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指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无宗教、中国民间信仰或这三者的混合，他们并不会专一的相信某个宗教或神明，而是根据自己的物质需求去随时改信，此类人占据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为73.56%；其馀虔诚的宗教信徒中，佛教徒占15.87%，道教徒、巫萨以及各种神秘主义信仰共占7.6%，基督新教徒占2.19%，伊斯兰教徒占1.45%，天主教徒占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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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的文化中有著非常宽松的宗教自由，无立国教之传统，仅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列为官方信仰，不过中国大陆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政策，在义务教育中并不会对学生传授任何宗教教义，虽然有共产主义类的课程，但也不会强迫学生去信仰无神论[3]。在2018年中国政府发布的资料中指出，中国境内基督徒达4400多万人，其中新教占3800多万人，天主教占约600万人，而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因为没有明确的入教程序，所以难以统计人数；全中国大陆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共有14.4万处，宗教教职人员共38万人，宗教团体约5500个，宗教院校91所[4]。据中国官方2021年发布的资料，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有约2500万人（主要为少数民族）[5]。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一种半宗教半习俗的中国民间信仰，普遍存在于中国的汉族地区，它不是有组织宗教，也不具备统一的仪式、经典、建筑和音乐，而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习俗。既使是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中国人也会祭拜祖先，这个观念和西方一神教的思维模式不同。由于祖先崇拜的人数众多，故而难以统计，而有组织的祖先崇拜往往会与道教或巫萨信仰重合，被直接归类在其它信仰之中。因此，仅拜祖却不信神的中国人则被视为一类无神论者，而不是有神论者。
本土宗教
道教，属于一种一元泛灵信仰。道教的创世观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主宰，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万物都是从“道”演化而来的，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教相信众生皆有灵，皆可通过修炼成仙，则神仙皆来自人间，众仙皆是人通过“道”衍化而成。道教并无所谓最高神祇，“三清”只是世界的原始形态。道士通过修炼去脱离尘世，成为拥有各种法力的神仙，最高修为者也可以达到天尊，所以众多道教神仙在历史上都是确有其人。道教否定唯一真神的存在，其理想境界不同于佛教所说的涅槃，又没有印度教的阶级观念。道教的神仙都是长生不老，并且可以随意变化形态，有能力存在于凡人无法抵达的仙境之中（洞天福地）。道教的理想世界是世俗的，相信得道的神仙会返回人间，并使用法术济世。
早期道教有巫觋宗教的色彩，如闻一多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曾指出：“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个巫教。这种宗教在基本性质上恐怕与后来的道教无大差别，虽则形式上尽可截然不同。这个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们可暂称为古道教。”。道教形成于公元两世纪。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方仙道兴起，到西汉谶纬之学盛行，出现黄老道。道教一般以东汉末年五斗米道的张道陵为道教的创立者。五斗米道以老子为先师，基本经典是《道德经》和张陵编写的‘老子想尔注’，以长生不老或成仙为其最高目标。其道术主要是通过章表，符咒招神驱鬼，以及行气、导引等。主要活动在成都周围，也可能在少数民族中传播。许多学者认为五斗米道与当地少数民族所盛行的巫术有很密切的关系。道士能替信徒上章向三清、玉帝、三官等神，许愿求福。至南北朝，道教派别多、各派教义戒律各不相同的情况仍旧。
早年佛教为了传入中国，曾依附道教，自称是“浮屠道”，是道教其中一个分支，提出“老子化胡说”，指老子曾出关去过西域，到天竺收徒教授，有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三国志·魏书》提到“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后来佛教坐大后，开始否认“老子化胡说”，并贬斥道教为“外道”。北魏道士寇谦之吸收佛教轮回观、业力因果、诸天地狱等概念改革道教教义，又仿照佛教戒律和法会仪轨托文太上老君制定了道教戒律和破地狱等部分科仪，废除了“集体黄赤之术”、“交五斗米入道”、“男女合气之术”等习俗与教理。经过宗教改革，北魏立道教为国教，标志著国家承认了道教为统一合法宗教，甚至到唐朝时太宗皇帝尊崇老子为唐朝皇室之祖。道教在唐太宗与唐高宗的大力推行下，成为了唐朝的国教。金末元初全真道道士丘处机又一次宗教改革，仿照佛教五戒、八戒，和沙弥、比丘、菩萨三坛大戒，制定了五戒、八戒，和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三坛大戒，且规定清信士必须经受戒仪式、由一名道士主持授戒才能算作道教徒。全真道自此成为佛教化最深的道教派别，其神祇体系亦吸收了佛教菩萨，这些戒律也为全道教普遍遵守。
道教与中国民俗文化和中国神话高度结合，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少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源于道教，如功夫、算命、祖先显灵、祈福。道教的养生术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黄帝内经》中经络学等方面内容。此外，许多道教徒研习医术，对于中医学发展颇有贡献，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于中医药皆有所建树。道教的炼丹术对火药的发明有著重要的影响。许多汉族和一部分瑶族、壮族信奉道教。另外，道教的一些神仙如关公，在满族、藏族等民族中有一定影响。道教徒活动的宗教场所，统称为宫观。中国共有道教宫观九千馀座，乾道、坤道五万馀人。
巫觋宗教传统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兴盛并为原始宗教的开端，是一类涉及到诊断、治疗与引发疾病等能力的传统信仰及实践，有时因为与灵魂的特殊的关系、或对灵魂的控制而造成人们的苦难。巫曾被认为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
萨满教则主要分布于中国北方，早期的蒙古族、满族等北方民族都普遍萨满教信仰，至今仍残留在蒙古族、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和富裕柯尔克孜族等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之中。
苯教是西藏早期的古老宗教。苯教在早期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拥有参政、议政之权，其势力甚大、信徒甚众。在吐蕃军队出征的时候，也往往会有苯教巫师随军，通过巫术来提高吐蕃军队的士气。赤松德赞继位之后，为了加强王权，大力扶持佛教势力，将佛教确立为国教并打压苯教。赤松德赞这一政策遭到众多大臣的反抗，但都以失败告终。此后的数代赞普都延续了这一政策，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在位期间，更是在政务九大臣之上设置“僧相”一职，将佛教僧侣地位置于世俗贵族之上。僧相强制推广藏传佛教，对苯教的打击则是变本加厉。这使不少苯教信众逃避到阿里、安多、康区等偏远地区。为了苯教生存，苯教全面佛教化，苯教供奉起了佛教的佛、菩萨、金刚、明王，放弃以前黑色的教服，改成红色黄色的袈裟，不再长发披肩，跟佛教比丘一样剃发，成为藏密佛教的一支，但保留了一些教义和仪式规则（例如朝塔时以反方向进行，一般佛教徒以顺时针方向进行），例如各派的活佛常常以转世灵童传承，苯教则是以宗教考试取得最高的法王、仁波切的地位。
苯教的中心寺院是扎西梅日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境内。苯教曾长期受到藏学界的忽视，近数十年以来才被国内外学者重视，并翻译了大量苯教的历史文献和典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将苯教与藏传佛教一起归属到中国佛教协会之下进行管理。
东巴教是主要流传在云南纳西族的宗教。东巴教起源于原始巫教，同时具有原始巫教和宗教的特征，创立者为东巴什罗。经文讲师被视为东巴什罗的传人，因而称作东巴，故名东巴教。东巴教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所普遍信奉。东巴教主要有祖先崇拜、鬼神崇拜、自然崇拜。宗教活动形式有祭天、丧葬仪式、驱鬼、禳灾、卜封等。《东巴经》是东巴教的主要经书。
外来宗教
佛教自从东汉永平十年便传入中国，但东汉、曹魏、蜀汉、东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那时的佛教还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由于汉室禁教，早年佛教徒为了进入中国，曾依附道教，自称是“浮屠道”，是道教其中一个分支，提出老子化夷。根据老子化夷说，佛教其实亦源出老子，与道教同源。
汉传佛教成为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故汉传佛教又称北传佛教[6]。另一支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为“南传佛教”。
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传系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日本佛教自唐代传入，为纯正汉传佛教[7]。越南亦从公元2世纪从中国传入大乘佛教，也是北传佛教国家之一。在李朝，朝廷把佛教定为国教，各代国王都推崇佛教，甚至出家为僧，导致大量僧人涌现，处处皆寺的局面。由于确立了僧团制度，在各地都有专门负责教门公事的机构[8][9]。朝鲜半岛佛教是在公元4世纪从中国传入的。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于13世纪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寂护论师传入大乘佛教及随瑜伽行自续派，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础，此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此后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波折，佛教经过灭佛运动的破坏后重新振兴，并逐渐形成了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此一时期称为后弘期。在宗喀巴大师创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后，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
最早在唐朝时期以起源于今日叙利亚的景教（东方亚述教会）传入中国，也就被视为阿伯拉罕诸教中，最早进入中国的教派，635年至845年即有传教士来华，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并在全国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
也里可温教是元代时对于阿伯拉罕诸教各派的总称，文字纪录见于《元史》之中，“也里可温”一词历来史家均不明其义，直至历史学家陈垣于1917年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明确指出“也里可温”即“敬拜耶和华者”，也里可温教为元代传入之阿伯拉罕诸教一事，亦正式被中国史学界确实。
13世纪时，蒙古西征，罗马教廷遂于1245年至1253年间，向蒙古帝国派出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宣教士。1254年，方济各会宣教士吕柏克（鲁不鲁乞）有一机会到达上都和林向大汗蒙哥宣教，但未能成功说服大汗归向罗马教廷。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请马可波罗之父及叔父返回罗马，并向罗马教廷提议派遣一百名宣教士前往中国，然而最后只有二人自愿前往，且皆在未抵达中国前折返。及至1289年，罗马教廷再派方济各会宣教士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帝国。1293年，宣教士孟德高维诺到达元大都拜见忽必烈，并获准在蒙古帝国宣教，由是开始了罗马天主教（当时称也里可温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孟德高维诺亦把新约翻译成蒙古文。1328年，罗马天主教宣教士孟德高维诺死于中国，当时全中国有罗马天主教信徒三万人。得到元庭之准许终元一代，方济各会不断派宣教士来华宣教。及至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也里可温教亦随着蒙古帝国在中国统治的结束而在中国消声匿迹。
在明朝早期，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完全停止。直至明中叶，在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关系下，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才重新出现在中国。直至十六世纪，耶稣会重启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1583年，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来到肇庆传教，1601年传教士开始接触北京及沿海地区，其中亦包括台湾。
1723年，清雍正禁教。1807年清朝时，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广州传教。1854年英国基督新教公理宗传教士戴德生来华，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创立中国内地会，并成为基督新教在中国的最大差会。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是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仰。在中国，伊斯兰教由于多被回族信奉，也被称为回教。伊斯兰教在最初期即已从阿拉伯传入中国，最早的纪录是于大约公元七世纪中叶唐高宗时，穆罕默德的舅父赛义德·本·阿比·瓦卡斯作为使节出使中国，至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入华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自西亚、中亚，经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北的敦煌传入；另一条是自西亚、北非、东非，经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的广州、泉州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主要是逊尼派。而中国的伊斯兰教教派，旧教为虎夫耶，与新教哲合忍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合称四大派别[10]。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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