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卫伦爵士，KCMG[?]（英语：Sir Frederick John Llewellyn，1915年4月29日—1988年11月15日），英国专上教育行政人员和化学家，历任纽西兰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学校长、纽西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和英国艾克斯特大学校长。他在1972年至1980年出任英国文化协会会长，复于1981年至1982年获香港政府邀请担任国际顾问团主席，就香港教育制度作全盘检讨。
吕卫伦就任英国文化协会主席之初，协会规模原本不断萎缩，政府在1970年代中期甚至有意将之完全裁撤。但经过他任内协助协会转型，协会得以成功重新定位，并引入企业元素，建立协会在世界各地开办英语培训课程的角色，以及承办海外国家和组织的教育项目，使协会收益大幅增加，同时减低对政府的财政依赖，避免遭受裁撤的下场。
吕卫伦在1982年发表称之为《吕卫伦报告书》（Llewellyn Report）的《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报告书内容对香港的教育政策起深远影响。该报告书不单止促成教育统筹委员会在1984年的设立、还对母语教育及双语教育的教学方法予以支持。报告书发表后，港府自1980年代中期逐渐以鼓励学校推行母语教学为一大教育政策方针。
生平
吕卫伦是威尔斯人，[1]1915年4月29日生于英格兰告罗士打郡德斯利（Dursley），[2]父亲名叫R·G·卢埃林（R. G. Llewellyn）。[3]作为家中长子，他的胞弟唐·卢埃林爵士（Sir Don Llewellyn，1919年－2004年）是原子能专家，1964年至1984年任纽西兰怀卡托大学创校校长。[1][3]吕卫伦早年入读德斯利文法学校，后来升读伯明翰大学，主修化学，1935年获理学士一级荣誉学位，[3]1938年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3]
取得博士学位后，吕卫伦最先在1939年至1945年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任职化学系讲师，[4]期间于1944年当选皇家化学研究院院士（F.R.I.C.）；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在1941年至1946年兼任英政府的军需部研究小组总监一职，专门研究炸药。[2][5]战后，他在1946年起担任伯明翰大学ICI研究学人，带领一队研究人员从事晶体学研究，前后一年。[4]
吕卫伦在1947年获聘到纽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学院（Auckland University College，今奥克兰大学）任职化学系教授，后来升任化学系系主任，[4]他在该校主要从事晶体学方面的研究，也曾在伦敦《化学学会会刊》和《晶体学报》（Acta Crystallographica）等学术杂志发表关于晶体学的研究文章，[3][5]任内促成该校化学系的急速扩展；[1]此外，他到达纽西兰后不久，便在1948年当选为纽西兰化学研究院院士（F.N.Z.I.C.），随后在1951年从母校伯明翰大学取得理学博士学位，翌年再当选为皇家艺术学会院士（F.R.S.A.） 。[3]
作为晶体学专家，吕卫伦的博士论文是以当时新兴的晶体衍射学为题材，专门研究多元醇类有机物季戊四醇的晶体结构。[6]他在论文中确定季戊四醇由碳原子组成的四面体构型中，包括一个季碳原子，从而首度展示季戊四醇完整的晶体结构。[6]该篇论文也是首份透过运用帕特生函数，以全三维X光数据剖析该类有机分子的研究。[6]
战时任职军需部研究小组总监期间，他主要研究爆炸品的物理化学，当中又包括研究工厂在干燥多尘的环境下制造爆炸品期间，有机会累积静电荷，继而增加爆炸品意外引爆的风险。[1]源于对炸药的兴趣，他后来的研究领域大多涉及一些包含氮的分子结构及其分子维度。[1]尽管当时电脑尚未普及，但他透过运用自己编写的计算法则，再采用全三维X光数据剖析各类有机分子，从而更准确地掌握有关数据；[1]不过，这些研究均要花费不少功夫于复杂的算术上，才能够得出结果。[1]
在1956年，吕卫伦转到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学学院出任校长兼院长，[2]虽然坎特伯雷大学学院并非一所正式的大学，而是纽西兰大学辖下的其中一所联盟学院，不过，学院当时已积极筹备正式升格成为大学，以及脱离纽西兰大学的联盟体系。[7]在上任后翌年，吕卫伦宣布将学院正式更名为坎特伯雷大学，同时废除院长一职，不过大学仍然以“纽西兰大学”的名义颁授学位。[7]到1961年，纽西兰大学的联盟体系终于解散，坎特伯雷大学与其他的联盟成员遂各自成为行政独立的大学，也可以“坎特伯雷大学”的名义颁授学位。[7]
卸任坎特伯雷大学校长后，吕卫伦在1961年至1966年获纽西兰政府委任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负责就高等院校的发展、经费和拨款提供意见。[3]在坎特伯雷大学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任职期间，吕卫伦还出任不同公职，当中包括在1956年至1960年出任纽西兰大学教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至1966年任纽西兰工业教育委员会（New Zealand Committee on Technical Education）委员、1961年至1963年任职纽西兰皇家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在1961年至1966年担任纽西兰成人教育议会（New Zealand Council of Adult Education）主席和纽西兰英联邦奖学金与研究生奖学金委员会主席。[3]除上述公职外，吕卫伦也继续出任一些与自己化学专业相关的公职，包括在1957年至1961年和1962年任科学及工业研究理事会会员、以及在1958年出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2]在1964年，他再获选为纽西兰皇家学会院士（F.R.S.N.Z.）。[4]
吕卫伦在纽西兰工作期间，也曾担任过与教育无关的公职。在1961年，纽西兰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名为纽西兰广播公司（NZBC）的公共广播机构，并以吕卫伦担任公司首任主席，以取代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纽西兰广播署。[8]纽西兰广播公司在1962年4月正式成立后，一共接管国内35个电台和四个电视台，在他任内首三年，他见证著电视机持牌人数显著上升至大约275,000人，而公司每年各方面的总收益也逾500万英镑，其中25万镑收益来自牌照税收。[8]
吕卫伦在1966年卸下纽西兰的所有工作，返回英国德文郡出任艾克斯特大学校长，并在1966年至1972年担任艾克斯特大学诺斯科特剧院（Northcott Theatre）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在1967年至1972年出任英联邦大学协会理事会成员和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Inter-University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Overseas）成员。[3]另一方面，在1968年至1972年间，吕卫伦还出任尼日利亚的阿玛杜·贝洛大学（University of Ahmado Bello）校董会英国大学代表。[3]
在1972年，吕卫伦卸任艾克斯特大学校长，改任英国文化协会会长。在出任协会会长以前，他早在1968年至1972年任英国文化协会英联邦大学交流委员会委员，因此对协会有一定认识。英国文化协会成立于1934年，并在1940年透过英皇乔治六世颁授皇家特许状而取得法团地位。[2]协会的30名董事会成员，其中六名由政府委任，且接受政府的资助。[2]可是，吕卫伦接任会长的时候，正值英国文化协会的低潮，在1960年代，由于政府削减资助等原因，协会被迫先后结束在缅甸、斐济、加勒比海和非洲及中东部份地区的工作，[9]并将协会的服务对象逐步缩窄至西欧地区，工作性质也限制到只有艺术、科学和科技领域的交流层面，使协会的规模不断萎缩。[9]加上协会一直依赖政府资助，同时又开支繁浩，因此广为诟病，被舆论批评为“大白象”和不符成本效益。[2][5]
吕卫伦任内设法为英国文化协会重新注入活力，其中一大重点是协助协会转型，引入企业原素，重点在海外国家建立提供英语培训的角色。[5]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协会的主流意见一度认为，海外国家的英语培训角色，完全可以由私人市场担当，结果协会在这个时期选择撤出不少地区的英语教学工作。[2][5]一直到吕卫伦任内，尽管面对教育界和政府内部不少异议，[2][5]协会才决定重新在海外各地开办英语培训课程，并将服务的推广对象由传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地区，扩展至新兴的希腊、中东、日本、星加坡和香港等市场，整体的海外学校数目在他任内更上升三倍。[5]协会的扩展，对日后进一步向欧洲、非洲、中东、中国和加勒比海各地的发展奠定基础。[10]同时间，透过开办英语课程收取合理的学费，也为协会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终吕卫伦一任，协会在教学方面的收益增幅达50倍。[5]
另一方面，协会还开始积极与其他教育机构竞争，承接海外各地的教育项目来赚取利润，以支持协会的营运与发展。较早期的例子包括为沙地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 Aziz University）英文中心提供发展方面的支援、[10]以及后来协助世界银行在泰国推动农业教育和为墨西哥提升工业教育水平等等。[5]透过发展教育方面的事业，英国文化协会赚取的盈馀比政府资助款额还要高出1.5倍，从而大大减低对政府的财政依赖。[5]为嘉许他对英国文化协会的贡献，吕卫伦在1974年获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11]
吕卫伦任内也经历了英国文化协会相当困难的时期，在1976年，时任外相贾拉汉委托内阁辖下的中央政策检讨参议小组（Central Policy Review Staff），对包括英国文化协会在内的英国外交政策作全盘检讨。[10]结果，小组在1977年发表的《贝里尔报告书》（Berrill Report）当中，建议废除英国文化协会、或完全结束协会在英国以外的所有工作。[10]有关建议对协会带来很大震撼，员工士气一度受到打击，后来经过吕卫伦多番向政府和国会游说，建议才被国会否决，[5]不过报告书仍旧促使政府大幅削减对协会的资助。
英政府大幅削减资助，迫使协会关闭部份驻外办事处和图书馆，再加上政治关系，协会又分别在1979年和1980年撤出伊朗与阿富汗。[10]在国内方面，协会一共关闭了全国25个地区办事处的其中10所，另外还关闭位于伦敦波特兰广场的海外学生中心，让各大学自行负责海外学生事务。[10]尽管如此，协会透过转型和教育工作方面的长足发展，弥补政府财政资援上的不足，也能够持续减少对政府的依赖。[10]即使到1979年新任首相戴卓尔夫人上台后，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党政府大幅裁撤依赖政府财政支援的半官方机构，但英国文化协会却因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获得保留。[5]吕卫伦在1980年离开英国文化协会，结束长达八年的会长生涯。
在1981年4月，香港政府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建议，宣布委任吕卫伦为一个国际顾问团的主席，负责全盘检讨香港的教育制度，[12][13]国际顾问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澳洲首都地区学校管理局总教育主任韩格理博士（Dr Greg Hancock）、美国史丹福大学教育及工商管理系的郭迈高教授（Professor Michael Kirst）、以及西德学术交流服务处秘书长雷嘉乐博士（Dr Karl Roeloffs）。[13]在一年时间当中，国际顾问团详细审视香港的教育情况，并两度访问香港会见各界人士，包括港督和主要官员、行政及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教育小组成员、以及各教育界代表和雇主代表等。吕卫伦还到访部份高等院校和学校，实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13]
国际顾问团在1982年11月正式发表外界称之为《吕卫伦报告书》的《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对香港的整体教育政策、考试制度、高等教育、中小学、幼稚园、持续教育、特殊教育、教师组织和人力需求等各方面均作出分析和提出意见。[13]其中，报告书的最直接影响，是促使港府按报告书的建议，在1984年2月设立教育统筹委员会（简称“教统会”），负责就整体教育发展向政府提供意见，也是政府最重要的教育谘询组织。
另外，报告书认为“在其他因素没有分别的情况下，母语是教与学的最佳语言”，[13]并建议香港推动双语政策，具体方法是让小学完全采用母语（即广东话）教学，至中一开始逐步采用两种语言的课程，最后达至中三一半课程以中文教授、另一半则以英文教授。[13]教统会后来在1984年10月发表的《第一号报告书》中虽然没有深入研究国际顾问团在双语政策方面的建议，但建议政府鼓励个别学校推动母语教育，自此，推动母语教育成为港府在教育政策方面的一大方针。[14]一直到1997年，港府宣布全面落实中学采用母语教学，只准100所合符要求的中学保留以英文授课。由于普遍香港人的观念一直以英文中学优于中文中学，所以有关决定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政府事后虽然裁定14间中学上诉得值，准予维持英文中学身份，但社会上对母语教育的争论仍未达仍共识。[14]
吕卫伦等人在报告书中又提议港府可参照英国的例子，研究设立公开大学。[13]港府其后于1983年委托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就是否设立公开大学进行研究，尽管委员会的结论不支持设立公开大学，但教统会后来在1986年8月发表的《第一号报告书》中，对发展香港的公开教育作进一步的研究，最终促成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在1989年成立，[15]到1997年，公开进修学院再正式升格成为香港公开大学。
吕卫伦在英国定居于伦敦温布顿，[3]他在1982年卸下国际顾问团主席一职后，晚年未有再出任其他公职。他领导英国文化协会任内承受钜大的压力，连带拖累了自己的健康状况。[16]1988年11月15日，他于伦敦病逝，终年73岁。[2]
个人生活
吕卫伦在1939年迎娶乔伊斯·巴雷特（Joyce Barrett）为妻。[3]乔伊斯与吕卫伦同样来自德斯利，父亲名叫欧内斯特·巴雷特（Ernest Barrett）。[3]吕卫伦夫妇共育有一子一女，其中儿子约翰·卢埃林博士（Dr John Llewellyn，1944年9月13日－）是经济专家，曾在雷曼兄弟任职高级经济政策顾问。吕卫伦生前的兴趣包括摄影和电脑，也是伦敦绅士会所艺术会（The Arts Club）的会员。[3]
| 附录：主要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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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相关条目
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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