禁制该书出版，前后更一共花了2百万美元的律师费。然而，仙纳杜拉最终却决定放弃起诉，使该书成功出版外，更因此而名气大增，甫出版便获《纽约时报》列为第一位畅销书。而在美国以外，该书在英国、加拿大和澳洲亦同样列为畅销书。
法兰·仙纳杜拉一直被指与美国黑手党有密切关系，有不少传言更指，其事业的发展背后有赖有组织罪行的协助 [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仙纳杜拉的家庭背景本身就与黑道有所关系，他的一位舅舅正是一位黑社会成员，后来更在1921年的一宗谋杀案中裁定罪成。而即使是法兰·仙纳杜拉的首任妻子南希·巴白图的一位表亲，也是一位黑社会领导人物。
另外在1940年代，仙纳杜拉亦曾与芝加哥和迈阿密的黑帮有不寻常的关系，他本人甚至曾被指到古巴和意大利拜会黑手党首领。这些活动经传媒大肆报导后，使大众对仙纳杜拉和黑手党的紧密关系深信不疑，但事实上，现今人们仍未能够证出，仙纳杜拉与黑手党有任何的确实关系，而他本人亦从未因此被起诉过。
不过，有不少例子仍然证明，得罪仙纳杜拉的人是会被报复的。例如有次谐星积奇·梅森（Jackie Mason）在节目中嘲笑法兰·仙纳杜拉后，他的酒店房间未几便被枪手开枪射击，他本人后来更接到死亡恐吓，以及被人殴打。至于在仙纳杜拉生前，FBI曾经对他展开了深入的调查，而有关他的调查文件更多达2,403页 [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但仙纳杜拉仍多次对公众的犯罪指控加以否认。
法兰·仙纳杜拉最先在1939年2月4日在新泽西州迎娶识于微时的南希·巴白图，两人共有三名儿女，分别是南希·仙纳杜拉（1940年6月8日－）、小法兰·仙纳杜拉（1944年1月10日－2016年3月16日）和蒂娜·仙纳杜拉（1948年6月20日－）。虽然法兰·仙纳杜拉对他的妻子不忠，但整体上他还是一位对子女尽责的父亲。在1950年，仙纳杜拉与女星阿娃·嘉娜之恋情公开，他遂和南希·巴白图在同年分居，并在1951年10月29日正式离婚。两人离婚以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联络。
仙纳杜拉在离婚10日后，便在1951年11月7日和阿娃·嘉娜结婚。但由于婚姻的不愉快与及在事业遇上挫折，两人未几却在1953年10月27日分居，并在1957年正式离婚。仙纳杜拉曾考虑与罗兰·比歌（她的丈夫堪富利·保加在1957年逝世）结婚，但两人恋情被揭发后便打消了念头。
在1963年12月8日，小法兰·仙纳杜拉遭匪徒绑架，他的父亲为了儿子的安全，曾一度自愿提出缴付100万赎金。不过，他最后仍成功以240,000元赎金救回儿子，而他的儿子则于12月10日获释。在绑架期间，由于绑匪要求仙纳杜拉全程使用街边的付款电话联络，以致他带了大量的10美分上街，而这日后也成为了他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绑匪最后都被捕落网，而整件事后来更于2003年拍成电视剧集。
在1966年，法兰·仙纳杜拉与女星米亚·花露结婚，米亚·花露时年仅21岁，比仙纳杜拉要年轻达30年，而两人的婚姻关系只维持了短短2年。
在1976年，法兰·仙纳杜拉和芭芭拉·马克思结婚，当时芭芭拉更因此而改信天主教。这段婚姻一直维持到他于1998年逝世，而据了解，芭芭拉·马克思与仙纳杜拉的子女之关系十分恶劣，但芭芭拉在仙纳杜拉临终前，仍曾设法叫他的孩子前来见最后一面（虽然结果是看不到）[11]。
在1990年，为庆祝其75岁生日，法兰·仙纳杜拉作了一次全国巡回演出[12]，并获洛杉矶的歌手协会颁赠“艾拉奖”。而在颁奖仪式上，仙纳杜拉更最后一次和艾拉·费兹洁拉同台合唱[13]。另一方面，前妻阿娃·嘉娜与鼠党成员小森美·戴维斯在1990年去世，再加上老朋友吉尔利·里佐（Jilly Rizzo）于1992年因车祸辞世，对他构成了多重打击。
在1992年11月，CBS发行了一出名《仙纳杜拉》的微型专辑，讲述法兰·仙纳杜拉的一生。该节目由蒂娜·仙纳杜拉和华纳兄弟制作，并得到仙纳杜拉家人的全力协助。而仙纳杜拉则表示，他一直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而非身后看到自己的一生搬上电影银网，因为这样才“不会把事情弄糟”[14]。
在1993年，仙纳杜拉出人意表地回到Capitol唱片，为新唱片《Duets》录音。顾名思义，“Duet”是“二重唱”之意思，而在唱片中，仙纳杜拉收录不少与知名歌手合唱的歌曲。当中，他与波诺合唱的《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一曲更高占Billboard排行榜第2位，而唱片单在美国，销量便达200万张。紧随著《Duets》的发行，仙纳杜拉又于1994年发行《Duets II》。《Duets II》是仙纳杜拉一生人最后一次灌录的唱片，并曾荣登Billboard排行榜的第9位。此外，这套《Duets》系列唱片的所有合作歌手，都是以无偿的形式义务与仙纳杜拉合唱的。
在1995年，为庆祝法兰·仙纳杜拉的80岁生日，当年纽约的帝国大厦特地用灯光照成蓝色[15]，而洛杉矶的神圣大礼堂亦举行了大型的生日庆祝活动，而这也是仙纳杜拉最后一次在电视节目中露面[15]。
仙纳杜拉在人生中的最后阶段因为健康问题，过著了隐居的生活。在1996年11月，仙纳杜拉曾患上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和中风，后在1997年1月又患上了一次心脏病发。最后在1998年5月14日，法兰·仙纳杜拉在另一次心脏病发后逝世，终年82岁，他临终前最后说的话是“我要输了”[16]。在他身后，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贝理雅、歌手艾顿·庄，以至社会各界均对仙纳杜拉之死感到悲痛[17]。
法兰·仙纳杜拉的丧礼于1998年5月20日在比华利山的牧爱堂举行后。随后又在棕榈泉的圣德肋撒天主教堂举行了私人仪式。仙纳杜拉的遗体安葬于圣德肋撒天主教堂以东不远，大教堂市沙漠记念公园内，父母的墓碑旁边。那里是一处秘谧宁静的地方，而且离以他命名的法兰·仙纳杜拉路不远。另外，他的生前好友吉尔利·里佐亦葬于同一坟场。
根据传闻，法兰·仙纳杜拉的遗体穿上了蓝色的服装，而坟墓内的陪葬品除了有一瓶杰克·丹尼尔牌田纳西威士忌外，又有一卷10美分硬币，是其女儿蒂娜特别为纪念当年小法兰·仙纳杜拉被绑架一事而摆放的。另外根据其他传言，他的坟墓还放了一枚Zippo打火机和一包骆驼牌香烟，来代表他与黑帮的关系。至于他的墓碑则刻上了他其中一首金曲的歌名——《The Best Is Yet to Come》（意指“最好的还在后头”）。
法兰·仙纳杜拉的歌唱风格，完全摆脱了其偶像冰·哥罗士比以往的“低音吟唱”（crooning）手法。而仙纳杜拉活跃的年代又正正是麦克风普及的时代，录音技术的改进，正好让歌手有更多发挥空间，发展一种更柔软、个人化和细腻的风格。但准确一点说，这种演变在冰·哥罗士比的年代已见端倪。
仙纳杜拉又曾经认为，自己在哥罗士比的传统风格之上，引入了美声唱法，把哥罗士比的传统风格达至极致，而这是摇滚乐和日后的乐种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两位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对仙纳杜拉甚具启发的歌手要算比莉·霍利戴和梅布尔·默塞尔（Mabel Mercer）。在1940年代的时候，仙纳杜拉常常流连在纽约的歌厅听“戴小姐”的演出，并从中学到在歌曲中流露实在感情的重要性。至于从默塞尔身上，他亦学习到一首歌的“故事性”的重要。对仙纳杜拉而言，一首歌往往是一个3至4分钟的叙述——有时是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伤感、甚而自己的轻松心情。无怪乎艾拉·费兹洁拉曾说到：“与法兰一起的时候，永远就是这小家伙，诉说这个……故事”。有关这类风格的代表作，可以参见Capitol唱片在1958年发行的《Frank Sinatra Sings For Only The Lonely》之中，《Angel Eyes》和《One for My Baby》两首歌曲。
在摇滚乐时代来临前，仙纳杜拉无疑是一位流行歌手。而人们现今一般也会以传统流行音乐和经典流行音乐来形容他的风格。
现时不少人仍然对法兰·仙纳杜拉和艾拉·费兹洁拉是否爵士乐歌手仍存有不少争论。但无疑的是，仙纳杜拉一生中与不少顶尖的爵士乐歌手合作过，亦曾演绎过《大美国歌集》的不少歌曲。虽然他鲜有在歌曲中表现拟声吟唱（scat singing）的风格，但我们亦不能否认他在1953年以后的作品都是受爵士乐风格所影响的，而不少知名爵士乐手，如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等皆以仙纳杜拉为偶像，而莱斯特·杨更曾认为仙纳杜拉是其爵士乐队的理想歌手。相反，仙纳杜拉亦有以不少爵士乐手为偶像，其中包括贝西伯爵（Count Basie）和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等等。无论如何，仙纳杜拉作为爵士乐歌手的身份都是难以否定的[18]。
法兰·仙纳杜拉一生录制了极大量的音乐，并跨越了不同的年代。他最先于1939年为哈利·詹姆士的乐队录制歌曲，此后在1940年代转投哥伦比亚唱片，1950年代又转到Capitol唱片，1960年代往后则转到Reprise唱片，而最后一套唱片《Duets II》更晚至1994年发行。
部分最有名的作品包括：
尽管在摇滚乐时代来临以后，仙纳杜拉仍曾经有三首歌曲成功登上了Billboard排行榜的第一位。该三首歌分别是1955年的《Learnin' the Blues》、1966年的《Strangers in the Night》和1967年的《Somethin' Stupid》。当中《Somethin' Stupid》是和女儿南希合唱的。
在他众多的唱片之中，以1966年发行的《At the Sands with Count Basie》最为有名，在欧美至今仍然是热卖的唱片。该唱片是仙纳杜拉于1966年在拉斯维加斯现场录制的，当时以他为主音，并配以贝西伯爵的乐队在场演奏。其实，不论是在夜总会、赌场、大型场馆还是球场，仙纳杜拉是20世纪之中少有成功的表演者，其表演所展现的催眠力和张力，往往让置身球场的观众恍若在一所舞厅之内。不过可惜的是，有关仙纳杜拉现唱表演的唱片和影片并不多，除了《At the Sands with Count Basie》外，著名的现场作品还有《With Red Norvo Quintet: Live In Australia, 1959》、《Sinatra '57 In Concert》和1962年6月的《Sinatra and Sextet: Live in Paris》。
法兰·仙纳杜拉常被认为是第一位提出概念唱片的人，而他在1955年发行的唱片《In the Wee Small Hours》就是一个经典例子。该唱片中只收录了民谣，并以夜深人静，痛失爱情，孤身一人的感觉为唱片的主调，此外，唱片的封面更以沉郁的设计加以配合。后来，《滚石杂志》在2002年的滚石杂志五百大专辑中将唱片列于第100位[19]。
在翌年发行的唱片《Songs For Swingin' Lovers》，却表现出一种完全迥异的风格。当中展现的嬉皮和爵士风格，完全表露一种充满生气的标准流行音乐节奏。而《滚石杂志》后来亦同样将之列在五百大专辑中的第306位[20]。值得一提的是，《滚石杂志》是摇滚乐人所办的，在列表中展示仙纳杜拉的作品，反映出他的歌曲是跨越两代人的。由此观之，尽管西方在1960年代末曾出现过所谓“两代人的冲突”（conflict of generations），但这并无消减仙纳杜拉在新一代的欢迎程度。
仙纳杜拉其他的重要作品还有1965年的《September of My Years》、1973年的《Ol' Blue Eyes Is Back》和1980年的《Trilogy: Past Present Future》。此外，不少人认为在1981年发行的《She Shot Me Down》是他最后一件大作，而唱片中的歌曲《A Long Night》，更可以与他在哥伦比亚时代录制的同一歌曲作比较。
除了歌唱外，法兰·仙纳杜拉更曾当过指挥的工作，例如，佩姬·李（Peggy Lee）1957年的唱片《The Man I Love》、甸·马田1958年的《Sleep Warm》与施维亚·森丝（Sylvia Syms）1982年的《Syms by Sinatra》，都是由仙纳杜拉所指挥的。在1956年，法兰·仙纳杜拉还曾获委任为交响诗唱片《Frank Sinatra Conducts Tone Poems of Color》作指挥。
自格林美奖在1958年设立以来，仙纳杜拉一共11次得奖，1960年的特别贡献奖、1965年终身成就奖、1979年理事奖、1994年传奇奖。其中，1960年、1965年和1966年取得了三座格林美奖年度专辑奖及三座格林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奖。1996年再获得格林美奖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奖。
另外，自1941年至1966年间，仙纳杜拉曾16次获爵士乐杂志《Down Beat》的读者选举选为年度最佳男歌手，以及自1954年至1959年6度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至于由该杂志举办的歌评人选举中，仙纳杜拉亦分别在1955年和1957年选为年度最佳男歌手。而另一本杂志《花花公子》所举办的投票中，他曾自1957年至1963年，7次成为年度最佳爵士乐男歌手[21]。
在2001年，BBC电台第2台选出仙纳杜拉为“20世纪最伟大歌手”，仙纳杜拉本人亦在1980年荐入大乐队与爵士乐名人堂[22]。法兰·仙纳杜拉得到的奖项还包括了甘迺迪中心荣誉奖（1983年）、总统自由勋章（1985年）和国会荣誉金勋（1997年）等等。
在电影方面，法兰·仙纳杜拉曾3次得到奥斯卡金像奖。除1953年一次是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外，其馀两个分别是在1945年和1971年取得的是奥斯卡荣誉奖和人道精神奖。四次获金球奖，1945年特别奖、1953年金球奖最佳电影男配角、1957年金球奖最佳音乐及喜剧类电影男主角 及1971年金球奖终身成就奖。
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中，一位与黑手党有关系的歌手约翰尼·方坦，就是以辛纳特拉的生活为基础。普佐在1972年写道，当他和辛纳特拉在查森相见时，辛纳特拉“开始大声辱骂”，称普佐为“皮条客”，并威胁要对普佐使用肢体暴力。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在音频评论中说，“很明显，约翰尼·方坦的灵感来自弗兰克·辛纳特拉的一种性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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