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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忠之（日语：古海 忠之／ふるみ ただゆき Furumi Tadayuki，1900年5月5日—1983年8月23日），日本东京都人，日本帝国的大藏官僚、满洲国官僚、实业家。
古海忠之早年先后于京都府立京都第一中学校、第三高等学校毕业，1924年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学生时代，他是东京帝国大学野球（棒球）部成员，是主力捕手（帝国大学时代兼橄榄球部）。中学时代，他曾参加第3回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
1924年4月，古海忠之入大藏省，在银行局特别银行课任职，同年通过高等文官行政科国家考试。同期入省的有青木实（满洲国经济部次长，二战后曾被苏联关押在西伯利亚，后任合同证券会长、水户常盘银行社长）、难波经一（满洲国専卖公署副署长、军需省燃料局长官、整备局长官，二战后任山阳纸浆社长、会长）等人。1924年12月至1925年12月，古海忠之在东京步兵第一联队服兵役，曾任主计军曹。退伍后返回大藏省特别银行课任职。1926年12月，任宇都宫税务署长。1929年12月，任东京幸桥税务署长。1932年3月，任大藏省营缮管财局事务官[1]。
1932年满洲国建国后，关东军急需人材，国有财产课长星野直树选拔古海忠之等人成为派往满洲国的官吏[1]。1932年7月，古海忠之作为大藏省满洲国派遣团的一员赴满洲国，该团团长星野直树（国务院财政部总务司长），团员有松田令辅（总务庁主计处长、大藏省总务局长、战后东急代理店社长、东急连锁酒店社长）、田村敏雄（财政部税务司国税科长、滨江省次长、战后大藏财务协会理事长、宏池会事务局长）、田中恭（财政部理财司长、满洲重工业理事、满洲制铁常务理事）、阪田纯雄（财政部税务司长、兴亚院、战后名古屋财务局长、证取委事务局长、日本电工社长）、永井哲夫（财政部关税司长）、山梨武夫（専卖总局副局长、财政部总务司长、商务司长、满洲重工业理事，1945年10月逝世，东北帝国大学毕业）等人。其他关东厅在籍的大藏官僚有源田松三（财政部税务司长、总务厅次长、奉天省次长、战后モロゾフ酒造社长・会长、广岛加计町长、源田实之兄）也参加了该团[2]。1932年8月，古海忠之从大藏省辞职。
1932年10月，古海忠之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理事官、总务厅主计处总务科长兼特别会计科长。1933年5月，任主计处一般会计科长。1933年9月，任人事处给与科长。1934年12月，任人事处长。1935年春，任新京满洲国野球团监督。同年秋，设立东京巨人军。1935年11月，任主计处长。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和整个中国大陆一样，鸦片也在为祸满洲，1932年10月满洲国制定鸦片法后，采用鸦片渐减的方针，以最终实现禁绝鸦片，故对鸦片采取专卖制（国有化）。古海忠之原来在大藏省的同期同僚难波经一成为专卖公署（后改专卖总署）的实际负责人。1938年，对华中央机关兴亚院成立。此前由特务机关作为谋略资金管理运营的鸦片收益金转由兴亚院管理，满洲国掌握的蒙疆产鸦片的利益金也成为兴亚院的管理对象，古海忠之因此同兴亚院折冲[3]。1940年6月，古海忠之就任满洲国国务院经济部次长。任内，古海忠之继续实行鸦片渐减政策，关东军因军费需要而依赖的热河产鸦片专卖事宜被他托付给好友里见甫[4]。
1937年，古海忠之拒绝就任满洲国协和会指导部长的职务[5]。后来，他被闻知此事的总务部长甘粕正彦热情说服，乃就任人事处长（局长）兼任满洲国协和会指导部长。针对关东军参谋副长石原莞尔个人将协和会作为“同志的组织”倾向，甘粕正彦认为有必要对协和会进行“国民组织”改革。就任指导部长后，古海忠之同石原莞尔激烈对立，古海忠之获得星野直树、岸信介等人支持，当然甘粕正彦及关东军本身也支持他，1938年12月，石原莞尔被降为舞鹤要塞司令官。古海忠之认为，石原莞尔降职的背后，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以及兄事东条英机的官僚的、现实的甘粕正彦同野人的、理想家的石原莞尔之间的矛盾，其直接原因是石原莞尔在协和会同古海忠之的对立。[6] 。
在总务部长甘粕正彦、指导部长古海忠之的二元体制下，协和会继续运作，石原莞尔被降职后，为保持均衡，经关东军介入，古海忠之被解除了指导部长的职务，于1939年3月派赴德国参加纳粹党党大会，并赴欧洲考察，1940年5月返回[7]。
1940年，古海忠之任满洲国经济部次长。1941年，古海忠之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任内参与制定第一次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画。1944年，石渡荘太郎大臣及谷口恒二次官邀请古海忠之作为候补大藏次官归国，任命其为大藏省理财局长。但是，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古海忠之仍留在新京，协助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执掌满洲国行政，决定满洲国政策，人称“满洲国副总理”[1]。
1945年8月16日上午，甘粕正彦在满洲映画理事长室举行威士忌酒会，招待和他亲近的古海忠之及关屋悌蔵（厚生部次长）二人，为自杀做最后的诀别，古海忠之劝说甘粕正彦不要自杀，但没有效果，只是收藏了他给古海忠之和大园长喜（甘粕的宪兵同期战友，兴安北省次长，满洲农机具会社理事长）的遗书[8] 。
不久，古海忠之被苏联红军逮捕，与关东军其他主要的官吏一起遭遇西伯利亚抑留，被关押在赤塔、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在严寒和残酷的拘留生活中，他们被苏联方面视为反动的战犯。因此，在哈巴罗夫斯克收容所，古海忠之、下村信贞（外交部次长，因涉嫌准备对苏联开战而在苏联关押期间死亡）、井上忠也（大同学院院长）、高桥康顺（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成为“民主运动”“反军斗争”的目标。日军下级官兵对他们进行袋鼠法庭虐待，称他们“你们只配给白桦树当肥料！”。他们在各种批斗和虐待下，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9]。
1950年，古海忠之等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待遇比在苏联有了很大改善，“认罪”主要靠自主的思想改造学习。1956年6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3年2月古海忠之获得释放，结束了作为战犯的囚犯生活，同年3月回到日本。其被释放归国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希望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争取岸信介等日本“右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同中共激烈斗争的铃木启久（原陆军中将、原第117师团长，同年5月获释归国）等11人未能同期获释[10]。
1966年2月，古海忠之任大谷重工业副社长。1968年5月，任东京卸売センター社长。1971年，古海忠之获得勋二等瑞宝章。1978年2月，任东京卸売センター会长、テーオーシー相谈役、ニューオータニ取缔役。
1983年8月23日，古海忠之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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