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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巴宰语：Pazeh）又称巴则海族或拍宰海族，清代称为“散毛番”，为台湾平埔原住民族之一。原居住在台中盆地，其中以岸里社最为强大。清治时期汉人开垦中台湾后，巴宰族迫迁苗栗县三义乡鲤鱼潭周边与南投县埔里镇爱兰地区，埔里目前仍保有族语巴宰语及传统文化[1]。
巴宰族原本分布于今台中市丰原区、神冈区、后里區附近较靠内陆一带的区域，约略位置是以丰原为中心，北至大甲溪河岸，东到东势角（今东势区），南至潭仔墘（今潭子区），西则到达大肚山山麓的横冈一带。16世纪中，主要部落有岸里社、乌牛栏社、朴仔篱社及阿里史社等四至五个社。[2]
1699年，岸里社曾协助清朝“平定”吞霄社叛乱（吞霄社事件）。康熙54年（1715年），岸里社归附清政府，获得大甲溪以南大片土地。[2]
雍正元年（1723年）岸里社第一任通事张达京，采“割地换水”方式独资兴建下埤圳。所谓的割地换水就是以地权换水权之意，即巴宰族用土地与汉人交换灌溉用水的事件。[3]
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官吏对原住民指派劳役过多，引起原住民群起反抗，发生大甲西社抗清事件，清军利用岸里社“以番制番”，翌年被镇压下来，大肚王国翌年亦告瓦解。事件后中部平埔族势力衰退、岸里社崛起。
在土地、金钱及利益的冲突下，阿穆家族与潘贤文发生冲突。1804年潘贤文率领部分道卡斯族、巴布拉族、巴布萨族、洪雅族、巴宰族人迁至宜兰[2]。1814年发生郭百年事件，埔里原住民势力衰退。1823年，埔里的原住民邵族为求自保，邀请包括巴宰族在内的平埔族群迁入今南投县埔里镇。[4] [5]咸丰年间，台湾总兵吴光亮开山抚番时、在“埔里六社舆图说略”有载：“ …屯番中亦有散毛番者约千馀人…。”其中之“散毛番”乃指巴宰族，而散毛即蓬发之义。
巴宰族人在近年也积极发起正名运动，希望获得官方承认[6][7]。大约20年前巴宰族人苗栗县巴宰族群协会理事长潘英琦的大伯与父亲潘大州即开始复名运动，近几年来潘英琦等族人向中华民国原住民族委员会申请正名列入原住民族群，虽然因为资料不足而未能成功，仍表示不放弃正名的决心。[8]
个别族群身份的认定，基本上可以直接去户籍所在地的户政事务所调阅日治时期所遗交下来的户籍资料，在日治时期户籍誊本上“种族”一栏有登录种族别[9]。“种族”一栏种族别依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闽南人与客家人分别注记为：山地原住民注记为“生”（生蕃）、平地原住民注记为“熟”（为“熟蕃”，指平埔族）、福建祖籍的注记为“福”、广东祖籍的注记为“粤”或“广”[10][11]。
十七世纪荷兰殖民时代以前台湾原住民语言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因此只能用语言学的方法推测早期历史。道卡斯语、巴布萨语、巴布拉语、洪雅语之间的关系较近，彼此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时间可能不到1000年。巴宰语与这些语言的关系比较不清楚。与前四者相比，巴宰语与赛夏语的关系较近。因此巴宰语与赛夏语的共同祖语跟前四者的共同祖语彼此分化的时间又要更早。[4]
对于巴宰语的研究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最初几位研究者是Steere(1873年)、伊能嘉矩(1897年)、小川尚义(1923年)。当时使用巴宰语的人还很多。Steere纪录了词汇表与28个句子。伊能嘉矩纪录了一篇文本与一些词汇。小川尚义纪录的词汇表较长，并且根据他所收集的句子，作出了初步的语法分析。伊能嘉矩与粟野传之丞的《台湾蕃人事情》(1900年)指出巴宰族已汉化，但仍使用巴宰语，并将之划入平埔族。[12] 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研究者包括土田滋(1969年)、费罗礼 Raleigh Ferrell(1970年)、李壬癸(1978年)。这个时候，巴宰语只剩下一些年纪较大的人还记得。土田滋纪录了两篇短的文本、两篇长的文本、及大量词汇。Ferrell纪录了一些基础词汇、对话、及构词型态。李壬癸纪录了一些词汇、一些文本，并做了初步的格记号系统的分析。[13] 2010年5月时，巴宰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列为世界上最濒危的18种语言之一，巴宰语当时在全球只有一位使用者的情况已维持多年。[14][15][16] 对于这样的说法，2010年5月南投县巴宰族文化协会理事长潘文辉说，联合国没有深入调查，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这几年来巴宰族人在专家学者的协助下，现在小孩加大人至少有10多人会说巴宰语，已经不是只有一位耆老会说族语的情况了。[17] 2010年，潘金玉去世，巴宰语消亡。巴宰语目前并无第一语言使用者，但有语言复兴运动。
巴宰语面临最严重的失传问题，最后一位以巴宰语为母语的人士为2010年已故的爱兰地区潘金玉女士，大部份巴宰族人被台湾福佬汉人同化。1914年出生的潘金玉，生前全力投入“巴宰语”的复苏运动。2001年潘金玉协助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李壬癸院士、及日籍学者土田滋编纂成《巴宰语词典》，以及由族人王潘美玉自编小辞典《阿嬷阿都努的巴宰话语》[18]。
2010年5月南投县巴宰族文化协会理事长潘文辉说，这几年来巴宰族人在专家学者的协助下，现在小孩加大人至少有10多人会说巴宰语，已经不是只有一位耆老会说族语的情况了。[17][19] 然而，现今巴宰语已无第一语言使用者。目前南投埔里爱兰教会每星期六上午都有在教授巴宰语[20]。
清代彰化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是：“岸里、扫栜、乌牛栏、阿里史、朴仔离番女绕唇胳皆刺之点，细细黛起，若塑像罗汉髭头，共相称美，又于文身之外，别为一种[21]”，推测在过去有类似泰雅族的纹面文化。
巴宰族唱名为a-yan的歌，使用场合都与神话、历史、传统文化相关，与生活中的娱乐歌曲无关，曲调也会依据场合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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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群属台湾平埔原住民之一，族群外表的最大特征是成年人的身高比一般台湾南岛原住民来的高，约在170cm以上。巴宰族群又可分为巴宰族（Pazih）以及噶哈巫族（Kaxabu）。以地区分类而言，丰原以西为巴宰族，以东五社为噶哈巫族（朴仔篱社则属噶哈巫族）。巴宰族人迁入埔里后，住在乌牛栏台地（爱兰台地）多为巴宰族；居住于眉溪流域旁之眉溪四庄（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仑）则为噶哈巫族。
两族因为族语可互通及文化相近，故依据伊能嘉矩之分类仍把它归为同一族。为了解决噶哈巫族和巴宰族的族名纷争，赖贯一牧师希望以Abuan（阿雾安）这个名称来整合二族。[22] 最后一位以巴宰语为母语的人士为2010年已故的爱兰地区潘金玉女士；眉溪四庄则为已故之潘郡乃先生之后裔潘永历先生及其他噶哈巫长老仍会使用噶哈巫语，甚至仍会唱噶哈巫古调“忆祖之歌”（ayan；爱烟）。
风潮唱片所出的巴宰族音乐〈巴宰族（噶哈巫族）Ayan之歌〉，即是音乐学者吴荣顺从四庄采集得到。[23] 噶哈巫族在埔里俗称“眉溪四庄番”，正因为当地人承袭祖先骁勇善战的精神。日治时期多为义勇军，能与邻近的泰雅族抗衡。故也在埔里流传一句话“四庄正是番”。该族的过年称为“番仔过年”或“姓潘的人过年”为农历十一月十五左右举行。并制作传统食物“阿拉粿”，及举办“牵田”（mahalit）、“抓大鱼”、“走标”（maazazuah）等族群传统活动。
宗教信仰
1870年代长老教会透过医疗传教将基督教带给巴宰族人，成功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其中关键人物为马雅各、必麒麟、潘开山武干（被认为是最早的基督教徒），在乌牛栏社建立埔里爱兰教会（原为乌牛栏礼拜堂），也在丰原大社建立第一间教堂。大湳教堂（由英国长老教会出资）、牛眠山同样建有基督教，多以土砖建造，其屋顶采用瓦片。大社教会，1871年以“耶稣教会”名义开设教会，创办者为马雅各。教堂经过三次改建。第一次为1871年11月建土砖礼拜堂；第二次为1935年，关西大地震后，危建须拆除整修，重新整建第二座木造礼拜堂；第三次为庆祝设教一百周年，兴建第三座礼拜堂。 爱兰教会（乌牛栏教会），1871年以茅屋为礼拜聚会的场所。1873年李庥牧师到爱兰教会建立第一间礼拜堂，同年因为信众甚多，开设大湳、牛眠支会。[24]1880年施大卫牧师监工，完成第二座礼拜堂。 牛眠教会，1873，李豹与潘迦包租房屋开设教会，由李豹为第一任传教师。1906人数增多，兴建第二所礼拜堂。1948二次大战建筑遭破坏，从建第三所礼拜堂。1969年重建教堂，为哥德式建筑。
在巴宰族的现存文化中，可从巫术的传说中得知巴宰族的传统宗教信仰，而在过年祭礼、丧葬仪礼中亦可发现汉族社会的身影。
巴宰族的传统信仰，是以灵魂信仰作为基础，有自己的神祇、祭礼、巫术（katuxu）。现存神祇有最高神番神（apu dadawan）、始祖或番祖（bana kaisi,sabun kaisi）、水神（apu mao）、火神（apu kaiteh）、露水神（apu maikadamul）。仍有供奉这些神祇者，仅限信仰汉族民间信仰的巴宰族人，并将两者合二为一。巴宰族人以使用法术者的善行与恶行，分为白与黑两种巫术，番婆鬼便是他们用来代称使用巫术的女巫。常以法术高强著称。在岁时祭礼上有尝新祭（农历六七月）与牵田、走镖等等。
早期巴宰族人与汉人互动非常密切，汉人的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等风土民情逐渐取代传统祖灵信仰，在大多数巴宰族村落都建有汉族寺庙也会供奉福德正神以及妈祖等神祇。恒吉宫便是在同治十年（1871）由巴宰族多处社民共同捐资兴建而成。而在蜈蚣仑地区，可见番太祖身穿满汉服饰。
改变信仰
巴宰族在迁移自至埔里后，发生了著名的举族改宗信仰基督教。[25]1870年枪枝走火的意外，潘开山武干打猎时枪枝走火受伤，由马雅各治好，痊愈后回族宣扬基督教，成为中部地传教之先驱，让福音初步传入巴宰族。 巴宰族曾经有“官番”之称，为何不是接受汉人民间信仰，而是举族直接改信基督教必有其重要因素。分为三点，[26]首先为长老会议的影响，巴宰族集体改信仰并非是一时一头目之决定，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熏陶，认为基督教可带来实质帮助，最终由头目和长老决定全族改变信仰。再者，医疗的帮助，传教士利用行医的方式来传教，不仅可以消弥族人对外人的敌意，拉近距离，也给予族人实质的帮助可增加信教的说服力。第三点便是族人对于汉人的仇恨已经到了极限，比起汉人对族人的欺压，传教士给族人热心、大爱的正面观感。借由改信基督教对汉人作为意识的抗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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