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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1901年8月17日—1936年2月28日),字蔓伯(也作蔓白),曾用名“劳侠”等,湖南省益阳市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夏早年就读于益阳县立龙洲高等小学,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结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参加救国十人团,参与发动社会各界抵制日货斗争。同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第一批党员之一。1924年,夏曦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联俄容共),参与筹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夏,与郭亮等人参加北伐,出任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
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其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王明等人接近,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28年,夏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1年3月,夏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1932年1月下旬,在洪湖苏区召开了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开始的两天里,万涛、潘家辰等70多人发言批评了夏曦领导湘鄂西中央分局以来半年多的工作[1],但王明中央支持夏曦,派尉士筠、关向应到会传达中央指示[2],把万涛、潘家辰等干部对夏曦的批评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等等[3];潘家辰气得当场晕倒[4][5]。临时省委的杨光华、崔琪和彭之玉等负责人作了拥护中央指示和支持夏曦的发言。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批评夏曦;一部分人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至此大会就接受了夏曦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结论,除肯定中央分局成立以来的政策是“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所取得的成绩,还指责万涛、潘家辰等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一部分人是“阶级敌人”等等[6],继而被逮捕[7]。中共中央曾通知夏曦“潘家辰同志的问题交由中央处理”,但夏曦拒不执行[8]。1932年4月,夏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
1932年8月,夏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著名创始人,有着杰出才能的领导人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还有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掉红9师政委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
夏曦在位前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有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3军政委万涛,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红7师师长王一鸣、叶光吉,红7师政委朱勉之、盛联均,红9师政委宋盘铭、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
1934年6月,他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承认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0月红三军与任弼时红六军团会师后,他对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不久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1936年2月28日,在毕节渡河时夏曦因身体疲倦而失足落水;因杀人过多,身边的红军对其恨之入骨,对其落水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夏曦因而失救溺毙[9]。
另一说1936年2月下旬,夏曦为做收编土匪和保安队部队的工作,带了两名警卫员来到收编部队驻地,离毕节城几十里的野马川。被收编部队中以席大明为首的土匪继续与其交战。夏在中了埋伏被迫转道而返时,被河挡住去路。因夏曦不会游泳,一个警卫员就背着他过河。当行至河中,警卫员跌倒,两人均被卷入激流之中。军团保卫局根据另一名回来的警卫员报告,派出多个警卫员救援,最后将夏的遗体找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