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月令》，曾误称《齐人月令》，是东汉大尚书崔寔模仿古时月令所著的农业著作，成书于二世纪中期，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织、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有记载；宋朝初期，《太平御览》的“图书纲目”仍有提及该书，但在《宋史·艺文志》已无相关记载，估计该书于北宋中期到南宋灭亡散失。
四民是指士、农、工、商，此概念早于春秋时已出现；月令是一种文章体裁，现存《礼记》中有一篇《月令》，记述每年十二个月的时令及政府执行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并把其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四民月令》现存部分的文体与月令相似。
背景
自西汉《氾胜之书》到后魏《齐民要术》的出现，中间相隔500多年，期间只有《四民月令》一部农业生产书籍，能反映当时的农业发展[1]，尽管有关操作技术记述很简略，而且散佚不全，但它仍为当时的农业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在二世纪中期的著作《四民月令》，除了描述农业运作外，书中提及的经济运作，亦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书中所述的农户，在一年中会数度卖出与买入谷物，纯粹以此谋取利润；农户亦会产腌酱类食品、酒、醋、药材、丝绸与丝绸制品、鞋等，这些物品既可供自家消费，也可拿来出售[2]。
《四民月令》成书以来，曾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流传。贾思勰《齐民要术》对书中内容曾多作引用，杜台卿北周末年撰写《玉烛宝典》的时候，每月均录有一段《四民月令》的材料。唐末韩鄂写《四时纂要》也引述过《四民月令》。北宋时的文献亦时有提到该书，但元代所撰编的《宋史·艺文志》中已无记述《四民月令》这本书，估计该书从此时湮没。
清代开始有人重组《四民月令》，乾隆年间就有任兆麟《心斋十种》、王谟《汉魏遗书钞》两版《四民月令》辑佚本，惟错误颇多。嘉庆年间，严可均辑录《四民月令》一卷，作为《全后汉文》第四十七卷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光绪年间，王仁俊亦辑《四民月令》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子编农家类。1921年，唐鸿学以《玉烛宝典》材料重编《四民月令》，收入《怡兰堂丛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立国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曾出版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 ，1981年农业出版社又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书中对《四民月令》的资料颇有点评。
德国学者克里斯廷·赫尔茨于是1963年把《四民月令》译成德文，在汉堡出版，书名叫《崔寔〈四民月令〉－后汉的农家历》。日本渡部武根据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按月列出正文、通释和译注，1987年由日本平凡社出版，日译本副题为“汉代的岁时与农事”。
内容
《四民月令》所反映的正是东汉晚期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田产的世族地主庄园，一年十二个月的家庭事务的安排[1]。现存版本共有2371字中，与狭义农业操作有关的共522字，占总字数的22％，再加上养蚕、纺绩、织染以及食品加工和酿造等项合计也不到40％。其他如教育、处理社会关系、粜籴买卖、制药、冠子、纳妇和卫生等约占60％多[3]。
崔寔在《政论》中描述当时的贫富差距，“上家”有“钜亿之资”，而“下户”“无所足”；“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全书内容大致包括：
- 一、祭祀、家礼、教育以及维持改进家庭和社会上的新旧关系[1]；
- 二、按照时令气候，安排耕、种、收获粮食、油料、蔬菜[1]；
- 三、纺绩、织染、漂练、裁制、浣洗、改制等女红[1]；
- 四、食品加工及酿造[1]；
- 五、修治住宅及农田水利工程；
- 六、收采野生植物，主要是药材，并配制法药[1]；
- 七、保存收藏家中大小各项用具[1]；
- 八及九、粜籴及杂事，如“保养卫生”等九种[1]。
书中所述的生产规模大多已超出小农经济的规模，只有官宦之家的田庄才可体验上述的生产，由此得知，田庄就是一个相当完备小型社会，生产规范相当细致，反映东汉农耕作业园艺化程度相当高[4]。从其记述可以看出东汉时洛阳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当中以农业占优，重视蚕桑，畜牧业仅从属农业，蔬菜以荤腥调味类较多。《四民月令》亦是最先记述中国“别稻”（即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方法[1]。其中农业经济除了自给自足基本层次外，还有利用价格的涨落，进行粮食、丝绵和丝织品等的买卖活动[4]。
《四民月令》里面也有关学校教育的内容，“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反映当时学校教育的模式，其中避开酷暑和严寒季节，演变为每个学年都有休暑假和寒假的学制定式[5]。
影响
《四民月令》和《氾胜之书》是汉代两部最重要的农书，两者相比，《四民月令》在农学水平上要逊于《氾胜之书》。氾胜之总结了《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出现以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新成就和新经验，深刻地阐述了北方旱农耕作栽培技术的原则和原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把中国传统农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牌。然而《四民月令》在这方面的创新却有限，因为它只是记载著交待某月某时应该做某某事情，很少介绍具体的操作方法，更没有阐述有关原则和原理。
尽管如此，《四民月令》在中国农学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如前所述，它是中国第一部“农家月令”书。它不但对《礼记·月令》类著作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改造，完成了从“官方月令”到“农家月令”的转换；而且它所反映的农事活动比《礼记·月令》要丰富和具体得多。在《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包括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蚕桑、畜牧、果树、林木的经营等等，细致而合理，又提醒人们注意农业生产安排的地区性，其中有些生产技术，如“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是农书中首见的记载。因此，《四民月令》不但是农家月令的开创之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代表作。
《四民月令》比《礼记·月令》还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基本上脱离《礼记·月令》天人感应的阴阳学的色彩。在《四民月令》有关生产活动的安排上，除了“正月上辛，扫除韭畦中枯叶”这一条记载外，其馀一切农业、手工业的操作，只以节令和气候作为标准，看不出带有迷信和禁忌的成分。如果考虑到当时东汉社会上盛行“谶纬”神学风气，《四民月令》里头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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