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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或Gaius Cornelius Tacitus，也译作塔吉突士，55年？—117年？），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历史》和《编年史》等等，从14年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继位，一直写到96年图密善逝世（现存有残缺）。
塔西佗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他生活时代的材料和资讯，但很少有他个人生活的记载，甚至他的名字都不清楚，可能叫普布利乌斯也可能叫盖伊乌斯，对他生平的了解只是从他作品中偶尔透露的少量信息、他的朋友的书信以及小普林尼对他的赞誉、和一些碑文中整理出来的。
塔西佗生于56年或57年，出生于外省一个罗马骑士家庭，可能是意大利北部或西班牙，在有些信件中他的名字叫斯道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另一些作品中叫盖伊乌斯，但在他主要的作品中都叫作普布利乌斯。（还有的学者认为他叫撒克斯佗斯，但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从他在政界被提升的经历看，他的家族可能属于索尔奈利乌斯家族的旁支，但所有索尔奈利乌斯家族的人都没有姓塔西佗的，古老的家族在罗马共和国的争战中基本都被消灭了，塔西佗认为自己的家族属于和弗拉维王朝的皇帝们同一血统，他的家族是否为自由人的后代还很成问题，因为许多罗马元老和骑士都并不是自由人的后代。
他的父亲可能是索尔奈利乌斯·塔西佗，这位塔西佗曾经是日耳曼尼亚的地方官，他的一个儿子曾经被老普林尼引用作为生长和成熟迅速，过早死亡的畸形的例子。这个儿子当然不会是历史学家塔西佗，但塔西佗很可能是他的兄弟或侄子。由于塔西佗和小普林尼之间的友谊，说明这两个家族可能地位比较相当，都是外省比较富裕的家庭。
塔西佗家族的具体来源不太清楚，塔西佗和来自高卢西南的纳尔榜南西斯省的执政官格奈乌斯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的女儿结婚，这意味着他的家族可能也是来自纳尔榜南西斯省。塔西佗的作品《对话集》是注明“献给法比乌斯·尤斯佗斯”的，而法比乌斯·尤斯佗斯是来自西班牙的，这意味着塔西佗可能和西班牙也有关系。他和来自意大利北部普林尼家族的密切关系，说明他也有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可能。所有这些信息都并不能确切说明塔西佗的出生地。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普林尼家族的朋友们熟悉塔西佗，普林尼的书信中也没有任何说明他们来自同一省的蛛丝马迹。但有一封信明确地说有人问塔西佗是意大利人还是外省人，还同时问他是塔西佗还是普林尼，但回答是含混的，既然普林尼是意大利人，塔西佗很可能是外省人，非常可能是纳尔榜南西斯省人。
塔西佗善于雄辩，并且同情对抗罗马法律的蛮族人，再加上他的出生地，也很有可能塔西佗是凯尔特人的后代，凯尔特人在罗马人到来之前一直占据着高卢，并以善于雄辩而闻名。
塔西佗年轻时为了将来从事政治或法律事业，曾在罗马学习修辞学，和普林尼一样可能是师从著名的修辞学家昆体良。在77年或78年，他和朱利娅·阿格里科拉结婚，他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记载，只是可能他喜好游猎和户外活动。他从事政治生涯可能是在弗莱维尼斯王朝第一个皇帝维斯帕先时代开始，成为元老；到了提图斯皇帝时代大约在81年或82年他成为财政官；此后在政界他一路顺风，公元88年成为行政长官，同时是一个负责预言书和世俗运动会的类似教士团组织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一个出名的律师和雄辩家，有趣的是他的公开演说才能和他的姓很不相称，“塔西佗”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静默”。
从大约89年到93年，他在外省工作，也许是指挥一个罗马军团，也许是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不过这些年的工作很令他反感，并使他产生强烈的反对独裁暴君的情绪，这些情绪一直贯穿在他的著作中。在公元97年，皇帝涅尔瓦在位期间，他被选为执政官。在此期间，由于他在拒绝担任皇帝的前日耳曼总督维基尼乌斯·鲁富斯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他作为演说家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第二年，他写作了《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后来他就从政坛中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公元100年，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他和小普林尼一起揭发非洲总督马里乌斯·普里斯库斯腐化，普里斯库斯被证实有罪，几天后普林尼写到塔西佗“运用了他全部的雄辩才能”。
在后来他脱离政坛的一段时间内，他写了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历史》和《编年史》。根据在土耳其发现的碑文记载，112年或113年，他担任了罗马帝国亚细亚省总督。《编年史》中记载116年他的生命“到此结束”，但可能他到125年才去世。他是否有孩子是一个未知数。《奥古斯都历史》记载后来275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塔西佗是他的后代，但《奥古斯都历史》一书中有许多虚假的地方，因此可能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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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塔西佗只有5部作品的大部分片段存留下来，成书年代只是估计：
- 《阿格里科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
- 《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
- 《对话集》（Dialogus de Oratoribus）
- 《历史》（Historiae）
- 《编年史》（Ab excessu divi Augusti）
《历史》只留存下五卷，第五卷只保留下26章，全书可能有12卷或14卷。保留下来的部分从公元69年选举皇帝加尔巴去世开始，到70年，第五部有一部分写到犹太人起义，是当时罗马人如何看待犹太人的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这部书可能应该写到96年9月18日弗莱维尼斯王朝结束。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的作品，从14年奥古斯都去世写起，可能应该到68年6月尼禄去世，和《历史》衔接上，应该有16卷，但目前第7到第10卷已经不存在，第5、6、11、16各卷也有缺失。第16卷只保存到66年，后半卷缺失。奥古斯都以前的历史是否塔西佗另有专著也不得而知。
《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人种学的著作，描述了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民族的情况，开始27章他们一般的法律、风俗、地理情况，接下来从最接近罗马帝国的部落起，分部落介绍到波罗的海沿岸。他特别描述了日耳曼部落的淳朴道德和原始的陋习。
《阿格里科拉传》（又译作《阿古利可拉传》）写的是他岳父的一生，由于阿格里科拉曾担任过不列颠总督，这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古代不列颠民族。和《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样，他利用这些原始人的淳朴反衬罗马人的贪婪和腐化，雄辩地反对罗马的贪得无厌。
《对话集》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并不太清楚，可能是在《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以后，而且一直是和上两部书装订在一起的，但这部书是否是塔西佗写的还有一定的疑问，和塔西佗其他的书风格不太一致。这部书是“献给法比乌斯·尤斯佗斯”的，由此可以推算出出版日期，但无法确定写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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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跟风格迥异的西塞罗一样，被推为古罗马的伟大文体家。塔西佗的写作充分发挥了拉丁文生动、有力、富有节奏感的特色，文笔尖锐有力，叙事有声有色，竭力避免平淡。他在文章中非常关注元老院和皇帝之间的权力平衡，充满了对没有成功统治的上层阶级腐化和实行暴政的逸闻。明显同情军队，用大量篇幅详细描述了军队在抵御外敌和扶持皇帝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写作风格和以前的拉丁文作者也不一样，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而忽略对事件的大场景描写。塔西佗是罗马时代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许多历史学家都是依照他的风格进行写作。他的历史著作虽然是后来历史学家最重视，最为可信的依据，但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只是他写作他自己生活的时代部分，可能最为真实。
塔西佗的文笔冷静且精确描述史实，但他的作品仍有明显的反帝制倾向，在《编年史》中，自奥古斯都以降的罗马皇帝似乎是品德最恶劣人类的集合——台伯留残酷、卡利古拉荒淫、克劳狄乌斯愚蠢懦弱、尼禄暴虐无道、维斯帕先贪婪吝啬，其子提图斯（第度）则是粗鄙；对于曾亲历的图密善时代，塔西佗更是给与彻底的恶评，认为其施政除了昏庸与残暴外什么都不剩。
由于由塔西佗以及其他罗马帝国时代史学家所记录的部分罗马皇帝差劲的表现及批判既属实且骇人（如台伯留晚年的隐居与恐怖统治、尼禄和图密善死后马上被元老院判为记录抹消者），西方史学有近两千年的时间将塔西佗的记录视为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真相，但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启现代化的研究罗马史的道路后，塔西佗的观点开始受到挑战，尤其是19、20世纪以降，罗马考古学及历史研究的科际整合发达，所得的考古与研究发现开始与塔西佗观点颇多迥异之处。
塔西佗的身分多少影响了他对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评价的全面性：塔西佗身为元老院议员，且在长期生活中接受了罗马城公民的观念，政治分析与判断的眼光自然偏向这两个阶层，但这排除了占罗马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属省居民的观感，而除了少数例外（卡利古拉与69－70年内战时的三位短命僭帝），历任皇帝普遍将经营属省视为主要责任且多有建树，用此观点来评断皇帝对帝国的贡献只能得到不完整的评价。且元老院与罗马城公民对皇帝的评价方式有时并不理性，如元老院阶级会将对自身特权的剥夺（虽然有时确为不当）夸大解释国体、国家的危机，古代罗马城居民的教育水准普遍粗鄙，因此对皇帝的评价常是取决于皇帝的公关表现（如尼禄提倡希腊文艺取代大竞技场娱乐就成为他失去罗马公民支持的关键）、对特定人物的愚忠、甚至单纯的物欲和情绪（台伯留受恶评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任内不赞助角斗士表演与不曾向公民发放皇帝赏金）主导。这样的结果就是，采用“首都观点”与“元老院观点”的塔西佗，虽然能真实公正的记录了元老院与罗马城公民对皇帝的评价，对皇帝治世的总体评价却并不一定公允。
塔西佗本身的政治经历与政治观也决定了他笔下皇帝的形貌，塔西佗担任政务官的经验有限（他只担任过相对平稳的元老院行省总督职位，军团指挥权也仅限于法定意义），这很可能让他在政治、战略学术领域不发达的当时无法对皇帝的某些重要决策作出公允的解读，甚至沦落到使用非理性的市民观点批判（如认为台伯留对日耳曼防线的收缩仅是为了打压潜在政敌日耳曼尼可斯，却忽略此举的战略正确性与当时日耳曼兵团已因退休金问题出现不稳的现实；对图密善的达其亚战争失利大加跶伐，却不谈他记取教训组建有效运作近百年的日耳曼长城的贡献）。同时塔西佗的政治立场倾向复古的共和主义，他对帝制之弊的厌恶使他的作品隐含有“藉历任皇帝的恶行与失败例子证明帝制错误”的目的，从而使他或多或少的加重了对皇帝们批评的力度——然而，塔西佗自己也承认，帝制是当时统治罗马帝国最有效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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