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海工总司、工总司，是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之一，也是第一个被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的全市性跨行业工人造反派组织。[1]:200
沿革
1966年11月6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一厂、上钢三厂等17个单位的造反派代表潘国平、王洪文、陈阿大等人，串连筹组。11月9日下午2时，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上海国棉17厂（王洪文）、上海国棉30厂（王秀珍）、上海国棉31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17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成立，会议确定由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同时发布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中共上海市委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1966年11月10日，2,000多名工总司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上火车，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31小时[2][2]:149-150。
1966年11月13日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支持“工总司”[2]:149-150。下午张春桥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是为安亭事件。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11月14日毛泽东肯定张春桥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2]:149-150
从1966年12月起，“工总司”开始出版发行自己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刚开始时发行量只有3万份，以后发行量不断增加，最多时达64万份，而增刊的发行量甚至高达105万份。
“安亭事件”后，“工总司”一直攻击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名义回上海[2]:159。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停止办公，由“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之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2]:160。根据毛泽东要求，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贺电[2]:161。是为一月风暴。
1968年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解散，“工总司”却沿用“工总司”的名称代表全上海工人造反派。
1972年1月，“工总司”及所属各级联络站统一改名为“工代会”，并以“工代会”取代了各级工会。1973年3月，在筹备召开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经张春桥等人决定，用中共上海市委名义宣布，将1967年12月召开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算作“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骨干全部转为总工会领导，下级也由原“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3]
委员会组成人员
1967年12月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召开。该会议产生了工总司委员会。其中有五位常委：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 除常委外，还有三十九位委员：王秀珍、金祖敏、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王腓利、王成龙、徐美英、耿金章、马振龙、岑麒麟、缪南生、倪叔英、邵智慧、徐文豹、曹礼堂 、邵济宏、施善林、沈于和 、王惠禄 、徐妙林、张惠财、左秋根、蒋才喜、袁松伯、蔡康裕、曲世和、蒋善根、刘广德 、康正勤、卞强明、蔡云龙、徐学德、戚荣繁 、杨富珍、周林妹、孟招弟、张伯生。[1]:163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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