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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僧人,人生佛教創始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释太虚(1890年1月8日—1947年3月17日),俗名吕淦森、沛林,法名唯心,法字太虚,别号昧庵,以字行,出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籍贯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市),著名佛教僧人、思想家,一生倡导佛教革命,致力佛教事业,自谓:“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萨瑜伽戒本》。”是印顺法师、东初法师、大勇法师、慈航法师的入门师父,被推崇为人间佛教的创始人,受到佛教后学们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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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1月8日,太虚出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的一个木工家庭,二岁丧父,五岁时母亲改嫁,他由外祖母养育照顾,二舅张子纲设蒙塾于庵,他从学读书识字,学名沛林。初上学时,由于体弱多病,时常中辍,故有强记善忘情形。到了八岁,二舅教导四书与今古奇观等书,理解力开始萌发增长。[5]
1904年5月,离开长安镇,在吴江县平望小九华寺随士达法师剃度出家,临济宗法名“唯心”,后由师祖奘年法师立表字“太虚”。12月,随奘年于曹洞宗宁波天童寺受戒,得戒师敬安法师,尊证师道阶法师。在传戒过程中,由于太虚大师记忆力超群,短时间内将各种戒本背得烂熟,答问如流,众戒师“咸以法器相许”。太虚受戒时,寄禅法师(八指头陀)也特意嘱咐奘年法师,要加意维护太虚,勉其为佛门龙象,并介绍他到水月法师处学习。随后几年,在敬安法师、歧昌法师、道阶法师等高僧的教导下,太虚大师学习了经论包括:《法华经》、《楞严经》等,同时也翻阅《指月录》、《高僧传》、《凤洲纲鉴》等,将禅录中话头默自参究。
1907年,听道阶师讲《楞严经》,阅《楞严蒙钞》、《楞严宗通》,暇时受《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于教义略植初基。后太虚大师前往慈溪西方寺阅大藏经,阅《大般若经》有悟。1908年,在僧人华山的影响下,太虚大师阅读了不少改良派、革命派著作,包括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弟子书》等。同年夏天,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开始与革命党人来往。又赴七塔寺听谛闲法师讲《天台四教仪集注》。1909年,到南京就读于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并跟随苏曼殊学习英文。
1910年,应栖云邀请前往广州,于寺院狮子林设佛学精舍讲学,后任双溪寺住持,期间阅读了托尔斯泰、巴枯宁、马克思等人的译著,结交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人。1911年,他担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与朱执信相识,不时与革命党人秘密集会。4月,同盟会黄花岗起义爆发,旋即失败,太虚大师作诗〈吊黄花岗〉,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后被官方察觉,派兵围捕,太虚大师避居《平民报》报馆。[5]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太虚大师随后在南京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于毗庐寺设立筹备处。在社会党成员的引荐下,孙中山在总统府接见了太虚大师,并托其秘书马君武与之详谈。太虚大师详细阐述了佛教改革、筹备协进会的情况,得到马君武的赞可。
此时,杨仁山也来到南京,他准备上书教育部,要求将金山寺改办成僧学堂以造就僧才。在与太虚大师商议后,决定同往镇江,联合众人,召开协进会的成立大会,共图改革大业。1912年1月,太虚大师等人抵达金山寺,他们拜访了方丈青权、知客霜亭等,讨论协进会事宜。由于改革佛教的主张,触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且杨仁山与这些人早有宿怨,但青权等人碍于革命风潮、太虚大师等人多势众,协进会还是在金山召开。
当时与会者僧众有二三百人,各界来宾有三四百,其中以社会党人为多,太虚大师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讲明设会宗旨,宣读会章,接着杨仁山发言,他指责传统的剃度制、子孙住持制,认为其压制有识僧人的成长,要求予以废除。扬州僧人寂山随即登台演说,批驳杨仁山无端冒犯祖制,胡作非为。杨仁山听罢,怒火中烧,再次登台,力数扬州、镇江诸山长老昏庸无能、专谋私利。杨仁山的发言,受到了来宾的欢迎,他趁机提出,要以金山寺开办佛教学堂,全部寺产充作办学经费,方丈青权表示无法忍受,寂山高声呼打,但由于社会党人压阵,甚至有人用手杖击打寂山头颅,青权等人最后只好忍耐表面接受。太虚大师对混乱的会场,自觉不妥,随后宣布散会。
当晚,杨仁山带领二十多个同学接管金山寺。太虚大师将镇江诸事务交付杨仁山住持,自己回到南京。几天后,霜亭带领几十个人趁夜进入佛协会,将杨仁山等人打成重伤。在舆论的谴责下,青权、霜亭等人被判刑,但随后因为政府大赦,青权等人又回到金山寺,重新担任住持。从此他佛教革命名声便广为流传。
1913年,他在寄禅的追悼会上,提出教理、教产、教制三大革命,并计划组织‘佛教弘誓会’。1914年至1916年间,太虚大师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于锡龄禅院,由印光大师为其封关。他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日有常课,并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翌年春,他开始精研《三论玄疏》,而以《百论疏》用功尤多。
出关后,太虚大师赴日本、台湾和东南亚考察当地佛教。1918年,回国后鼓吹佛教革新,他和陈立元、章太炎创立觉社,主编《觉社丛书》,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发起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的僧团制度,翌年改名《海潮音》月刊。1920年,太虚大师前往武汉讲解心经,受到当地僧众拥戴,成立汉口佛教会。1921年,住持杭州净慈寺,后因受到非议,年底再次前往武汉,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之聘,讲解哲学和因明学。1922年,任武昌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建世界佛教联合会,任会长。1928年,出访欧洲,传播佛教教义。[5]
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东南亚各地组织当地华侨募捐,支持抗战。1943年,和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人成立宗教联谊会。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因脑溢血圆寂,葬于浙江奉化雪窦山。太虚大师遗体火化后留下三百多颗舍利子,而且心脏久焚不化,最后烧成一颗硕大的金刚舍利。他所提倡的“人生佛教”理念对佛教界影响极大,与印光、虚云、弘一三位大师并称为民初四大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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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在《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一文中,自述:
余初从八指头陀参禅及依水月禅师诵持楞严、法华等,亦从道阶法师、杨仁老、谛闲法师等,究天台、贤首教义及相宗八要、唯识心要诸书。与圆瑛、云泉、静观、昱山等为友。然于佛法之悟入,乃在慈溪西方寺之阅大般若经。由此以融照禅、净、台、贤,及华严、法华、楞严、涅槃,与起信、中观、大智度、十住毗婆娑等论,皆灿若心影了无疑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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