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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亚裔歷史學家（1930-202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余英时（英语：Yu Ying-shih，1930年2月20日—2021年8月1日）[5]，安徽潜山人，生于天津，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会院士[6]，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7]，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美国，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学者。是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8]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亚裔知识分子之一[9]。
唐奖的颁奖理由称余英时“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10][11]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1930年生于中华民国天津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危急，父亲把七岁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跟著二伯父余立中，在此度过八年的时光[12]。儿时接受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后称家乡安徽潜山发生新四军的高敬亭部屠杀三百乡民的“二一五事件”。十四岁时，余英时又亲眼目睹族兄遭新四军杀害的尸体，在心中埋下恐惧的阴影。[13]这几年时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断断续续的学习。1946年，随父亲到沈阳入读东北中正大学补习。1947和1948两年在北京闲居。
1949年6月插班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曾申请加入中共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4]，后肄业转赴香港，1950年起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就在报刊发表文章，1952年毕业，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15]毕业后在香港的小学教书两年；后来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陞教授，受西方学术训练并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张灏[16]。1980年代，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为党外运动发声，颇获当局重视[17]。
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注 1]、新亚中学校董会成员[20]、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余英时桃李满天下，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学者，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2021年8月5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发布讣告称余英时于8月1日早晨在普林斯顿大学寓所去世，享耆寿91岁[21]，更以“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学术研究之外，他亦为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之公众知识份子”，概括其对学术和社会的奉献[22]。随后香港中文大学亦发表通稿表示悼念[23]。
余英时著作良多，著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馀篇。余英时最著名的著作《历史与思想》自1976年出版以来（台北：联经出版）已经34刷，是史学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24]
尽管其思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观点相抵触，但他的著作2004年后曾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25]。2014年，《苹果日报》报导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达通知，要求将余英时的著作全部下架，并称有关部门把出余英时作品的多家出版社领导召到北京“训话”[26]。10月15日，《环球时报》报道称多家书店店员表示书店并没有接到下架的通知[27]。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十册
2014年再版，增加了两卷：
由三联书店出版，共六册
2021年8月20日，获总统蔡英文追颁“褒扬令”，褒扬令全文为：
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泰斗余英时，旷度抱素，玮器徇齐。少岁烽烟四起，辗转播迁，卒业香港新亚书院；嗣负笈重洋，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畴咨穷索，灿然有成。长期客居海外，执教普林斯顿大学，精专华夏思想、政治与文化史，悉力原创性暨系统性论述，以史学大家之见，敏锐透射现实；以近代学术之法，诠释传统中国，剖玄析微，志尽理畅；涵今茹古，茂育群生。复秉意追寻自由价值，匡持人权民主运动；奖掖提携后进杰秀，践履人文社会关怀，嵚崎历落，慷慨任达。公馀援笔翰墨，著作等身，兼及论文数百篇，尤以《历史与思想》、《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箸撰，敷章道心，望尊绝诣，允为当世深具影响力之华裔知识分子。曾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美国哲学会院士暨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唐奖汉学奖等殊荣，徽声广誉，沁溢金石。综其生平，挹注中西学界潜究活水，导引人类文明发展浪潮，儒林哲匹，国士无双；流风遐绪，卷帙垂名。遽闻修龄殂殒，轸悼弥殷，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崇礼英彦之至意。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不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十分强烈，时常声援两岸民主运动及中国人权[34]，包括香港、台湾的街头运动，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很快垮台”。[35]
余英时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觉民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8]。
将中国轴心世纪的突破和西方作对比，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来源请求]
他认为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著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党政府一定“很快会垮台！”，余氏反共立场使其在对现实以及超越其历史专业问题的讨论中常常失焦并陷入情绪化的愤怒。[35]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当时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他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包括刘宾雁、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和白梦等人来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驿站和庇护所，而余英时夫妇的催生功不可没。余英时在专访中透露，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余英时表妹的儿子在长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学旁边遇难，年仅19岁[36]。余英时2014年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共而言，政权就是它的宇宙，习近平时代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中共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用钱来收买一切[37]。
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38]。
2012年，余英时把亲笔信函〈覆黄国昌先生函〉传真给澄社社长黄国昌，公开支持台北青年学生“拒黑手，反垄断，要新闻自由”反旺中的拒绝中时运动，批评中共透过蔡衍明收购台湾媒体控制台湾舆论，呼吁台湾民众以香港为鉴，要尽一切力量维护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39][40][41][42][43]。
2013年，余英时接受专访时表示：不认为中国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权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变革。不看好习近平的“中国梦”，自己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则，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44][45]。台湾数十年来最大的变化便是走上民主自由的架构，能每人投一票来选举谁当总统，很了不得，这些对人权的关注，都是大陆没有的[35]。“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46][47]
2013年，中国流亡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总统马英九、龙应台未会面，余英时接受联合报系专访时批评“畏共、没出息到极点、很丢脸”。[48]
2014年，“拿一些西方的架构问问题，问完问题得结论，在我讲都没有说服力。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49]
余英时在其《史学与传统》一书于2021年1月重刊时所写的内容简介：“本书重刊，距当时撰写已在四、五十年之后了。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举其最显著者而言，台湾已成功地建立起现代的民主秩序，大陆则从内到外都面临著深刻的新危机。”[50]
2013年7月1日，余英时谈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表示中共对付香港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才出现了“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大运动，而这确实打中了香港官方和亲共人士的政治软肋。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与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51]。
2014年，台港媒体转载余英时对太阳花学运反“服务贸易协议”看法，指“大陆以经济促进统一的障眼法已被识破。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中共极权政府极端不信任。这次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他认为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须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52][53]“如果国民党走太远，恐怕要换一个政党。”2014年6月20日，他提醒国民党政府珍惜台湾民主成绩，检讨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不能给共产党什么都好商量的印象，最后恐造成把台湾送给共产党。”他并非认为一定要政党轮替，但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给共产党彼此可以统一的印象。“政策决定的机构该有明显态度，生意是生意，主权不能放弃。台湾没有大陆经济交换，仍可活得好”[35]。
2014年10月10日，多个媒体报道余英时作品在中国各地遭官方全面封杀下架[54][55][56]。不过，10月15日，《环球时报》报道称多家书店店员表示书店并没有接到下架的通知[27]。
2019年11月，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曾赴美拜会余英时。余英时认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令他首次看见美国政界对中国出现大幅度的态度转向，并指出“香港的抗争让人看清中国极权的不公义”，并赞扬年轻人如“英雄”的付出。他认为与共产党正面对抗较难获胜，但他能够明白这些年轻人的想法[57]。
| “ | 为什么非要到某一块土地才叫中国？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13] | ” |
此语类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所说的“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58][59]
2014年，获颁唐奖之前，接受天下文化专访，余英时说：“我同意胡适说的，台湾是中国唯一自由的地方，在我认识的中国。当然现在有台独运动我也知道，那不相干。我想台湾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包括香港自由慢慢受到约束，一国两制都可以变成一国一制了。台湾到现在为止，也有危险，但还没直接轮到你们，也许是下一个。”[60]
余英时于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顿寓所接受世界日报访问时，表示[61]：
| “ | 我没有“中国梦”，有的只是人类的梦，我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社会才是我的梦。我没有要中国非常强大，凌驾于世界，这是中国人的虚荣心作祟。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好东西，中共现在唯一能利用、有号召力的就是这点。民族主义应该只有被侵略时才应该有，那是为了让大家团结起来抵抗外侮。 | ” |
《余英时教授追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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