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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子健，笔名马南邨、邓云特、左海等[2]，男，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国报刊政论家、学者、作家，中共宣传战线重要成员，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后因多次未能领会毛泽东政治部署之意而遭到训斥，并被撤销人民日报社实际职务，文革前夜因政治批判而自杀身亡，1979年被平反。
1912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闽县竹屿村，父邓鸥予为举人出身，民国时期做教师，邓拓是邓家最幼的一个，排行第七。小时候入读省立的新式学堂，1923年入读初中便和傅衣凌同学一起读书、参加社会运动。民国15年（1926年）入省立福州第一中学，北伐军进入福州后，全市高中调整，邓入省立第一师范。民国17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邓拓曾使用邓云特、丁曼公、殷洲、萧斯、鸥子、以及左海、马南邨、吴南星（三人合用）、卜无忌、于道安、向阳生等多个笔名。
1929年夏高中毕业，和朋友一道去上海投考大学，本来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三哥邓叔群建议他投考清华，拿奖学金去美留学，但因为误了考试便投考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兼修英文。193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反帝大联盟"做秘书。1931年春，回到福州准备投考另一所大学，9月转入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系，这年他也成为正式党员参与宣传活动，化名“丁丙根”。1932年12月11日，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送到了苏州反省院。翌年秋，经父亲多方奔走保释出狱，回到福州后和老同学傅衣凌一起在乌石山度过了一段时光。是年冬陈铭枢领导“福建事变”，邓拓受到季步飞邀请在11月2日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联络员；邓拓还参加了陈翰笙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闽变”失败，回到上海在同学李拓之任教的浦东中学宿舍暂住，经大哥邓伯宇的介绍到开封和大哥一家同住，并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认识了经济系主任罗章龙，同时靠教高中英语赚取外快。1925年一二·九运动后，刘子厚把“民先”这个组织发展到了开封，邓拓也参加了这个组织。1937年6月毕业，论文题为《论中国的救荒问题》。并进入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1]。9月，日本军队炸毁了开封火车站，战事延烧到了开封，邓拓和大哥一家去西安。他在路上告别了大哥一家，北上去太原遇到了黄敬，9月25日二人一同前往晋察冀边区。
到了五台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的宣传部工作，和聂荣臻相识。11月7日，晋察冀军区转移至阜平担任《抗敌报》的主笔，该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总编，再后来担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邓拓也担任来访外国学者的英文翻译，并和同在根据地的中国学者交往。1942年整风运动时期，邓拓和董鲁安交往颇多，以文会友。5月和丁一岚正式结婚。1943年1月，邓拓组织燕赵诗社。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适逢审干运动，邓拓也受到政治审查[3]。1946年3月1日到张家口任《北方文化》编委。4月，鲁迅艺术学院迁到张家口，这时的张家口聚集著左翼文化人物。1947年秋任北方局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至1948年冬，邓拓和李葆华一起在涞水县一个村子里搞土改。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进入北京，邓拓也跟随彭真等人加入北京市委，任宣传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过首部《毛泽东选集》的编印工作[4]，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也主编过《前线》，当过北京委文教书记。1950年春曾在北大做土改经济学的演讲。1955年5月，被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聘请，发表过几篇扎实的史学论文。
1954年1月，邓拓和胡绩伟、张春桥等人组成中国新闻代表团到苏联向《真理报》学习，到3月中旬回国。1956年初，邓拓再度访问苏联，目睹苏联解冻改革的热烈氛围。2月底，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公开谴责了斯大林，这时邓拓就在莫斯科。3月，到华沙访问，参加国际共产主义新闻联合会，当选为副主席。这时的波兰也出现了自由化政策，这大大刺激了邓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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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起，中央就提出‘反保守，反冒进’的方针。6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李先念指出毛泽东1955年到1956年的小跃进导致全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讲话，强调了李先念‘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6月20日，邓拓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文章经陆定一修改，刘少奇审阅通过。毛泽东看到文稿后只批了‘不看了’三个字。
7月1日，《人民日报》从四版扩充为八版。《人民日报》内部对‘鸣放’有不同的声音，相比《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其他媒体，《人民日报》较为保守，邓拓认为‘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而这种沉默态度让毛泽东很不满意[5]。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
自4月10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指斥邓拓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4][6]。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邓拓被撤销总编职务，只保留社长名义，总编由吴冷西继任。1957年5月11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用笔名“卜无忌”发表《废弃‘庸人政治’》的社论。这年秋他从西安乘火车沿宝成线到成都游历。
1958年1月，邓拓接到参加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重提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一个时期可以‘搞得快一点、多一点’，但不要提‘反冒进’。对于之前‘不看了’的“6.20”社论，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指出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6.20”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邓拓决定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1958年9月12日，邓拓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接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7]1959年4月9日，以“单文生”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谈‘将才’》。
1960年2月，邓拓在《新建设》杂志上称赞大跃进，并且在《前线》杂志用“于遂安”这个笔名发表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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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南邨”是他1961年3月开始在《北京晚报》副刊写《燕山夜话》专栏用的笔名。同年10月还跟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共用吴南星笔名，写到1964年7月总共六十五篇，其中邓拓写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伟大的空话》。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杂文集。
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进行了尖锐的评判，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篇当中借古讽今对强迫使用农业劳动力和大规模无计划的工程建设提出抗议，他写道“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者的重要意义……《礼记·王制》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我们应当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8]
《燕山夜话》的另一篇则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而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为李三才辩护》当中描述了高级官员李三才，他因为在朝廷上勇敢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被拒绝，这个情节恰巧影射了毛泽东拒绝彭德怀后来写的八万字自辩书。
邓拓以古代直言进谏的学者自诩，称赞的“杂家”（具有非正统观点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屡次举明末的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范例，邓拓写过若干首诗来称许东林党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9]。
1966年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4月16日，《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以三整版的篇幅和通栏黑体大字标题，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邓拓。从这天开始，邓拓停职并被禁足在家[7]。
自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后[10]，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针对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11][12]
伴随批判的升级，家人被迫与其决裂，子女回家不进他的屋子，不想跟他说一句话，也不再叫“爸爸”[7]。当报纸上点名叛徒后，“邓拓作为老党员，很清楚‘叛徒’和‘反党’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定性为‘叛徒’，就永无翻身的可能。”[13]
5月17日，邓拓开始着手写遗书，并告诉夫人，带孩子‘分开一段时间’。在给彭真、刘仁写信时，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14]。
1966年5月18日留下绝笔后在北京家里服安眠药自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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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清晨，丁一岚发现丈夫死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惧。据丁一岚回忆：
| “ | 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16] | ” |
邓拓死后，市委又来人抄家，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邓拓之死也被要求绝对保密，丁一岚甚至只能告诉子女他们的父亲因病住院了。直到两年后，子女们从社会上得知邓拓已死的消息，找母亲证实，丁一岚在请示北京市委后，才敢向子女们说出真相。[14]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开头写道：“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17]
邓拓遗体火化后，为了避免红卫兵抄家抢夺骨灰，丁一岚和邓拓在中科院供职的哥哥商量，把骨灰放在哥哥家中存放。
1979年2月，中共为其平反并恢复名誉。1979年9月6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拓追悼大会，由胡耀邦主持，给予了邓拓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后安葬于八宝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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