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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兵部大印丢失案发生于中国清朝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的一起政府印鉴丢失案。兵部行印(全称：行在兵部之印)丢失，朝野震动，上至兵部尚书、下至小兵，多人被罢官或流放。极大力度勘查后，仍未能厘清兵部大印去向，但揭发了朝廷大官与基层书吏公务员的懒散、贪污诸多现象。此案发生数月后，嘉庆帝便驾崩。[1] [2]
丢失物为纯银制兵部行印，此印只生效于皇帝出行离宫期间的命令文书，虽未有全年、全时段调动兵马的权力，仍是机敏的重器。
兵部大印在嘉庆二十四年秋天嘉庆帝例行围打猎时丢失，当时清政府官场风气散漫松懈，此印于只随意交由一低阶书吏、承差他尔图背负看管。八月二十八日深夜，他尔图想出去玩耍，拜托另一书吏俞辉庭照看大印，俞辉庭于帐中将印包挂于支柱上，不觉沉沉睡去，醒来时，印包不翼而飞。焦急万分时，忽然想起来还有一备用的印匣。于是多次秤重估算发现1500文钱放在备用印匣里重量最像，于是锁钥如初，等他尔图回来后交付归还以瞒天过海。[3]
俞辉庭心中终究坎坷不安，决定拉更多人入伙。他先找上了老书吏鲍干，此人在兵部衙门中有重要影响力，因为此时官场上基本官员怠惰所有业务也生疏，上层少有过问，官职又常有调动，所以主官上任一处后多依赖部门中老人执政业务，渐渐一些官低但老经验的书吏群体成了官场实质掌权者。鲍干深知负责收印的官员懒惰，加上自己从旁巧妙言语一下，可达到根本不开查验便入库，而秋围结束后行印就没有用处了，起码半年不会再打开。于是收受50两银子贿款加入包庇。最后果然回宫后入库成功，但隔年春天打猎迟早要再次启用，于是数月后两人潜入库房伙同卫兵管帼林制造了被盗失窃的假象现场。[4]
然而，行印实际上究竟何人所偷流落何方、偷去动机为何成为千古谜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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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五年春天的三月八日，皇帝预计去东陵祭祖来回约一个多月，内阁筹备行动开始前往各部领取行印，笔帖式到兵部领印时发现印箱中的所有印匣都在，唯独行印印匣不见，全部门发动翻找，不久后库丁康泳宁在一房间角落的旧案堆上发现空的印匣[3]，确认大印已经丢失。嘉庆隔日行在已经出发，到路途上突然接到奏报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彻查的同时公布第一波惩处名单。
嘉庆皇帝组织庄襄亲王绵课、吏部尚书英和、内阁大学士曹振镛等人，率全部刑部堂官组成大型专案组调查。第一波调查对象是归还印鉴时查看的主事何炳彜、笔帖式庆禄，但两人坚称前一年还印时自己亲自开箱验看无误。于是，办案方向此时就被大幅误导，认为是入库后有人潜入库房盗窃，所有库方和衙门大小兵役和官员数十人都被拷问。老书吏鲍干由于是行政事务带头者，又是诸多事务经手人也是被查问对象之中，但他坚称一切严格依照程序，没有疏漏。之后嫌疑人锁定至找到空盒的库丁康泳宁，其被大刑伺候，但依然未有下文，但其供出有一何氏父子可能想陷害他。
何氏父子是衙门间跑腿送物的杂工，数年前曾争夺库丁之缺失败，对康泳宁怀恨，何氏父子随即也被押来拷问，但问到最后只得一些家常琐事、小民恩怨，与大案无关。之后有人举发常送公文出入库房的差役任安太，说他和民妇孙氏有奸情且出手阔绰，两人拷问后只发现有奸情其馀情报皆无，且庄襄亲王察言观色判断这两人见识知识极少[4]，思想低下，不像是大胆策画盗印变卖者。鲍干此时再度误导方向供出兵部前任书办周恩绶，说其多次拜托加盖大印伪造一份公文，替一个官员改小年龄，但其未同意，之后今年二月份另一书办许尧奎设局诈赌鲍干让其输掉50两银钜款后，以折抵一半为条件再次拜托周恩绶之事，但鲍干依然未同意。
得此线索后相关一干人又被拘捕大问，发现这其实是一起案中案，江西绿营军官郭定元年龄偏大怕错失升迁，委托当地书吏沈文元修改档案年龄，但公文到两江总督衙门时被识破，衙门官员预计查看兵部原档，届时沈文元自己都会案发被捕，所以寻人脉找到周恩绶再找现职的鲍干想用印假造一份原档抽换，但此案需要的是堂印并非行印，所以最后判断与大案无关。此时查案一月嘉庆已经回宫，发现无进展大怒下令亲王绵课等三人和刑部官员罚俸半年继续严查，甚至下令亲王必须每天至刑部过问案件，所有动作于是加快并加大规模，兵部周围连民房都被翻个底朝天[4]，稍有关联者全部审问，结果大案线索依然无获，反倒查出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
- 朝廷各级衙门聚赌现象严重，尤其兵部官署下班后成为赌博场。
- 兵部小衙役黄勇兴居然前年结婚时为了阔气，在兵部库房院子围墙上打门洞让花轿队伍穿越官署而过。
- 官员掌管的各种印信和钥匙，现状几乎都被交由书吏随意掌控。
- 许多官署基本没有办公费用，许多费用要官员自筹，衙门中饭菜寒酸房屋破旧，孳生贪污动机。
第二份报告上奏后嘉庆震怒，言腐烂至极已历朝闻所未闻，公布第二波惩罚名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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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专案组被认为无能，庄襄亲王绵课、吏部尚书英和、内阁大学士曹振镛三人拔去花翎，但保留顶戴继续查案，曹振镛加罚降为二品。之后重新梳理案情和兵部中的人际关系，认为鲍干在间接关联上和审查期间态度上都有问题，对他加强审问终于开始突破其前言不对后语之处，发现前一年入库时景象大有问题，重新找来主事何炳彜、笔帖式庆禄大审，终于逼使他们承认当时入库时没有察看之前所言是说谎，造假掩盖段的案情真相大白[1] [2]。嘉庆帝谕旨最后惩处名单[2]：
- 兵部尚书松筠再革去山海关副督统，降为六品骁骑校
- 兵部书吏鲍干，革职，流放黑龙江给兵丁为奴，外带枷号两个月
- 兵部书吏俞辉庭，革职，流放伊犁给兵丁为奴，外带枷号一个月
- 兵部主事何炳彜，革职，流放边疆
- 兵部笔帖式庆禄，革职，流放边疆外带枷号一个月
- 兵部侍郎裕恩，分管行在时的扎营地事务，革职
- 兵部捷报处郎中五福喜，革职
- 兵部笔帖式中敏，革职
- 兵部郎中恒泰，交部议处
谕内阁、兵部遗失行印一案。自三月初八日、派绵课等会同刑部堂官审讯。迄今一月有余。并未讯有端倪。即周恩绶私换札付一节。据称系盗用空白。亦与行印无涉。
谕内阁、本年三月初七日。兵部查知行印被窃。初八日在汤山具奏。实属奇事。乃绵课等因循怠玩。疲惰性成。迟至数日。始将兵部吏役等传齐到案。此数日内该部司员。以及吏役人等。业经串就供词。众口如一。而承审之堂司各官。又不及时认真推鞫。即如鲍干、于初七日请行印时乍知失印。并无张慌情状。转以车驾司行印搪抵。并将同进库之任安太、指为纪三。此等情节。于到案时即应究出。乃延宕月余。始行讯有此供。岂非故纵致令苟延乎。况既得此供。仍不加紧严讯。藉词展缓。绵课等于派审此案。因循疲玩。推委迁延。冀图另派他人。脱然事外。此等伎俩。岂能逃朕洞鉴乎。
谕内阁、兵部遗失行印一案。绵课等查讯月余总称行印确于上年九月初三日验明贮库。其遗失系在入库以后。因而忽指为偷窃舞敝。忽指为藏匿陷害。疑窦百端供词日变愈远愈幻。舍正文而旁求实可谓多才多艺矣。迄未究出实情。经朕严令绵课等及派审司员、分别降革顶带饬令昼夜推鞫。始据讯明行印确于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巴克什营地方遗失。看印之捷报处书吏。于失印后用备匣加封顶充。并贿嘱兵部堂书鲍干、含混接收。当月之司官并未开匣验视。入库后、鲍干复装点在库被窃情形以图抵卸。众供吻合。历历如绘。现据绵课等呈递各供。此案兵部当月司员何炳彝庆禄二人。于行印交到时。并未开看。乃初次到案。即合词坚执开匣点验。并捏称庆禄以手弹印。铮铮有声何炳彝戏言并非石头何须弹试。以实其辞且庆禄于讯供时。复称如果收时。匣中无印愿以头颅作抵。抗言申辩。在伊二人祇图规避未经点验处分。造作谎言。以致承审之王大臣等、俱信以为实。专在入库以后追寻被窃情由。而于收印以前形迹。转以为无须再问是此案拖延日久。全为伊二人所误。其情甚为可恶。此案书吏俞辉庭、因在帐房睡熟。以致行印被窃。若彼时即行禀报。其罪本不甚重。乃辄以备匣加封抵充复贿嘱堂书鲍干朦混接收。实属狡诈。鲍干受贿扶同隐饰。又装点在库被窃情形。诡谲多端。尤为可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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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章究竟去向和盗窃真相未明，随后下旨直隶省总督和提督大力于社会和江湖上搜查，从银楼到酒馆到当初秋季出巡沿途的所有城镇，派出的密探不计其数。军队指挥系统内设立悬赏线索，同时加紧详查有没有加盖失印的公文书出现，严防此案是造反党羽的计画，然而一无所获。
最终，嘉庆皇帝放弃寻印，命令礼部重铸大印且印文有所差异，防范前印重出，并律定更加严格的各种朝廷法规，从此钥匙与印章等都必须官员亲自保管，出巡时由主官亲自看管在自己帐篷内，返京归还时必须验收亲自在现场亲眼看见入库为准。
而庄襄亲王等三人查出了案件一半以上的真相，被认定已尽全力、功过相抵而得以撤销之前的惩罚。后道光皇帝上任年间，松筠又获重用并立功得以再起，最终又升至兵部尚书甚至高升至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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