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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家庭出身不好(多指所谓“黑五类”、“黑九类”)的青年的泛称[1][2][3][4]。
按照大多数省区规定,这是指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所划定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等9种人的子女。名义上,“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是肯定他们现实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把他们自己和“反动父母”划清了界限,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反倒为其烙上了贱民子女的制度化标记。[1][2][3][4]
在实际掌握中,任意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的,如把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归侨或说不清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也都划了进来。还有“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式的隔代株连,把祖辈甚至更上代的成分定为子女的成分。他们受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都被排除在外。经农村基层推荐招工、招生后,发现是“可教子女”的又被退了回去。[1][2][3][4]
虽经多次政策纠偏的敦促,在各种积极分子代表会、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升迁中,都规定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可教子女”的代表,仍然无法落实,无法杜绝歧视现象。因为这是巨大人口压力、资源偏紧条件下,实行阶级路线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红五类优先仍是阶级路线的主流;“给出路”可能性是有出路现实性才给,没有出路现实性就不给)。如果有谁要认真执行对他们的“给出路”政策,谁就要准备承担被对立面指控为右倾的政治风险。
这与其说是“给出路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诱饵,即给一点渺茫希望,诱使你为此做遥遥无期的、扭曲自己的努力,处于上不能上、下不愿下的被悬置状态,苦不堪言;有的“黑五类”、“黑九类”子女为了争做“可教子女”,争取一条出路,甚至做出了对父母、对别人伤害的事情(实际成为诱使他们向人格上猥琐、道德上卑劣坠落的催化剂)仍然苦无出路。因为他们一是出路极少,如在教育口能上大学的比例仅为2%,而且还不能是黑类中最黑的,如有点地位的右派、被镇压(枪杀)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二是怎样才算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并无一定的标准,可以任掌握评审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而成为执掌权柄者对他们进行勒索(性方面的如提供性服务,人格的如不断悔罪、做坐探,经济的如行贿)的合法口实,替前者开辟了一条索取个人好处的捷径。
他们中大多数人比同龄人更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被允许的政治学习,反复为不是自己的过错检讨忏悔,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赎罪、避祸、度日、争取个人出路。对知识的学习,由于他们有家庭养成的环境习惯,有寻找书籍的途径方法,一般也优于同龄人。其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工作、生活消极,放任自流,自暴自弃,随便与人结婚成家,甚至被坏人乘机敲诈、强奸、迫害。由于无法通过正当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无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招工失败、失恋等重大人生打击后轻生的,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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