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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危机（拉丁语：Discrimen tertii saeculi），又称军队无政府状态[2]或帝国危机，是指罗马帝国在235年（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被杀）至284年（皇帝戴克里先即位）间受到三项同时发生的危机而衰落甚至接近崩溃的过程。这三个危机分别是：外敌入侵、内战及经济崩溃。在这段期间，罗马帝国的组织、社会、日常生活以至宗教均产生了根本的转变，因此该危机被视为古典时代前期和后期之间的分水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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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马帝国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下走出了五帝之年的乱局，但是塞维鲁王朝已经逐渐失去对帝国的掌握。
帝国不得不重金贿赂罗马军队方能保证其忠诚度。塞维鲁皇帝提高了军团士兵的薪资，并屡屡提供不菲的献金。庞大且日益增加的军费令塞维鲁皇帝的继任者深陷泥沼。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谨遵父亲的建议，再次提高军团士兵的薪资并发放各种福利来换取军队的忠心。他甚至考虑分裂帝国并由自己和弟弟盖塔分别治理东西两部分。但是其母尤利亚·多姆娜以强大的影响力阻止了帝国的分裂。
罗马帝国不再深入敌国开疆拓土，反而在蛮族的骚扰和内战的压力下被迫采取守势。如此，罗马帝国再也无法通过劫掠敌国来充实国库，同时也将罗马帝国的边陲地区暴露给国内外掠夺者肆意蹂躏。频繁的内战耗尽了罗马军队的兵力，但征兵就会将压力转嫁到帝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罗马帝国的经济逐步陷入危机，其因素包括多线作战，扩军犒军，运输成本增加，号称面包和马戏的愚民政策，收税效率低下且税官贪腐严重，国家财政混乱，以及贿赂敌国换取和平。罗马皇帝们的对策则是充公私有财产来填充国库。
罗马帝国国内局势在235年急剧恶化。亚历山大·塞维鲁的注意力集中在应付萨珊王朝的威胁上，任由日耳曼战线上的军团在抵抗蛮族骚扰时连吃败仗。御驾亲征的皇帝决定不扩大战争而是使用外交手段，向日耳曼人纳贡以博取后者休战。赫罗狄安称罗马军队渴望更严厉地报复进犯的日耳曼人，所以失去了对皇帝的敬重。士兵们暗杀了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并推举军团司令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为帝。
马克西米努斯是第一个“士兵皇帝”。这些统治者通常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党派背景，显赫身世，或者皇室血统。他们仅仅被手下的军团黄袍加身而已。由于他们的统治建基于手下兵力和自身将才，他们更像依赖军队掌权的军阀。马克西米努斯继续在日耳曼尼亚征战时始终无法控制整个帝国。同时元老院也不能接受出身草根的皇帝。于是混乱的一年开始了。这一年中六人相继称帝又相继被杀。公元238年戈尔迪安一世和戈尔迪安二世在非洲率众叛变，并获得了元老院的支持，但他们的叛变被迅速击败了。戈尔迪安二世战死沙场，戈尔迪安一世则自杀身亡。元老院畏惧马克西米努斯的报复，拥立了两位元老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为帝，戈尔迪安三世作为凯撒。马克西米努斯在进军罗马城时被手下变节的第二帕提亚军团暗杀，随后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也被罗马禁卫军杀害。
接下来几年，无数罗马将军为了夺取帝位而自相残杀，弃帝国防务于不顾。卡尔皮人，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勒曼尼人等日耳曼蛮族纷纷跨越莱茵河和多瑙河劫掠罗马土地，在遥远的东方则有萨珊王朝伺机进攻。气候变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等因素打击了在现代低地国家范围内的土地上的农业，迫使当地土著部落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祸不单行的是公元251年塞浦路斯大瘟疫爆发，病死者无数，令帝国实力一落千丈。令局势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元260年瓦勒良皇帝在和萨珊王朝作战中战败被俘，之后更死在狱中。
公元268年，克劳狄二世皇帝在纳伊苏斯战役中击退了因被逐出其在黑海地区原居地，转而侵略希腊和马其顿行省的哥特人。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是三世纪危机的转折点。这场战役之后，一系列精力充沛的军人皇帝巩固了中央的权威。克劳狄二世越战越勇击退了阿勒曼尼人，并从高卢帝国手里收回了西班牙行省。克劳狄二世在公元270年死于瘟疫后曾在纳伊苏斯战役中担任骑兵统帅的奥勒良皇帝即位。在270-275年间，奥勒良皇帝带领帝国熬过了最艰难的几年，并开始让帝国恢复元气。皇帝击败了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帕米拉王国，并扫清了高卢帝国的残余势力。帝国到了274年已经重新统一。然而，奥勒良皇帝在275年遇刺，一系列自相残杀的短命皇帝相继即位。最后，出身行伍的戴克里先皇帝即位。他终于稳定了局面。
此后，罗马相对外敌的优势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然而，无数繁华的都市已然荒废。帝国西部内的形势尤其惨淡。这些都市的市民或死于非命，或散落乡野之间。他们面对连年战乱后的经济危机，再也无法聚拢起来重建他们的故乡。贸易系统的瓦解和大幅贬值的货币更令罗马帝国的经济一蹶不振。罗马帝国内的许多都市，包括罗马城本身，曾经都不需要布防，但现在这些都市都不得不用深沟高垒将自己保护起来。
罗马帝国始终面临一系列核心问题。第一，帝国皇位继承权从未被界定清楚。这为军队，元老院和其他党派的造王者为了夺权而发动内战创造了条件。第二，帝国的幅员过于辽阔。早在三个多世纪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为其所苦，而现在单一统治者仍然无法多线作战对抗四面八方的入侵者。然而，戴克里先皇帝的新政打破了军人篡位的恶性循环。他首先和一位同僚共享权力，随后在293年确立了四帝共治制。史学家认为这昭示着长达58年的三世纪危机的终结。然而，戴克里先退位后内战仍然此起彼伏，例如他手下的四帝最后便刀兵相向。内战要到君士坦丁大帝即位才告停止。最后，西罗马帝国国祚延续到476年，东罗马帝国则顽强地生存到了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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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元首制形成之初，对帝位的继承便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马帝国在表面上还维持着共和国的形式。[4]
在元首制实行的早期，皇帝执掌权力要依赖于下列几个力量来源的结合：元老院发布公告、大众的支持和军队（尤其是罗马禁卫军）的接受。对于想要称帝的人而言，与前任皇帝有家族上的联系是有益的，但这种联系并不能与正式规定的继承顺位起同等法律效力。
从儒略-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开始，元老院与军队就因帝位继承人问题而导致双方关系有时变得紧张。当元老院贵族们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将军在各个省份开展募兵活动的时候双方的这种紧张关系变得更加糟糕。
当元老院与军队在帝位继承问题未能达成共识的时候，手握重兵的那些将军往往尝试夺权并导致内战的发生。对于这种现象，离三世纪危机最近的例子便是五帝之年——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了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的上台。在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被推翻后，直到公元三世纪结束，罗马都被一连串的将军统治。他们通过频繁发动内战来获得权力，这种掌权的方式使得帝国变得满目疮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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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三世纪首先面临的自然灾害是瘟疫。约公元165至公元180年间流行的安东尼大瘟疫使罗马帝国的军队规模大幅减小，并对罗马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6]公元249年至公元262年间流行的塞浦路斯大瘟疫也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实力。这场瘟疫还导致了帝国境内一些城市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如亚历山大港就失去了62%的人口。这些瘟疫极大的削弱了罗马帝国抵御蛮族入侵的能力，同时还导致了饥荒与耕地抛荒等诸多问题。[7]
罗马帝国在三世纪面临的第二个自然灾害是天气与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加极端的天气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例如更加干旱的夏季导致的农业减产。由于蛮族也会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会试图向帝国内部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扩张。这或许正是这一时期蛮族与罗马帝国在边境地区产生更多冲突的原因。[8]
罗马帝国在内战、瘟疫和饥荒之后紧接着面对的是蛮族的入侵。一部分蛮族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入罗马疆域的（特别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另一部分蛮族是由于被军事上更加强大的民族，例如萨尔马提亚人驱赶出他们原本居住的区域而进入罗马的。最终，伊利里亚诸帝稳定了边境局势。然而，蛮族向帝国内部迁徙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在前期，他们受到了帝国的密切监视并受到了帝国同化政策的限制。但后来进入罗马帝国的部落都同时携带了自己的武器装备，同时仅仅在表面上承认罗马帝国统治的权威性。[9]
然而，与帝国在东方面临的威胁相比，自公元三世纪三十年代在多瑙河流域进行的长期防御性战争简直相形见绌。在帝国的东部，萨珊王朝的野心给帝国带来了相比于孤立的日耳曼人部落入侵更加严重的威胁。[10] 在公元224年至公元226年间消灭了安息帝国之后，波斯国王阿尔达希尔一世想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胜利来继续巩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在亚历山大·塞维鲁在位时就已经渗透入罗马领土，而在公元235年或公元236年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两座城市，即尼比西斯（今努赛宾）和卡雷（今哈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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