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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止一个性别的人有性和/或浪漫的吸引力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双性恋，一般指对男性和女性皆产生爱慕感、能与之建立浪漫关系，或认为两者皆有性吸引力的一种现象[1][2][3]；在某些定义中会把当中的“男性或女性”替换成“多于一种性别或社会性别”[4]。它也可定义为不论对象的性别或性别认同如何，都能对其产生爱慕感或认为其拥有性吸引力的一种现象——这种情况可称为泛性恋[5][6][7]。
在大部分语境下，双性恋一词是指当事人认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皆有想与之建立性或浪漫关系的魅力[1][2][3]。它是三大主要性倾向分类之一，与异性恋、同性恋并列于性取向连续体之内。自认为双性恋者的人不一定会认为两性皆拥有一样的性吸引力；不少自认为双性恋者的人会认为某种性别相对较有性吸引力[8]。
目前科学界尚未就双性恋的形成原因找到确切答案，不过他们相信它的形成受到基因、激素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9][10][11]，且不认为它是一种选择[9][10][12]。尽管目前没有一套有关双性恋成因的理论得到科学界广泛支持，但他们仍偏向支持有生物性基础的理论[9]。与社会性因子相比，生物性因子得到更多的证据支持，对于双性恋男性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13][14][15]。
双性恋可见于各种人类社会的历史记载，同时也存在于其他动物当中[16][17][18][19]。而双性恋一词的英语“bisexuality”则诞生于19世纪[20]。
双性恋是指能与男性和女性建立浪漫关系，或认为两者皆有性吸引力的一种现象。美国心理学会指出：“性取向是一个连续体。换句话说，一些人不一定是绝对的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但是可处于两者之间，或偏向其中一边。性取向的发展纵贯一个人的一生——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意识到自己是异性恋者、双性恋者，抑或是同性恋者。”[8][21]
认为有性吸引力的对象、性行为及性向认同可以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认为有性吸引力的对象或性行为不一定跟性向认同相符。一些自我认定为异性恋者、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人不一定对此有过任何相符的性经历。另有一些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属LGB社群的一员[21]。同样，自我认定为同性恋者的人也可能会展现对异性的性兴趣，但不会因此认为自己是双性恋者[21]。 酷儿[22]及多边恋[22]也可用于描述一种性取向认同或性行为模式。
一些资料来源指双性恋一词包含能与所有性别认同者建立浪漫关系、认为他们都拥有性吸引力的意思；或定义其为不论对象的性别及性别认同为何，皆认为其拥有性吸引力，能与之建立浪漫关系——使它的意思跟泛性恋相近或相同[5][7]。泛性恋这一概念为对“只有两种社会性别”（性别二元论）的概念之蓄意抵制[7]，泛性恋者愿意跟不完全认定自身为男性或女性的人建立浪漫关系[5][7]。
双性恋活动家罗宾·奥克斯定义双性恋为“能对多于一种性别或社会性别感到魅力和/或性吸引力的现象。双性恋者不一定同时对多于一种性别感到魅力和/或性吸引力，展现方式及所感受到的程度也可能存有不同。”[23]
罗萨里奥、施恩萧、亨特、布劳恩于2006年指出：
……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性认同发展是非常复杂且因人而异的。LGB社群不像其他少数社群（比如少数族裔或种族）般，能在认识、加强、支持这一身份认同的共同体中成长；相反他们通常会在对同性恋一无所知或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成长[8]。
研究证实双性恋也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性倾向认同。罗萨里奥等人进行了一项有关LGB青年性认同发展的纵向研究，最后“分别找到了证明性认同会在一段时间跨度内保持一致/出现变化的证据”。不论其最初自评为双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该些青年于随后评价中自认为同性恋者的可能性为双性恋者的3倍。在一开始评价的时候自认为双性恋者的青年当中，有6-7成人于随后评价中继续维持原本的身份认同，约3-4成人改认定自己为同性恋者。罗萨里奥等人于是结论道：“尽管大部分青年在整个研究中会维持双性恋这个性身份认同，但对于一些青年而言，双性恋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性倾向认同，他们会于后来认定自己为同性恋者[8]。” 丽莎·黛蒙德也为此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其跟踪了一群自认为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不进行任何标签的女性，结果发现在十年跨度内，“维持‘女同性恋’及‘不进行任何标签’这两个性身份认同的女性多于舍弃的……双性恋/‘不进行任何标签’的女性对同性/其他性别产生爱慕感的整体比例相当稳定。”[24] 黛蒙德也对男双性恋者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人会在某个时段从‘自认为同性恋者’过渡至‘自认为双性恋者、酷儿，或不为此进行任何标签’，如同从‘自认为双性恋者’过渡至‘自认为同性恋者’般。”[25][26]
动物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依据某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验或反应，来测量性倾向的连续式量表，亦即金赛量表。其测量范围从绝对的异性恋（0级）到绝对的同性恋（6级）[27]。金赛在研究人类的性后，认为即使当事人目前没表现出相关迹象，也有可能是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28]。评为2-4级的人经常被认为是双性恋者，因为他们处于两极之间[29]。马丁·S.温伯格和科林·J.威廉姆斯这两位社会学家写道，在原则上，处于1-5级的人也可被认定为双性恋者[30]。
心理学家吉姆·麦克奈特写道，金赛量表只含蓄地包含“双性恋是一种处于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性倾向”的概念。自艾伦·贝尔和温伯格共著的《同性恋：多元男女研究》出版以后，这个观点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31]。
在科学估计中，双性恋的盛行率从0.7%到8%不等。出版于1993年的《杰纳斯性行为报告》显示，5%的男性和3%的女性自认为双性恋者，4%的男性和2%的女性自认为同性恋者[32]。
21世纪初的双性恋人口统计结果各有不同。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于2002年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在年龄介乎18-44岁的男性中，有1.8%自认为双性恋者，2.3%自认为同性恋者，3.9%自认为“其他性倾向者”；对于年龄处于同一水平的女性而言，有2.8%自认为双性恋者，1.3%自认为同性恋者，3.8%自认为“其他性倾向者”[32]。2007年，《纽约时报》健康专栏上的一篇文章指“1.5%的美国女性和1.7%的美国男性自认为双性恋者[33]。”同年，《Psychology Today》上的一篇文章指14.4%的美国年轻女性自认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异性恋者”，5.6%的男性自认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34]。2011年，一项发表于《生物心理学》 期刊上的研究显示，有男性研究对象会自认为双性恋者，并对男性和女性皆能产生性兴奋[35]。《国民健康访问调查》为首项美国政府主导的大型性倾向调查，它于2014年7月公布首项调查结果，指只有0.7%的美国人自认为双性恋者[36]。
2016年的一篇综述发现，一系列的西方研究皆显示10%的女性及4%的男性自认“偏向于异性恋者”，1%的女性及0.5%的男性自认为双性恋者，0.4%的女性及0.5%的男性自认“偏向于同性恋者”[13]。
尽管双性恋行为的盛行率在不同文化下存有差异[37]，但没有实质性证据表明对同性的爱慕会出现很大的文化差异[13]。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3-16%的男性从事过同性性行为，当中很多也从事过异性性行为[38]。
目前科学界尚未就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的形成原因达成共识[39]。不过他们相信性倾向是由生物因子（包括基因）[40][41]和环境因子（包括出生顺序、接触特定的产前激素[42][43]、母亲的产前压力）的共同作用所促成[44][45][46]。
美国儿科学会指出：“性倾向很有可能不是某个特定因素所引致，它较有可能是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促成，包括基因、激素、环境[47]。”美国心理学会表示：“性倾向的形成原因可能有很多，且可能因人而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性倾向自幼便已确定形成[48]。”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指出：“迄今为止，没有具重现性的科学研究支持同性恋的生物性成因。同样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定的家庭动态因素或心理因素会使人出现同性恋倾向，包括儿时有否遭受性虐待[49]。”相关研究在对同性恋的政治及社会争议上，扮演了一定角色。且可引起人们对遗传指纹分析和产前诊断的担忧[50]。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相信可透过发育中的胎儿的双性恋特质，来解释成年人的性倾向：他相信在每个胚胎中皆存有一个“爱慕中心”，用以决定对男性还是女性产生爱慕感。在大多数情况下，“爱慕中心”会朝向对异性产生爱慕感的方向发展，远离另一侧使人对同性产生爱慕感的方向；对于同性恋的情况而言则相反。神经科学家西蒙·莱维对赫希菲尔德的双性恋发展理论进行了批评，指其令人费解；莱维主张赫希菲尔德未能区分在发育早期阶段尚未性分化的脑部和个体的性取向。莱维指出，赫希菲尔德相信大多数双性恋者对同性的爱慕感相对较低，因此有可能可以限制年轻人继续发展相关的感受[51]。
赫希菲尔德提出了一个用以量度性欲望之强度的量表。它用A（异性恋）、B（同性恋）、A+B（双性恋）来表达性欲望的投射方向。若某人在此量表中的测量结果为“A3、B9”，即表示其对异性只有少许爱慕倾向，拥有较强的同性爱慕倾向；“A0、B0”即为无性恋；“A10、B10”即对两性皆有很强的爱慕倾向。莱维后来把这一量表跟金赛量表作比较[5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相信若从两性的生理特性来看，每个人都是双性恋者。他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种性向，以此推及心理层面。他把心理上的双性恋的其中一个面向定义为“认为两性皆有性吸引力”。弗洛伊德相信，在性发展的过程中，双性向的阳刚面会分别化为男性的支配气质及女性的阴柔气质，但是所有成年人的性欲望都源于两者。不过在性欲望的层面上，弗洛伊德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双性恋者。桑德·拉多及随后的一众精神分析学家皆不支持弗洛伊德有关双性恋的看法。拉多认为人类当中不存在生物学上的双性恋者[53]。精神分析学家埃德蒙德·伯格勒在《同性恋：一种疾病还是一种生活方式？》（Homosexuality: Disease or Way of Life?，1957年出版）一著中指所有“双性恋者”皆是同性恋者[54]。
1981年，艾伦·贝尔等在《性偏好》一著中指出，与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相比，双性恋者的性偏好跟成人以前的性感觉存有相对较少的联系。因此他们推论双性恋更受社会和“对同性恋者的学习”的影响[55]。利蒂希亚·安妮佩·皮劳等人写道，贝尔等有关“同性恋比起双性恋更受生物性因子的影响”的观点可信性颇低，因为其没有得到充分测试，且与像“接触产前激素”般的证据有所冲突[56]。
人类的双性恋常跟同性恋放在一起研究。范·威克和盖斯特认为这在性研究上是一项问题，因为少数独立地探讨双性恋的研究发现，双性恋跟同性恋或异性恋在很多层面存有相异之处。此外双性恋并不总是处于性取向二分法的中央地带。研究指双性恋受到生物、认知、文化的相互作用所影响，所以其会有类型之分[37]。
在现有争论上，有关性倾向的生物性解释受到社会科学家的质疑，当中声浪又以鼓励女性在性上自主地作出决定的女性主义者为高涨。有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在此事上存有态度差异，男同性恋者更有可能把自身的性态归因于生物性因子，“反映此一文化当中普遍男性的经历，但女同志社群的复杂性则没有如实反映出来。” 另外也有证据表示女性的性态显著更受文化和语境因素所影响[57]。
评论家卡米尔·帕格利亚视双性恋为一种理想的性向，并向民众推广之[58]。哈佛大学文学教授玛乔丽·加伯在《反之亦然：日常生活中的双性恋和情欲》（Vice Versa: Bisexuality and the Eroticism of Everyday Life）一著中称，若没有性压抑或缺乏相关机会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皆会成为双性恋者[59]。
莱维于1991年为18名男同性恋者、1名男双性恋者、16名推定为异性恋的男性、6名推定为异性恋的女性进行了尸检，发现男同性恋者前下丘脑的INAH 3神经核比男异性恋者的小，与女异性恋者的大小相近。尽管在报告中莱维把该名男双性恋者跟男同性恋者编成一组，但其INAH 3比男同性恋者为小[37]。
一些证据支持能找到预测某基因男性（genetic males）为双性恋的生物学先兆。Money于1988年指出，拥有多于一条Y染色体的基因男性更有可能是双性恋者、性偏离者、易冲动者[37]。
一些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对同性的爱慕倾向不具有演化适应上的价值，因为它不跟成功繁殖有关。并把双性恋取向归因于脑部可塑性的正常变异。较后来提出的理论认为同性结合可能有助于使男性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继令其更易结识女性伴侣，增加繁殖机会。女性的同性结合或有助于使其移至群体的核心地带，使其拥有较大机会获取资源，增加她们更成功地养育后代的机会[60]。
昆士兰医学研究院的布伦丹·齐奇提出了另一套理论：认为展现了女性特质的男性对女性较有吸引力，因此更有可能会选择与之交配，这使他们的基因保有令其不排斥异性恋的倾向[61]。
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作者亦指出：“现有可观的证据显示，人类性倾向会受到基因所左右，所以研究者尚不了解低成功繁殖度的同性恋如何能在人口中维持著相对较高的占比……我们假设使人较易成为同性恋者的基因会降低拥有者的成功繁殖机会，使拥有后代的异性恋者从中获取利益。”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使人较易成为同性恋者的基因可能会使异性恋者在交配上存有优势，这有助解释同性恋人口的演化及维持。”[62]
科学家艾米丽·斯科尔在《科学美国人：头脑》上指出，同性恋和双性恋行为在几种物种中并不少见，而它会促进该些物种的纽带：“同性恋行为愈多，该物种便愈平和。” 该篇文章指出：“动物个体不能像人类般分为‘直’和‘基’：一只跟同性调情或形成伴侣关系的动物不一定会把其异性倾向关掉。相反许多物种都把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视为其社会常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小动物当中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只有双性恋。动物不会为自己的性做个什么认同出来，它们只会发生性行为。”[63]
女性的男性化和男性的超男性化一直以来便是性倾向研究中的核心议题。现有几项研究显示双性恋者拥有高男性化的特点。拉托雷和韦尔登贝格于1983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当中他们试图找出女同性恋者、女双性恋者、女异性恋者的人格特质有何差异。最后他们发现双性恋者的不安全感相对较少。此一发现把双性恋者定义为“充满自信的”和“心理较容易平稳”。此一特点会使其比起其他测试对象更具有男性气质。这项研究没有考虑社会规范及偏见等因素，且没有测量男同性恋者的女性化[37]。
一项发表于《耳鼻喉研究协会杂志》上的比较研究显示，女性的听觉敏感度一般较男性佳，研究者假设此一现象是一种跟幼时听力有关的遗传倾向。此外其发现与女异性恋者相比，女同性恋者和女双性恋者对声音更为敏感，这可能显示后者拥有不能容忍高音调的遗传倾向。而不论男同性恋者、男双性恋者，抑或是男异性恋者，他们的听收模式都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亚组“具有超女性化特点的男同性恋者”当中便有明显的差异（与上述三组相比），他们的测试结果跟女异性恋者相近[64]。
产前激素理论认为，在产前接触较多性激素的人会拥有较为男性化的大脑，日后成为双性恋者或同性恋者的可能性也较高。但至今仍没有研究为此一理论提供证据。针对某些特定变项（比如有否患上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有否接触己烯雌酚）的研究显示，产前接触较多睾酮或雌激素的人，在成年时有较高机会出现围绕著女女性行为的性幻想。上述两种激素较跟双性恋有关，跟同性恋则没有那么相关[57]。
现有研究显示，第二根和第四根手指（食指和无名指，2D:4D）的指长比跟产前接触的睾酮量负相关，跟雌激素量正相关。量度2D:4D指长比的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相关数字在统计上存有显著偏差——他们的无名指较长；双性恋者的指长比较同性恋者为低。这反映了同性恋的形成原因可能在于产前接触的睾酮量较高，以及雌激素量较低；更高的睾酮量则可能跟双性恋有关。由于睾酮在性别分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缘故，所以此类研究提供了男同性恋的基因性形成潜在理论[65]。
产前激素理论认为，同性恋倾向是因产前接触较多的睾酮所致——这会使当事人拥有较为男性化的大脑。但这跟认为“同性恋是因男性的大脑偏向女性化所致”的假说互相矛盾。不过其他理论认为同性恋可能是因自由睾酮所致，这会令某些脑区欠缺受体。因此脑部某些部分可以呈女性化状态，而包括2D:4D指长比在内的其馀特征则可以超男性化[60]。
范·威克和盖斯特总结了几项有关双性恋者的性欲的研究，发现与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相比，双性恋者进行性活动及性幻想的频率较高，亦较常对性展现欲望。该些研究颢示男双性恋者及女双性恋者对异性进行性幻想的频度高于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与男异性恋者相比，男双性恋者较常跟女性发生性行为；他们的自慰频率在相比之下亦较高，但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则较不满意；比起女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女双性恋者于一周内达至高潮的次数较多，并经常宣称相关的感觉较强。女双性恋者开始热衷于异性性行为及自慰的平均年龄较小，并更对自慰表示享受；她们还会从事较多种类的性行为[37]。
研究发现对于大多女性而言，高涨的性欲跟两性对自身的性吸引力同时较高有关。但对于男性而言，高涨的性欲跟男女其中一方对自身的性吸引力较高有关，无关于两性同时对自身的性吸引力较高[66]。因此对于女双性恋者而言，高涨的性欲跟两性对自身的性吸引力较高有关；但对于男双性恋者，高涨的性欲跟男女其中一方对自身的性吸引力较高，另一方较弱有关[60]。
双性恋社群包涵了LGBT社群内自认为双性恋者、泛性恋者、性向认同流动者的成员[67]。由于一些双性恋者认为不论同志圈还是直人圈都不能够顺利融入，且他们有“大隐于市”的倾向，所以一些双性恋者立志要建构専属的社群、文化、政治运动。不过也有一些双性恋者顺利融入同志圈或直人圈。此外还有视融入同志圈或直人圈为迫不得已的双性恋者；在出柜后他们有机会被原来的同志圈或直人圈所排斥[68]。心理学家贝丝·费尔斯坦指出，双性恋者倾向于内化与伴侣选择有关的社会态度[69]。此外他们亦感受到要自身不坦诚地自认为同性恋者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回答有机会被视为对单配偶制这一社会价值的否定[69]。这种来自社会的压力有可能会影响双性恋者的精神健康，为此相关专业人士已开发出针对双性恋者的特定心理治疗法[69]。
在流行文化中，双性恋行为也与从事同性性行为，但在其他层面上表露出异性恋取向的男子有关。不过他们大多数不会自认为双性恋者[70]。
皮尤研究中心于2013年为美国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只有28%的双性恋者宣称“大多数或所有跟自身有重要关系的人知道自己为LGBT的一分子”，相比之下有77%的男同性恋者及71%的女同性恋者者认同上述句子。此外若以性别来作进一步归纳，只有12%的男双性恋者宣称已出柜，相比下女双性恋者有33%[71]。
双性恋者就像其他属于LGBT社群的成员一样，会受到社会所歧视。除了跟恐同有关的歧视之外，双性恋者亦经常受到来自男同性恋者及女同性恋者的歧视[72][73][74]。大众广为相信“所有人皆是双性恋者”（对于女性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75][76]或“没有双性恋这一独特认同”这两个错误信念[72][77]。上述信念源自两个观点：在异性恋主义者的假设中，人们一定会认为异性具有性吸引力，故可推论所谓的双性恋者只是在探索中的异性恋者[74]。此外单性恋霸权主义者把性倾向视为一个人所偏爱的某种性别，因此相信除非两性对他们的吸引力相同，否则他们则不会是双性恋者[72][73]。在这一种观点底下，人们只可被分成绝对的同性恋者或绝对的异性恋者[72]；躲在衣橱且向往变直的同性恋者[78]或正在进行性表达的异性恋者[74][79]。 研究者就单性恋霸权主义者的论点进行了驳斥，指双性恋为连续体的一部分，不能简单二分[8][33]。
男双性恋者更容易遭认定为“不存在”[76]，有关性取向认同流动的研究更因此引起了争议。2005年，研究者杰罗夫·里格、梅雷迪思·奇弗、J.迈克尔·贝利以专门杂志或报纸的广告募集自认为双性恋的受试者，然后利用了阴茎血流测量仪去测量他们在观看只有男性出演或只有女性出演的色情作品时的兴奋程度。结果发现该些受试者的兴奋模式要不跟男同性恋者相似，就跟异性恋者的模式相近。于是研究者们总结道尽管“在行为或认同上，双性恋者确实存在”，但到了性吸引或兴奋层面则不存在[80]。公正报导及确实组织批评贝利的宣称“男性的兴奋所在就是取向所在”，指其过分简单化，忽略了行为和自我认同[81]。此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们所用的测量工具过分简陋，不能准确测量受到性吸引时的丰富情感（情欲、感情、钦佩）[33]。美国全国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特遣小组谴责该项研究及《纽约时报》对其的大篇幅报导，称它们有缺陷及恐双[82]。
美国双性恋学会表示《纽约时报》及其批评者都误解了贝利的研究[83]。贝利等人于2011年写道，他们发现和两性都有性与恋爱关系史的男性，会对两性的性图像都产生高水平的性兴奋反应[84][85]。该些研究对像是从一个克雷格列表群组中招募的——该群组的建立目的就是为了跟一对异性伴侣双方都发生性关系。著者们写道，尽管此一招募策略为一项重大的变革，但却无法肯定他们对于双性恋者群体而言是否具足够代表性。他们于最后总结道：“自认为双性恋的男子确实有着双性恋兴奋模式”，但无法确定此一模式是否适用于自认为双性恋的典型男性[85][86]。
双性恋擦除是指在文化、历史、学术界、新闻媒体及其他一次文献中忽视、消除、篡改、重新解释双性恋有关证据的倾向[72][73][87]。双性恋擦除的最极端形式则为否定其存在[72][87]。它在很多时候为恐双的表现[72][73][87]。
大众对于双性恋者的包容度越来越高，其曝光率亦有这样的倾向——这种情况在LGBT社群中更是如此[88][89]。美国心理学家贝丝·弗雷斯通（Beth Firestone）写道，自从她在1996年写出第一本有关双性恋的专著以来：“双性恋已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有关进展却有着巨大的地理落差。在我国和世界上许多比较偏远的地区，人们对双性恋的认识仍是微乎其微，部分人的脑海甚至没有这种概念。”[90]
双性恋骄傲旗帜为双性恋社群的常用符号。这个矩形标志顶部的红色宽条纹代表同性别的吸引力（同性恋），底部的蓝色宽条纹代表不同性别的吸引力（异性恋），和中间窄的紫色条纹表示对两种性别的吸引（双性恋）[91]。
类似颜色的符号还有蓝色和粉红色重叠的三角形，两者重合的部分为紫色。这延伸自同性恋社群的常用符号——粉红三角形[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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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双性恋者反对使用粉红色三角形，因为它是希特拉在区别并迫害同性恋者时所用的识别臂章。双月符号因此便应运而生[93]。德国及周边国家较常用到这一符号[93]。
勒纽斯在200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当中探究了一个据称为泛性恋而设的BDSM社群对双性恋的接受程度。其背后原因在于出柜的领地已为男同志和女同志所占据，双性恋者则面临要自己承认“非彼即此”的社会压力（尽管两方都只有一半正确）。他于2001年发现BDSM圈子的人对于双性恋或泛性恋议题及有关争议持开放态度，但个人偏见和问题使之不愿使用有关双性恋的标签。勒纽斯在10年后回顾自己的这项研究，并思考有关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最后其结论仍是双性恋者在BDSM和Kink社群中的地位没什么太大变化，并认为社会对不同的性和性取向的看法亦没什么变化。但勒纽斯同时强调，推广BDSM的泛性恋社群有助于使人们接受更多的另类性表现[94][95]。
布兰迪·林·思穆拉于2012年写道，其认为BDSM活动主动抵制常规性别，并列出了三种不同的BDSM双性恋：性别转换、建基于性别的风格（因人的性别而使用不同的BDSM玩法）、抵制性别（认为性别不应决定玩法）。思穆拉解释说，BDSM经常挑战人们的性观念、对于性取向和性别规范的成见。对一些人而言，BDSM和kink能提供一个渠道，以为其创造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96]。
女性主义圈子对于双性恋的看法有很大差异——从视双性恋为一项可以探讨的女性主义议题，到视之为反动派，不一而足[97]。一些曾经参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在意识到男性对自身的吸引力后，以双性恋者的身份出柜。在女性主义圈子当中，女同志曾跟双性恋者发生冲突——1989年至1993年期间的北安普顿骄傲游行便为其中一个得到广泛研究的例子，当中很多女性主义者都在为“应否接纳双性恋”、“双性恋是否跟女性主义兼容”等问题进行争论。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很多时候会批评双性恋是反女性主义的、它是一种虚假意识、渴望跟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都是“受骗和绝望的”。不过自1990年代以来，两者的紧张关系经已舒缓了不少，因为女双性恋者在女性主义圈子已更为人接受[98]，但像朱莉·宾德尔般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仍在批评双性恋。宾德尔认为女双性恋不过是因“性享乐”而被推崇的“时尚潮流”罢了，并就双性恋是否存在这点表示质疑[99]。她亦以挖苦的态度去将双性恋跟猫咪幻想和撒旦崇拜相提并论[100]。希拉·杰弗里斯于《女同志异端》一文中写道，尽管很多女性主义者能够很自在地跟男同志一起工作，但在跟男双性恋者互动时，则出现浑身不自在的情况。杰弗里斯指出，男同志不太可能性骚扰女性，但双性恋者跟异性恋者一样，都有可能对女性造成困扰[101]。
古希腊和罗马并不像现代西方社会般，为各类性关系打上定义明确的标签。拥有同性情人的男人于当时不会遭界定作同性恋者，与此同时他们可能家中有妻，或拥有异性情人。
反映文化习俗的古希腊语宗教文本对双性恋亦有著墨。它们字里行间的意思有着很多差异——从神秘主义到说教，不一而足[102]。斯巴达人认为，老将与新手之间的爱和情欲关系会使他们更对兵队忠诚，凝聚力也更高，因为他们都想给情人留下好印象。一旦年轻士兵变得成熟，那么这种关系就不会再有性方面的意味在内，但目前历史学家尚不了解他们如何严格遵守这种规条。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成年，那么较年轻的那方就会感受到污名[102]。比如阿里斯托芬称他们为“euryprôktoi”，即屁股大，并指他们就像个女人般[102]。
同样在古罗马，性别并非性伴侣会否为社会接受的关键因素，只要该个男性的享受并没侵害另一位男士的完整性，那么即可接受。在古罗马社会，人们接受生来为自由人的罗马男子跟男女两方都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只要其在过程中扮演的是侵入方即可[103]。这种行为道德与否的关键在于伴侣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性别本身。当地人视女性和青年男子为正常的欲望对象，但一旦成了婚，有关男子就只能找奴隶、妓女（通常是奴隶）满足欲望。古罗马人认为与男性自由人的妻子、他能够结婚的女儿、他的年幼儿子、其本人发生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若要为性目的而使用他人的奴隶，则需得到其主人的同意。缺乏自制力即表明涉事男性没能力管好他人，对于在性上欠控制的情况也是如此；过于贪图“低级的感官享受”则会危及涉事精英男子的文化人身份[104]。
阿尔弗雷德·金赛在1940年代间进行了美国首个有关同性性行为的大规模调查。其发现使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惊，因为当中指出很多人受到同性吸引和进行过同性性行为[13]。金赛在《男性性行为》中指出“……因此人口中就有46%的人既有异性性行为，又有同性性行为，或者对两者都有性欲上的反应……在美国所有青春期开始以后的男性人口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经历的人至少占37％”[105]。金赛本人不喜欢用“bisexual”（双性恋）一词去形容既有异性性行为，又有同性性行为的人，因为这一用词最初是源自雌雄间性的英语“hermaphroditic”，他于书中指出：“直到证明是性关系源自两性的生理结构或机能之前，称某人为‘bisexual’是不恰当的 ”[72][105]。尽管后世很多研究者认为金赛高估了受到同性性吸引的实际数字[13][15]:9[106]:147，但仍认为其研究开创了先河，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性研究[106]:29。
不少人类以外的动物皆有表现出双性恋行为[17][18][19]。哺乳类动物当中的例子包括倭黑猩猩、虎鲸、宽吻海豚属[17][18][19][107]。鸟类的例子包括海鸥当中的某些物种、汉波德企鹅。鱼类及扁形动物当中也有出现双性恋行为的例子[107]。
许多动物物种皆会跟同性建构涉性或非涉性的关系纽带；即使在能跟异性成员交配的情况下，也有例子是只选择同性为其对象——这包括瞪羚、羚羊、美洲野牛、艾草松鸡[108]。
但它们也可能会在未来选择跟异性从事性行为，或只是随机地选择异性作对象。在某些动物中，同性性行为也可能是季节性的，例如雄性海象会在繁殖季节之外经常从事同性性行为，而在繁殖季节则主要从事异性性行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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