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田国小学生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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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国小学生命案(韩语:대전 초등학생 살해 사건)是一宗发生在韩国大田广域市西区官岐洞一所国小内的儿童杀人案,当地时间2025年2月10日,一名患有忧郁症的40多岁女教师杀害了一名就读该校、年仅8岁的国小学生金荷娜(김하늘金하늘 Kim Haneul),造成该学生死亡[1]

事实速览 大田国小学生命案, 原文名 ...
大田国小学生命案
原文名대전 초등학생 살해 사건
国家/地区 韩国大田广域市
位置西区官岐洞大田仙游国小
日期2025年2月10日
下午05:50
类型多次刺击谋杀
武器
受伤1 (凶嫌; 谋杀式自杀未遂)
受害者金荷娜
主谋课后照顾老师(明某氏)
受害人资讯
出生金荷娜
2017年 (2017)
 韩国大田广域市
逝世2025年2月10日(2025岁—02—10)(7—8岁)
 韩国大田广域市西区
死因多处刺伤
职业学生
关闭

案发经过

2025年2月10日,金荷娜下课后待在课后照顾班直到下午04:40,但后来却没有搭上原本固定乘坐的美术补习班接送车。学校老师得知此事后,开始寻找金荷娜,然而最终仍未能找到,于是通知了她的父母。接到消息后,受害者的母亲于下午05:15左右向警方报案,表示女儿在课后照顾班结束后便失去联系。警方接获报案后,于下午05:23赶赴现场并展开搜索。[2]

警方在取得家属同意后,对金荷娜的手机进行定位追踪,确认她仍然在校园内。透过定位得知她的位置后,警方与金河娜的奶奶一起前往2楼的课后照顾班。奶奶拿著手电筒在课后照顾班旁的视听教室内搜寻时,发现一名脸上沾有血迹的40多岁女老师明某氏,以及放在附近的金荷娜的书包。当奶奶离开视听教室想通知警方及家人时,明某氏立即反锁了教室门。警方在接获奶奶的通知后,强行破门进入,发现金荷娜与明某氏倒在血泊中。[3]

现场发现了一把疑似作案用的刀,警方立即将其扣押。金荷娜因肩部与手部受伤,并陷入昏迷心跳停止状态,随即被送往建阳大学医院抢救。明某氏则颈部与手臂受伤,但仍有意识。据悉,当天下午05:50,学校内部也曾通报2楼视听教室内有人受困。

家属表示,他们透过受害者手机内安装的APP,听到了案发当时的部分声音。他们表示,一名年长女性的粗重喘息声、翻找抽屉的声音、以及金荷娜手机的震动声持续响了一个多小时。[4]

下午06:35左右,金荷娜最终在医院伤重不治。与她一起被发现的明某氏虽因自残导致颈部重伤,但并未有生命危险,随即接受紧急手术。在下午09:00手术前,明某氏承认自己杀害了金荷娜。[5]

由于金荷娜最后出现在课后照顾班,社会上曾一度猜测明某氏是课后照顾班的专职老师,但警方澄清,明某氏并非临时约聘、外部讲师或教育行政人员[6],而是学校的正式老师,且并非受害者的班导师。[7]

明某氏长期受忧郁症困扰,因此时常请病假与留职停薪,直到2024年12月才回到学校任教。然而,案发4天前,她曾经对关心她的同事动粗,甚至扭伤对方手臂并掐住脖子[8]。因此,学校曾建议她再次休假,但教育局以不符合相关规定为由未予批准。[9][10]据调查,明某氏在案发当天购买了凶器,并以“要送书给金荷娜”为由,将她引诱至视听教室后行凶。[11]

晚间10点,校长紧急下令隔天临时停课。[12]

2月11日,大田广域市警察厅表示,法院已对明某核发逮捕令及搜索扣押令。[13]

女孩的告别式于建阳大学医院的灵堂举行,随后她的遗体火化,并于2025年2月14日将骨灰安葬在大田追悼公园。她的父母、亲属、学校老师以及许多哀悼者皆出席了告别式。[14][15]

调查

教育厅

2月11日上午11点,大田广域市教育厅召开案件记者会。部分媒体曾报导嫌犯有思觉失调症病史,但简报中未提及此事。会中说明,嫌犯在休职3周后复职,且与家属证词及警方确认结果不同,休职前她并非二年三班的班导师,而是如先前媒体报导的科任老师。此外,事发前5天,她因无法登入NEIS教育行政系统而砸毁电脑。[16]

关于2月6日嫌犯与同事发生肢体冲突,强行扭伤对方手臂一事,学校教务主任曾对她做出警告处分,当天教育局也派出两名督学前往学校调查。教育厅进一步澄清,部分媒体报导指称当局驳回其休职申请并不属实,但后续又有媒体报导称,当局并非驳回,而是直接通知她无法休职。[17]

此外,教育厅宣布将2月11日至14日订为哀悼期,并延长停课时间。

当记者提及嫌犯曾对同事施暴、扭伤手臂的事件时,教育厅试图淡化,仅以“小冲突”来形容此事。此外,教育厅在说明案件时,未能明确掌握受害学生于当天下午4点30分放学后的行踪,并表示:“学校理应是安全的场所”、“各校的课后照顾班下课方式不尽相同”,此发言引发争议。[18]

依规定,学生应由家长或授权人亲自接送,但受害学生在案发时段独自留在课后照顾班。当日,负责接送的美术班接驳司机发现孩子未上车,联系课后照顾老师,该老师则让她从二楼自行离开,但之后的行踪完全不明。

此外,在人事管理方面,教育厅的应对也出现问题,难辞其咎。

警方

2月11日下午2点,大田西部警察局召开第一场记者会。警方表示,嫌犯在休职期间曾考虑轻生,但在去年底突然复职,然而复职仅3天便感到焦躁不耐。后来,她指称某人甚至阻止她参与课堂教学,让她极为愤怒,因此开始计画犯案。警方推测犯案时间约在下午4点30分至5点之间,作案工具是一把长约28公分的刀,她在午休时间谎称要上厕所,实际上是擅自外出至附近商店购买的。[19]

嫌犯供称,她决定锁定最后一个离开的孩子,并不在意对方是谁。她谎称“要给一本书”,将受害者引诱至多媒体教室,先勒住脖子,再持刀刺杀。

根据大田市教育局说法,西部教育局负责国小的督学在案发前一天上午,接获学校通报A某出现暴力行为,随即到校调查,并建议学校将其隔离处理。然而,督学离开后,不到数小时便发生了这起命案。

大田西部警察局局长陆锺明在记者会上表示,警方已先申请逮捕令,以确保嫌犯不会逃亡,并将进一步展开搜索,以厘清详细犯案动机。[20]

此外,警方计画召开“嫌犯身份公开审查委员会”,讨论是否对外公开A某的个人资讯。

政界反应

国民力量

2月12日,目前仍遭羁押服刑的南韩总统尹锡悦透过律师表示:“学校应该是孩子们能够安全玩耍的地方,却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件,令人感到无比悲痛与遗憾。”并补充:“对于这位不幸离世的孩子,我深深哀悼,也向她的家属致上诚挚的慰问。”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竭尽全力协助受害者家属,并制定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的对策。”[21]

国民力量党团则于2月11日发表声明:“我们对这名无辜的孩童不幸罹难感到万分哀痛,并向其家属致上诚挚的慰问。”该党承诺:“将彻查案件,并积极制定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对策。”[22]

国民力量党团应急对策委员长权宁世取消原定下午4点30分出席韩国女性企业家协会会长交接典礼的行程,改为前往大田建阳大学医院灵堂吊唁。[23]

共同民主党

2月11日,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呼吁彻查案件,并表示:“学校应该是孩子们最安全的庇护所,如今却发生如此残忍的悲剧,社会震惊不已。”同时强调:“检警等执法机关应牢记,这起案件事关人民对学校的信任。”该党也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深切哀悼。[24]

案发地所在的大田广域市西区区长徐喆模于2月11日在脸书发文:“为了避免此类悲剧重演,西区厅将与相关机构紧密合作,全力打造更安全的环境。”[25]

党魁李在明于2月11日发表声明:“对这起令人心碎的大田小学生命案,我深表哀悼,并敦促警方彻底调查,查明真相。”他同时要求党内检讨相关制度缺失,研拟应对方案。2月12日,他亲自前往灵堂致意。[26]

国会议长禹元植于2月11日在脸书表示:“学校应该是所有场所中最能保障学生安全的地方,但如今却发生这样的惨剧,让全国人民都感到无比震惊。”[27]

大田市西区甲选区的国会议员张锺泰也透过脸书发表感言:“对于这个未能受到世界保护的孩子,我深感愧疚。”并向遗属致上慰问。[28]

其他

2月11日,南韩代理总统崔相穆指示教育部及相关机构进行彻底调查,并制定防范机制。[29]他表示:“学校应是最安全的场所,因此这起案件更加令人痛心。”当天,他向遇害者家属表达慰问,并于翌日(2月12日)亲自前往大田吊唁。[30]

2月11日,南韩国会教育委员会宣布,将于2月18日针对大田小学生命案召开紧急质询,深入讨论事件真相与责任归属。[31]

2月12日,改革新党三名国会议员亲自前往灵堂吊唁。该党发言人表示:“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导致一条无辜的生命消逝,我们深感哀痛。我们承诺,将依照受害者家属的诉求,透过法律与制度改革,防止第二、第三个受害者出现。”[32]

后续反应

社会

金荷娜的遇害事件引发了南韩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消息曝光后震惊全国。南韩社会普遍对这起残忍且毫无预警的杀人案件感到悲痛与愤怒。在大田市,当地居民自发性地前往学校门口献上菊花、玩偶与糖果,以悼念这位无辜丧命的小女孩。一名50岁的父亲表示,他的两个儿子也就读于金荷娜的学校,得知此事后,他对金荷娜的父母深感同情,并对这起悲剧感到震惊与愤怒。另一名37岁的母亲则表示,她的儿子也就读于该校,事件发生后,孩子变得十分害怕,担心类似的事件会再次发生。整体而言,许多家长对这起案件感到不安,并质疑学校的安全措施,担忧校方是否能真正保障学生在校内的安全。[33]

这场悲剧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校园安全、教师心理健康监测,以及教育体系是否能有效预防校园暴力的讨论。同时,政府的课后安亲班安全管理问题也受到外界批评。[34][35]

在南韩,许多双薪家庭的家长对于校园安全问题感到焦虑。这起命案让人们意识到,即使在学校这样理应安全的场所,孩子仍可能面临无法预测的危险。案件也让家长开始质疑,校方是否有落实学生放学后的管理机制,以及是否能确保孩子安全回家。[36]

梨花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郑益中(Chung Ick-joong)表示,由于缺乏明确且详细的法规来规范学生放学后的安全管理,导致学校与家长之间的监管出现漏洞,让孩子的安全受到威胁。[37]

这起案件发生后,南韩家长对儿童安全防护措施的需求激增,儿童安全应用程式下载量与新用户数大幅上升70倍,显示家长对孩子的安全问题更加警觉。[38]

此外,南韩女团IVE也向金荷娜的灵堂献上花圈,[39]并附上受害者曾表示想要作为生日礼物的照片小卡,[40]以表达哀悼之意。[41]据金荷娜的父亲表示,金荷娜是IVE的忠实粉丝,[42]最喜欢的成员是张员瑛[43]她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像张员瑛一样的歌手。[44][45]金荷娜的父亲在访谈中提到,“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张员瑛能来看看我女儿的灵堂”,但他也明白对方行程繁忙,可能无法前来。这番话在社群媒体上迅速引发热议,许多粉丝涌入张员瑛的社群帐号留言,希望她能够出席丧礼。然而,也有部分网友认为不应强迫张员瑛参加丧礼,但仍对金荷娜的离世感到哀痛。[46]

大田韩亚市民足球俱乐部的总教练黄善洪与球团代表金元泽也亲自前往灵堂吊唁。[47]黄善洪特别表示:“希望(受害者)能在美好的地方安息。”并补充说,球团将积极参与悼念活动,让球员们一同表达哀思。[48]

水原三星蓝翼FC首尔光州FC浦项制铁大邱FCK联赛多支球队的球迷与应援团也纷纷送上挽联与花圈,共同悼念逝去的生命。[49][50]

家属

在女儿过世的隔天,38岁的金荷娜父亲接受媒体访问时,表达了对女儿的懊悔与自责。他难过地说,如果当天他和妻子没有让金荷娜去补习班,她或许还活著,这个念头让他无法释怀。[51]

金荷娜的父亲形容她是个贴心又懂事的孩子,不仅经常鼓励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弟,在学校也个性开朗、与同学相处融洽。他对学校的处理方式感到非常失望,认为校方没有尽到责任确保女儿安全离校,更没有妥善监控该名涉案教师的精神状况,才导致这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发生。[52]

此外,金荷娜的父亲强烈要求,希望当局能够对凶手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替女儿讨回公道。他也呼吁政府与相关单位制定更完善的法规,确保学校能够有效监管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他强调:“学校应该是孩子最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让家长担惊受怕的环境。”[53]

专家

多位法律与精神医学专家针对本案发表看法,分析凶嫌的心理状态与犯罪动机。犯罪科学研究所所长表苍园认为,嫌犯展现出强烈的攻击性与暴力倾向,并刻意挑选年幼且毫无反抗能力的受害者作为目标,这与加害者过往的行为特征相符。顺天乡大学警察行政学教授吴允成(Oh Yoon-seong)则表示,这起案件更可能是预谋杀人,因为嫌犯事先购买凶器,并以谎言诱骗金荷娜进入视听教室,显示她早有计画,并非一时冲动行凶。[54]

韩国大学安岩医院(Korea University Anam Hospital)精神科教授李勋仲(Lee Hun-jung)指出,忧郁症患者通常不会出现攻击性行为,因此忧郁症不太可能是这起案件的主因。韩国精神健康学会(Korean Society of Mental Health)会长、加蓝精神健康诊所(Garam Mental Health Clinic)院长金东旭(Kim Dong-wook)也表示,无论是思觉失调症或忧郁症患者,除非面临自卫情境,否则不会主动攻击他人,因此凶手的行为与忧郁症无直接关联。[55]

又石大学警察行政学系教授裴相勋(Bae Sang-hoon)进一步分析,这起案件并非单纯由心理疾病引发,更可能属于“权力支配型谋杀”(power-assertive murder),即加害者刻意挑选弱势受害者,来展现自身的掌控力与优越感。他强调,嫌犯事先准备凶器并诱骗受害者,显示她的行为是有计画性的,不应单纯归咎于心理疾病。[56]

庆熙大学医学院(Kyung Hee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精神科教授白锺宇(Paik Jong-woo)对当局未能及时介入感到遗憾。他指出,嫌犯过去就曾展现暴力倾向,若当时学校或相关单位能够安排专业精神科医师评估她的心理状况,或许有机会防止这起悲剧发生。[57]

争议

2月12日,受害者的父亲感叹,无论是执政党在野党的党主席,甚至是警方、检察官,都没有人前来吊唁。然而,问题在于,对负责的警察而言,吊唁并非必要程序;而且,根据当时的采访时间点,案件甚至尚未移送检察机关,更别说开始对加害者进行正式侦讯,因此负责的检察官也尚未指派。

尤其是对于张员瑛,父亲特别表示:“虽然你很忙,但如果真的可以的话,请来看看天儿吧。”[58]事实上,IVE方面在前一天(2月11日)已经送上花圈表达哀悼之意,但受害者父亲并未就此作罢,反而进一步公开请求张员瑛亲自前来吊唁。[59]

针对这场争议,父亲在12日的葬礼上表示:“我只是请求天儿生前最喜欢的IVE张员瑛来见她最后一面,这真的不是强迫,而只是单纯的请求。作为父亲,我只是希望现在已经化作星星的天儿,能够见到她生前最喜欢、最想见的员瑛。但现在媒体却用‘强迫与否的争论’这样的标题来报导,让我真的更加难受。”[60]针对向执政党、在野党领袖及警方、检方人士发出的吊唁请求,父亲则未再进一步表态。

然而,在整个社会关注此案的情况下,受害者父亲并未透过正式管道私下联系IVE经纪公司,而是以公开情绪性的方式请求,这确实可能让IVE及张员瑛本人感到某种程度的压力,甚至被视为一种变相的“强迫”。尤其是父亲还公开表示“天儿的梦想就是张员瑛”,这让张员瑛若不前往吊唁,恐怕会承受极大的心理与社会压力。事实上,因为受害者父亲的公开请求,一些不理智的网友蜂拥至张员瑛的社群媒体,强迫她进行追悼与吊唁。[61]

同时,也有许多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担忧。有人认为,这种过度强调艺人的“公众人物责任论”,可能导致艺人被赋予过重的道德责任,甚至让艺人的行程被各种吊唁活动填满。此外,艺人的哀悼若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因舆论压力被迫参与,可能会让整个追悼仪式变得形式化、失去其真正的意义。[62]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次张员瑛的吊唁成为“先例”,未来当类似案件发生时,艺人们是否都要被迫前往吊唁?这恐怕会形成一种不良风气。

对此,天下蓝改革新党的国会党团代表表示:“小孩子可能会对死亡产生幻想,因此虽然有些僭越,但我认为张员瑛不去吊唁才是比较恰当的选择。”[63]他也呼吁外界应该避免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过度批评。此外,对于近年来以罹难儿童命名的各种法案,他指出:“即使这些法案可能引发很多问题,国会还是因为不想被批评为‘忽视遗属痛苦’,最终选择在朝野合作下迅速通过。但这一次,我认为不应该再用‘天儿法’这样的名称来立法。”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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