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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新教神学家（1886—1968）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卡尔·巴特 （德语：Karl Barth，德语：[bart]，1886年5月10日—1968年12月10日） ，瑞士籍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John Bowden描述他是一位时代先知、教授、政治家和神学领袖。[1]
巴特童年生活在浓厚加尔文信仰为根基的波恩城，其父亲保守的神学立场深刻影响著他。其弟彼得．巴特（Peter Barth）后来也是加尔文思想研究学者，另一位兄弟海因里希（Heinrich）日后也成为哲学家，共同和他同样任教于巴赛尔大学。
巴特三岁时，父亲受邀成为瑞士首都波恩大学教授中世纪教会史与新约释义，十六岁立志学习神学的巴特，先进入波恩大学〔 巴特深受…〕但他父亲希望他学习保守的神学，于是在1906年通过瑞士的神学考试而前往柏林大学就读，并遇见教会历史学家哈那克（Adolf von Harnack）。1907年，巴特遵从父亲安排又辗转进入德国杜平根大学（Tubingen）学习，受教于一位著名保守的新约学者Adolph Schlatter。1908年巴特来到马尔堡大学（Marburg），如愿以偿地成为威尔汉．赫尔曼的学生。除了前者的重要启蒙，也与当时新约学者有许多学习机会，但当时巴特不满意纯粹以历史批判来解释新约经文。1909年，终于正式完成神学教育，尔后虽然未攻读神学的高等学位，但其在神学上的贡献才正式展开。[2]
在德国求学期间，巴特深受自由主义神学家威尔汉·赫尔曼的影响，这一时期巴特受其影响而深著迷于伊曼努尔·康德的知识论跟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开明神学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看见素来尊敬的几位神学家发表好战言论，遂反思这些年间在德国所接受的自由主义神学(另一个说法是1912年巴特的父亲过世时曾劝告巴特要“爱上帝，不要爱科学！”)。有说法这段时期的巴特转向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段时期内巴特确实表现出对于社会主义的同情，但究竟巴特在此一时期中有没有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这点在研究者当中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
回顾二十世纪“基督教历史”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巴特可说是独撑大局，承袭于老师哈纳克“自由派神学”却成为“新正统神学家”。其开始受到一位古怪无名的丹麦哲学家与文化评论家很深地影响，这位就是以“忧郁的丹麦佬”为人所知的祈克果。[3]所主张“主观的真理”为新正统神学奠定了哲学根基；重寻神话语的神学，乃因“信心的提升、跨越、归入”，才能信靠、跟从神。一战后站在祈克果的思想上呼吁；基督教以基督为中心，所传扬的福音超越一切人为宗教，文化与思想体系。帮助教会的信徒与神建立正确的相交关系，并回转、委身于教会，透过装备、操练、预备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主工人，来传讲生命之道并宣扬福音。[4]
巴特早期牧会所在的沙芳韦是个典型农业转型为工业的乡村社会，居民有1625人，其中1487人是基督徒。居民中有587人受雇于一家针织厂。巴特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成为社会主义运动者，积极为当地的工人争取合理的工资，并且教育他们被剥削的情况。他并发表了一些相关人权与公民责任及宗教与社会等文章，认为教会长期以来的失策就是没有努力处理社会需要。他指出耶稣是贫穷人的帮助者。1915年巴特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使当时的沙芳韦的工人称他是“同志牧师”，在当时的牧者而言，是极少数的作法。
于1919年著成“罗马书释义”初版，并于1922年发行改写的二版；在序言里巴特感谢祈克果对自己的神学嘉惠良多。―“笔者若有什么见地，也无非是确认祈克果所言：...”让人们不再单靠理性来认识神，而是要重新回到圣经。这成了历史上新的转折点，因著历史与信仰的割裂会不断出现；现代神学家们保留了这种历史与信仰的断层：但，巴特不管伊甸园里的那条蛇是不是真的说话，重要的是蛇说了什么。即或基督教的历史记载多多少少不被接受，可是基督教的教导多多少少还能被接受。[5] 藉著研究与反思巴特(罗马书释义)二版，能重新省察自己与神的关系，所带给当代基督教会的影响；在于当时巴特思想是著重于批判教会已成了与神对立的群体，不能看见自己的罪责，而带来一个危机；(后续出版“教会教义学”：说出他体会到神所看重的，就是神救恩计画中的教会。)但在九至十一章里，给予现今教会正面建构的观点。[6]
巴特重回到正统神学的传统多少是受到下列一些人或思想运动的影响。如巴特致力于宗教社会运动期间所认识的赫曼·柯特，还有对其产生影响的圣经现实主义运动(Biblical Realism movement)当中所知道的克里斯多福·布鲁哈德。还有一股来自於哲学怀疑论的冲击，其来源是德国的教会史学家弗朗茨·奥弗贝克 ──这位奥弗贝克同时也是巴特的父亲在大学时期的老师并且是一位路德主义者。但一般认为最关键的原因仍是巴特在德国跟随的几位自由主义神学家们几乎都支持祖国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巴特深信，他的老师们理解上帝的方式是错误的。
巴特认定上帝的话是《圣经》的中心，1916年开始写《罗马书注释》，1918年初稿完成，却找不到出版商愿意出版，只印了一千本。但此书一出版却造成欧洲神学界震撼，巴特就开始出名了。他自己对这段转变比喻为跌落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没想到在黑暗中找到了拉钟的绳索，一拉就把钟敲响了，而惊醒了镇上的人。[2]
1919年出版的《罗马书释义》一书当中，巴特强调上帝乃是经耶稣与十字架所揭示的真理，并透过“十字架事件”向整个世界的文明与非真神信仰的宗教做出的一次严正挑战，人类应该要接受上帝的挑战，因为造物主并非默然不语的某一位，而是已经透过“十字架事件”向世人说话了的“那”一位。
后来学者们就以《罗马书注释》出版的年代1919年定为十九世纪神学的结束，也是二十世纪神学的开始。[7]巴特成为近代神学之父，又称其神学思潮为新正统主义，强调神的超越性、贬抑自由派神学的思潮。
接著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巴特联结了其他的一些欧洲神学家，这班神学家们主张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共同都反对自由主义神学。这些神学家便是后来产生很大影响力的“新正统神学运动”(Neo-orthodoxy movement)成员，其包括：鲁道夫·布尔特曼、艾米尔·布鲁内尔、特尼森（Eduard Thurneysen）与戈亚亭（Friedrich Gogarten）....等人。
1934年，随著德国新教的教会界逐渐接受纳粹德国已经成立的事实，巴特承担了起草《巴门宣言》重任，其内容为139名神学家在巴门市召开会议，联名反对纳粹德国由1933至1934年止建立的德国基督教，并称其为异端，已经明显背离了福音跟信仰，是将信仰的对象由上帝转向了国族主义与阿道夫·希特勒。巴特甚至将宣言寄给了希特勒本人。这份宣言宣告了德国认信教会的成立，巴特被选为理事会成员。随后，他因拒绝向希特勒宣誓，被迫辞去波恩大学教授的职务，回到了自己瑞士老家。后来认信教会受到了纳粹的迫害。
然而，神所启示的道，是基督的内涵，要为教会带来盼望。罗11：32亦启示：“勉励思想福音、教义。”连带影响著1934年发生的Barth-Brunner辩论；在纳粹威胁期间，公开辩论的意义不仅是教义的，亦是情境的。其辩论本身的内容不容忽视。尤其对自然神学的正面评价，特讨论布鲁纳的六个论点和巴特的否决性答复。在这一年中的暴君: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以及崛起。德国基督徒宣称：“我们在种族中看到民俗和民族，是神赋予和托付给我们的生存秩序，神对我们的法律是我们希望保留这些秩序。宣布的结果：希特勒在表面上被认为是“来自神的礼物”的假象，表面上被认为是“普遍启示”，而基督就是藉著这种礼物来到了德意志基督教徒手中。他还被认为是德国基督徒与神之间的“联系点”，并被认为是“启示的能力”，因此他们“听到了我们神的呼召”。巴特在纳粹主义的这种适应背后看到了“自然神学”的错误，在该错误中，神在自然，理性或历史上的可知性被宣告为超越耶稣基督主张的神圣启示。尽管他们有共同的信念，但他们的神学差异太大，以至于在几个小时内得到解决。尽管乍看上去是政治上的，但，纳粹主义有宗教信仰的影子，是自然宗教与自然神学的恶果；巴特对自然神学的否定是神学的。而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两位神学家之间的分歧仅仅是“一场茶壶中的风暴”。[8]
后来，巴特能够在德国教会界乃至欧洲哲学界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也与其曾经在纳粹时代展现出的道德勇气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以后，巴特的言论越来越成为那些忏悔德国犯行者及那些渴望重修德国教会与世界教会关系者所重视。在伊旺德(Hans-Joachim Iwand)的召集下，巴特于1947年撰写了《达木斯特声明》（the Darmstadt Statement）其内容是更具体的阐述了1945年《司徒加特宣言》的看法：德国人在纵容“纳粹德国”与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事上有无可逃避的责任。在声明中，他强调了德国教会是甘心乐意地投入“反社会主义者”与保守势力的阵营中的，此举的结果便是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崛起。在冷战的那段时间里，这篇有争议的声名被西方的“反社会主义者”所排斥，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再建军主张”(re-militarization)的支持者就认为该声明只算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产物。此外，又有来自东德的反驳者认为巴特并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危机。在整个1950年代中，巴特对于“和平运动”表示同情，并持续反对德国的重新武装。
巴特延续早期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对纳粹危害的正义感，即便二战后当时西方社会因为东西冷战而全面反共，巴特依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也持续与东德铁幕的教会领袖、神学家保持联系。即便临终前的几年，依然安排每周定时到监狱讲道。他生活的幽默感和对莫札特热爱也是为人所知，晚年时依然透过著作强调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是充满了人性的爱，因为上帝的神性就已包含了人性。[9]
巴特于1962年造访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系所发表演说。同年他获邀以来宾身份参加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但因病不能赴会。在巴特的后半生其主要是在撰写这一本大书：《教会教义学》(英文：Church Dogmatics／德文：Kirchliche Dogmatik)，直至巴特逝世为止已撰写六百万馀字，巴特在此书中意欲探究基督教教义之全貌，照新正统神学的看法，这便是一次充满著挑战性的大胆“再诠释”行动，就巴特毕生的学说观之，这种尝试无一例外是在付诸实行以前就注定失败的了。巴特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撰写《教会教义学》的举动正是其一直被认为是辩证神学代表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特的神学思想可分成为三期：
巴特认为一个没有提及耶稣基督真实性的信仰并不是基督教的信仰。[12]因此，巴特寻求将神学的所有陈述，固定于基督上。人们认识基督信仰，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显现，被告知关于祂自己的知识，否则人们就不能迈出任何信仰的一步。神学必须开始于耶稣基督，而不是开始于一般的原则。然而，神学也必须结束于上帝，而不是结束于假设自我证明的一般结论。[13]基督是藉于神与世界，神与人之间的一座桥梁，而且不仅包含在知识上也在启示的观点上，包含了拣选、创造、和好与救赎。在巴特的神学是以“基督中心论”为重点。基督是最大的真理而且包含了所有的真理。[14]
巴特的神学基本上是以“基督中心论”为主轴，他以此立论来对教会论作论述。[14]基督曾是被差遣的负责在世界上见证上帝之国、宣讲上帝之道、服务于这个世界的。基督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而不是属于教会自身的存在和利益。巴特为了基督的教会和为了自身的教会这一原则区分了真宗教和假宗教，也区分真教会与假教会，统一的教会和分裂的教会，自我更新的教会故步自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和封闭的教会。正是将教会建立在基督中心之上，巴特为天主教与新教统一的普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考，而且，还在基督中心论的基础上为解决犹太人问题，也为基督徒的负责任地生活提供思考的基础。可以说，建立在“基督中心论”基础上的教会论，是巴特神学的重要贡献之一。[15]今日基督教会的使命是传讲神的道，上帝宣告祂自己是藉著向教会宣告，如同路德派与加尔文派都认为讲道是上帝彰显祂自己的方式。巴特认为传讲神的道要有解经（圣经神学）及应用（实用神学），而基督教教义就在这两者之间维持一个关系。[16]
基督中心论是巴特应对布特曼与朋霍费尔的新神学的努力。巴特不是从人类学的人道主义来肯定基督的人性，而是从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神性”本身所包含的“上帝的人性”来肯定和提升人的人性。巴特在一九五六年的之上帝的人性“Die Men”的演讲中说:“若不知上帝，则不知人；若不以上帝的神性为根据，也无法认识上帝的人性。”这句话总结了他自“教会教义学”，卷四第一部。[17]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可以说是巴特通过耶稣基督强调“上帝的人性”的思想阶段。巴特从早年强调绝对地隐秘在无限奥秘中的“审判的上帝”转向了“恩典的上帝”，转向了为了这个世界上帝转向了与人对话、相遇、同在的上帝。一个非人性的上帝之道，显得像是神秘主义，巴特从基督中心论指出，正确理解的“上帝的神性”正在于道成肉身的“上帝的人性”。住在耶稣基督之中，“上帝的神性”就完整地包含了具体的“上帝的人性”，“活生生的上帝的神性”通过同样也具有完全人性的耶稣。当然也有从不同观点来看巴特的神学，他的神学又被称为审判的神学，或危机的神学。也有人叫巴特的神学为辩证神学；因为上帝的话临到，是一是一非，一正一反的两方面的。另外也有叫做“上帝话语的神学”，神学在巴特看来，起源于讲道，而也是试验讲道的。[18]
基督进入人类的历史之中，耶稣基督做为中保，既代表上帝对人的呼召和要求，也代表人对上帝的回应与顺从；他既向人显示并保证上帝的恩典，也向上帝显示人的赞美和谢恩；他既吩咐和命令，也聆听和执行；基督既显示了上帝的愤怒，也彰显了上帝对人无限的爱；他不仅是人的危机和审判，而且也是人的福音和恩典。巴特看来，上帝决不排除、贬低、漠视人性，而是在神性中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受难及复活包含、接受、肯定、支持、参与、提升了人性，给人以爱的自由。[19]人类以历史的眼光看耶稣，所以不能觉察到耶稣里上帝的启示。上帝在基督里是隐藏的，人们会看见他，听见他，而仍不发见他裹面的秘密。圣经记载历史，亦启示世界的真实存在，上帝存于基督之内。[20]
整个巴特神学中，上帝找世人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并认为宗教和信仰是不同的两件事。宗教是人在寻找上帝，找到合乎自己的神。因位上帝是真神、活神，圣经是“过去的启示纪录，也是未来的启示应许。”上帝的话都是在特定时机向特定人说出。巴特指出，以“人”为出发点是不可能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不等于人一切优点的总和，人即使尽力行善，仍然是无用的仆人，需要上帝赦罪之恩典。[21]
巴特的圣经观，在“道”的神学上阐明是其切入点，从他所写的《教会教义学》卷一，其中所论述的“道”有三种形式————启示的道、成文的道和宣讲的道。
巴特说：“其实，启示和耶稣基督的位格及祂所完成的复活圣工并无二致。启示就是‘道成肉身’”。巴特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启示，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祂所说的话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也藉著耶稣基督向人们说话。从耶稣的言行，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和本性，了解上帝拯救人的计划。
巴特说：“圣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话，完全是因为上帝允许，并且愿意透过它来发言。…‘圣经是上帝的话’这一个命题是一种认信。…〔当然不是宣告〕人已经领悟了圣经，而是人被圣经所掌握了。圣经就因为这整个〔启示的〕事件而成为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这一个命题中，那个微不足道的“是”字所要表达的是，它(圣经)的存有(being)是在启示的行动(becoming)中被确立的。〔换言之〕，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它才有资格作上帝的话，而是由于它启示我们应当如此地确信。 ”
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描写上帝的创造、救赎的伟大计划。使我们明白上帝的爱和怜悯，藉著耶稣基督拯救人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得以与神和好，恢复与神沟通的奥秘。圣经记载著上帝的掌权和末世审判的结局，是一本上帝所默示完备的成文之道。藉著圣经可以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应教导儿女们，传承下去神的道。
巴特在1959年出版的“教会教义学”，不再存在纳粹对教会的威胁时，他更承认“能够认识神，在于神的话，而不见于别处”。因此，本书没有序论。也没基本的自然神学、或相信神与圣经的理性证据等讨论。嘲讽和批评的时代已经过去，并且，否定现在已由肯定取代。公开辩论曾经引发了巴特与布伦纳之间的神学交火，却终于和平收场了。但，辩称圣经有人为记录的错误，却肯定神透过圣经自行启示成为神的话。今天仍向世人说话，而且启示是活化在生命(活)中，指引前面的道路；这并不是认同保守派字句默示论，且认为自由派的圣经批判学有其限制。这维系、唤醒新一代神学家继续探讨。[22]
巴特认为“道”的第三种形式，是基督徒的讲道或宣道，这不单是指主日传道人的讲道，而是指所有的圣经真理教导，个人生命的见证分享，儿童主日学或福音聚会等方式，这些方式都是今日上帝向人说话的型态。巴特也认为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基督徒的宣讲和见证，就是有效的：一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基础。二是全心倚靠上帝，而不是倚靠人的力量。三是以最谦卑和祷告的心传讲。四是能过圣经的检验。
巴特认为“上帝之道”的三种形式，有相互紧密的关系：“唯有从教会的讲道中所采用的圣经，我们才能认识启示的道。只有藉著‘让宣讲变成可能’的启示，我们才能认识成文的道。也唯有经由认识圣经所见证的启示，我们才能认识宣讲的道。 ” [23]
巴特对后世的影响是，因著他所经历的翻转造成了神学的逆转。从圣经中得著上帝的启示，反转了自由神学的人本理性主义思想，转向以上帝为一切的启示、尊崇上帝，逆转了当时神学的思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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