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端敬皇后(1639年—1660年9月23日),董鄂氏,亦称董妃、董鄂妃及栋鄂妃等,均译自满洲音,并非汉姓董[注 1]。满洲正白旗人[1]。内大臣鄂硕之女,死后追赠为“孝献端敬皇后”。祖籍在辽宁佟佳江流域。和硕荣亲王之生母,贞妃四服内的族姐[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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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鄂妃的出身有各种争议与见解,其中最为人所接受的有两说,
-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孝献皇后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2]。顺治十三年(1656年)夏旬入宫,八月二十五日[3]被册为“贤妃”,九月二十八日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同年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且颁恩诏大赦天下。这是清朝唯一一次因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
- 另一说则认为董鄂氏原为一位满籍军人[注 3]的夫人,因身为命妇需经常入宫朝见后妃而与福临通奸。这位满籍军人申斥董鄂氏时,被福临打了个耳掴,羞愤致死,抑或是自杀而死。《汤若望传》只称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后有人因《清实录》载,“(顺治十三年七月)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和硕襄亲王薨逝,不忍举行,命八月后择吉日”而提出这位满籍军人即为福临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惟亦有部分学者考证这位满籍军人并非博穆博果尔[5]。实际上并无可靠且直接的史料有关于这位满籍军人即为博穆博果尔的记载[6]。董鄂氏于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1656年10月12日)被拟立为贤妃;九月二十九日被拟立为皇贵妃;十二月初六日(1657年1月20日),福临颁诏[7]”正式册立其为皇贵妃。福临后来说她“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仅为掩饰之词。关于兄纳弟妇,即所谓收继婚本为后金习俗,因受儒家论理影响而不再奉行。顺治初期,贵族尚维持旧俗,不以为恶。例如豪格于顺治五年逝世后,他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改嫁多尔衮。但有学者持不同的见解。
关于董鄂氏在宫廷内的生活,《端敬皇后行状》有详细的记载:
- 她生性孝顺恭敬,知大体,对上谦虚退让,对下宽仁慈爱,不会以自己身份高贵而自矜抬高自己。她无微不至地侍奉皇太后,像子女般察其言观其行。行走在皇太后的身边时都小步疾行,与婢女没有什么差别。皇太后很习惯她在身边侍候,如果不是她侍奉就感到不乐。
- 皇太后有时也会有些不舒服,但是世祖常因有事到南苑及其他地方。因为董鄂氏在皇太后身边,皇太后就如同世祖亲自去看视她般高兴。世祖便少了许多顾虑去处理外务,皇太后对董鄂氏说她侍奉得比皇帝还要殷勤用心。有次顺治帝带著皇太后去泡温泉,董鄂氏因为生病而没有随行,皇太后便对世祖说可否让董鄂氏带病过来陪伴著她。
- 她见到世祖心绪烦乱时曾说:“陛下归且晚,体得无倦耶?”亲自把先前命人准备的膳食奉上。世祖感到饱足后叫她一起用膳时,她说:“陛下原念妾,甚幸!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宠惠乎?”当她得知世祖因有节日庆典而多喝了几杯酒时,就经常教诫随侍的侍者要好好服侍世祖安寝,寝室不要太热。到了夜里,她怕太监会侍奉不周到而亲自到世祖的寝所整夜看护侍奉,等世祖酒劲过去才安心回宫。
- 世祖有时因奏本过多而草草翻阅就搁置一边。她就对顺治帝说:“此讵非几务,陛下遽置之耶?”顺治帝说:“无庸,故事耳。”她就进一步劝谏称祖宗交付给世祖的江山大业至关重要,即便身体劳累,也不能草草了事。世祖就干脆请她一起批阅奏章,她就以妇女不能干涉国政为由推辞。有天,世祖连夜批阅一批将被处决的罪犯案宗时,董鄂氏哭著要他谨慎地省察,在其中找出可宽恕的犯人,有些犯人因而发回重审。世祖时常因各大臣分帮结派之事而不快乐。当她得知后,便曾劝谏他要平心静气地考察,使得大臣都臣服于他。
- 她与顺治帝的保母布母布哩氏等人往来时都很有礼貌,不敢看轻保母,同时亦善待诸位嫔嫱,从没有忌妒争宠之心,曾告诉顺治帝其他妃嫔做得好的地方,当她们犯有过错时则帮著隐瞒,不让世祖知悉。她对于世祖所喜欢的嫔嫱,就像对自己的孩子般特别关照和体恤她,也曾让她们一起品尝可口的食物。她对年长者的称呼为“媪”,同时又视年幼者为“姊”。她曾经在宫中鞠抚王女固伦端敏公主与和硕和顺公主二人,以及安王女和硕柔嘉公主,对她们三人的慈爱不亚于自己所生的子女。当世祖谴责获罪的女侍及宫监时,她必然为他们求情。董鄂氏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赍之物必赏赐他人,故而董鄂氏封为皇贵妃数年间绝无储蓄。
- 董鄂氏的父亲鄂硕病故后,她哭著对安慰她的顺治帝称不敢过分悲哀让他烦恼,而且她的父亲鄂硕天性蠢笨且不懂大道,她能够伺候世祖已经是鄂硕最大的荣耀,之前常忧念他心无所惧而做出不好的事情。又董鄂氏在其兄长过世时正好患病,世祖便没有告诉她此事,怎料她发现哥哥良久没有派遣嫂嫂来向她问安,已大约得知发生了甚么事情。她对世祖称她的哥哥因心高气傲而在外面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不仅影响她的名声,恐怕会让国人都说皇上因为她这样一个微贱的女子而纵容不法之徒。幸好她的哥哥因故去世,她也不必悲伤。
顺治十四年冬旬,昭圣皇太后圣体违和,董鄂氏便废寝忘食地朝夕侍奉,而孝惠章皇后却没有来询问,也没有派人来问安。当董鄂氏闻知世祖以孝惠章皇后有违孝道为由谕令群臣议论废后之事时,长跪且磕头称若世祖废掉皇后,她必然不敢再生存下去。
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日(1657年11月12日),董鄂氏生一子荣亲王,不料其子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1658年2月25日)便夭折。顺治追封这位尚未取名的皇子(甚至打算立他为皇太子)[8]为和硕荣亲王。
孝惠章皇后于顺治十五年病危时,她宫里的侍御因世祖亲自服侍,才得以有些时间休息,而董鄂氏竟五天五夜没有休息,时而为孝惠章皇后诵读史书,或者跟孝惠章皇后谈些家常来解闷。等董鄂氏刚出她的寝宫门时就含泪地说:“上委我候视,倘疾终不痊,奈何?”董鄂氏在同年悼妃薨逝时亦哭著说:“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
顺治十七年春旬,永寿宫有位妃嫔患病,董鄂氏因亲自服侍她而三昼夜没有休息,殷切地帮助她解除忧虑。 同年八月十九日(1660年9月23日)病逝于承乾宫,年仅二十二岁。她的周年礼等祭祀活动在顺治帝命令之下均在承乾宫内进行。
董鄂氏之死对世祖的打击极大,福临“竟至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4]。”八月二十一日(9月25日)董鄂妃被追封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简称“孝献皇后”,福临对此“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9]。福临亲自撰写其《行状》数千字,并命大学士金之俊为她作《别传》,辍朝五日以示哀,用蓝笔批答奏章四个多月[10],甚至再萌剃发出家的念头,经各方人士劝阻才未果。三七(阴历九月初十日,西历10月13日),在景山火化,由茚溪行森[11]秉烛,偈语曰:“出门须审细,不比在家时;火里翻身转,诸佛不能知。”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深夜,福临逝于养心殿。贞妃为其殉葬。康熙二年六月初六日(1663年7月10日),董鄂氏与福临合葬孝陵[12]。根据康熙九年的底档记载,太皇太后布木布泰下令将端敬皇后董鄂氏的一些遗物分派给包衣大臣的妻子等人,将端敬皇后生前穿过的袍、褂、朝裙和便袍总共四十件衣物给予各旗大臣以及包衣大臣的妻子们,靴子三十二双与袜子七十五双则分给了在内务府当差的妇女们作为遗念。端敬皇后的遗物数量较少,而等待分赏的人却十分多,许多人因而没有分到端敬皇后的遗物。太皇太后便把她自己的袍子和靴袜拿出来进行分赏。
清初满洲人有一种用汉姓简称满洲姓氏的习惯,而且可能在官方也这样使用。查看《世祖章皇帝实录(康熙本)》,在顺治十三年八月立贤妃,九月立贤妃为皇贵妃的记录中,“董鄂氏”均写作“董氏”。在后来的乾隆本中,“董氏”则规范成了“董鄂氏”。实际上,参考档案,当时汉文册文里的确写“董氏”,但是同一张纸的满文册文即写作“董鄂氏”。这是当时满汉文资料各行其事的一种表现。
至于将董鄂妃与董小宛误作一人亦因一“董”字,孟森等人已证伪。
董鄂妃和贞妃都是正白旗鲁克素的曾孙女,所以是四服内的族姐妹。家谱:鲁克素生席汉、席尔泰。长子席汉生鄂硕,鄂硕生董鄂妃。次子席尔泰生巴度,巴度生贞妃。另参:《清列朝后妃传稿》。
昭梿《啸亭杂隶》中一条记载:“近日之栋鄂氏,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为金时所迁,处居栋鄂,以地为氏。”
学者证伪的证据包括,《爱新觉罗宗谱》载博穆博果尔之嫡福晋并非董鄂氏,而是博尔济吉特氏;《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一年四月甲子条》载和硕亲王之福晋或夫人并不是命妇,无需入伺后妃;另外也没有史料记载博穆博果尔有侧福晋;清廷在博穆博果尔死后给他以特殊的尊荣,亦能找到其他的亦有说服力的原因;根据董鄂氏之父鄂硕的升迁以及其在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十二日的一次祭礼上竟能排在索尼之前等证据,推论董鄂氏应该在三月之前已经入宫,而此时距离博穆博果尔去世有四个月之久;而博穆博果尔亦有可能死于痘疹。
诏书略引如下:“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日,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愉,逢兹庆典,恩赦特颁。
魏特《汤若望传》。顺治称“和硕荣亲王,朕之第一子也”,亦有立为皇太子之意,见于福临《皇清和硕荣亲王圹志》。
但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已殊违礼数,时顺治之皇后—孝惠章皇后仍在,而嫔妃却先皇后一步得到皇后谥号,已经大大的超越礼制,日后福临所下的罪己诏之中,便有指出此事实属违礼。
按制,皇帝批答奏章例用朱笔,遇皇帝、皇太后大丧改用蓝笔批答二十七日,皇后之丧则无此制。董鄂妃之丧礼有颇多破格之处。
茚溪行森,茚溪为号,行是行辈,森是名。茚溪行森(1614年—1677年)字兹翁,博罗人,俗姓黎,廿七岁时出家。其亦在景山寿皇殿前主持了顺治大丧百日的火化仪式。
清孝陵地宫内是火葬骨罐而非梓宫。自古传说无陪葬品,所以待三百年后,孙殿英等军阀肆行盗墓,东西陵惟有孝陵得幸免于难。
- 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01期。
- 1664年,杨光先上书《请诛邪教疏》,控告洋人汤若望凭西历计算的荣亲王下葬的日子为凶日,导致董鄂妃不久也死亡,挑起清初“历狱”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