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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茹斯特[1]（法语：Louis Antoine Léon de Saint-Just，法语发音：[lwi ɑ̃twan leɔ̃ də sɛ̃ ʒyst]；1767年8月25日—1794年7月28日），又译圣鞠斯特，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1792年9月当选为最年轻的国民公会代表后，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带头推动处决国王路易十六的运动，随后参与起草激进的法兰西1793年宪法。
 | 此条目翻译品质不佳。 (2016年12月13日) |
圣茹斯特曾在困难重重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初期数次被派往前线军队，作为特派员指导战斗，甚至亲身参加战斗。他设定的军纪十分严厉，却也很见成效。很多人认为他的督战对前线军队随后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巴黎，他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密友，与其一起担任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亦曾颁布无情而激进的恐怖政策，以巩固革命成果。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舞台上，圣茹斯特的活跃时间不算长久，却在后世认知中成为恐怖统治的公开代言人，被后世史学家称为“恐怖大天使”（L'Archange de la Terreur）。他曾多次经手策划革命时期风云人物的逮捕和起诉。其中包括乔治·雅克·丹东和卡米耶·德穆兰。
圣茹斯特在热月政变中被逮捕，第二天与罗伯斯庇尔及其他盟友一起被处决。史学界很多学者认为：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在断头台的死亡标志著恐怖统治的结束。
路易·安托万·德·圣茹斯特出生于法兰西中部城市德西兹，该城在当时隶属前讷维尔行省。[2]他的父亲名为路易·让·德·圣茹斯特·德·里什堡（Louis Jean de Saint-Just de Richebourg，1716 - 1777），一名退役的法国骑兵军官，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3]母亲小父亲20岁，名为玛丽-安娜·罗比诺（Marie-Anne Robinot，1736 - 1811），一位公证人的女儿。安托万是二人的长子，[4]其下还有两个妹妹，分别生于1768年和1769年。
圣茹斯特全家后来进行了一次北迁，于1776年定居于隶属于前皮卡第省的布莱朗库尔镇。在那里他们的生活风格较为接近乡村贵族，依靠放租所拥有的土地为生。一年后，安托万的父亲去世，留下他的母亲和三个孩子。虽然失去了家里的支柱，母亲仍旧努力保证了她唯一的儿子的教育。1779年，12岁的圣茹斯特被送往在苏瓦松的一所教会学校进行学习（Collège of the Oratoriens, Saint-Nicolas de Soissons）[5]。
他在学校中的生活基本已不可考，有当时的同学回忆说圣茹斯特并不是很让人愉快的人，但学习非常刻苦，并对塔西佗和柏拉图情有独钟。一个更加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是著名的麻烦制造者，曾带领学生放火烧学校建筑，掩护所有共犯逃脱，而自己被抓获后拒绝供认同党。[5]但有书面证据表明，圣茹斯特曾与1781年8月16日获得神父颁发的奖项。[6]所以放火行为或许并不足信。
无论圣茹斯特是如何度过的中学生活，可以确定的是，他在1786年顺利地从学校毕了业。[7]
尽管如此，他激烈的本性并未随岁月流逝而减弱。圣茹斯特是个“野性，漂亮而又极端叛逆”的年轻人，[8]在当地有名望且受欢迎。他与布莱朗库尔当地的一名年轻女子曾有过一段恋情。女子名为泰蕾兹·热莱（Thérèse Gellé），比圣茹斯特略大一些。她的父亲际里先生是一位富有的公证人，在镇上拥有极高的声势和近乎专断的权力。圣茹斯特是时仍旧是个没有什么成就的普通青年，所以泰蕾兹的父亲并不喜欢他。据说圣茹斯特曾向泰蕾兹求婚，而泰蕾兹也许了婚。[9]然而，官方记录显示，1786年7月25日，泰蕾兹嫁给了当地另一个显赫家庭出身的埃马纽埃尔·托兰（Emmanuel Thorin），这桩婚事被普遍认为是泰蕾兹的父亲主导的政治婚姻。婚礼当日圣茹斯特不在镇里，并不知道这事件。
尽管真实情况已不可考，但普遍认为这件事后圣茹斯特陷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失恋状态，证据是他在泰蕾兹婚后数周突然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至巴黎，同时带走了一对手枪和他母亲的一些银器。[10]在得知他在巴黎的住宿后，他的母亲让警察将他带到了少管所（maison de correction），于是他不得不在那里度过了从1786年9月至1787年3月的时光。
从少管所出来后，圣茹斯特注册成为兰斯大学法学院的学生。[11]关于他的大学生活的结尾存在两种看法：一说他1788年2月14日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于同年4月15日拿到了从业执照[12]；另一说他从法学院退学回家，并未得到任何职业证明。[13]
圣茹斯特在年轻时已展现了自己对文学的爱好，[14]在少管所度过的半年多的岁月里，他开始利用时间撰写长诗，并于两年多后的1789年5月匿名发表了诗集。《奥尔冈》包含了二十篇诗章，时年21岁的圣茹斯特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动荡时局的看法和感触。长诗基于中世纪背景，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以年轻的安托万·奥尔冈（Organt）的探险为主线展开叙述，赞颂了人类最原始的美德，表达了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15]，同时将当下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当代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诗篇模仿了阿里奥斯托的风格[2]，预示了这个少年人未来的政治极端主义倾向。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简单粗暴的讽刺和情色片段的描写，并且对君主制、贵族和教会进行了十分直白的攻击。[16]
当时的人认为《奥尔冈》淫秽且反动，于是它很快被查禁。但负责没收它的检察员发现，各处都并没有什么副本存留。它的销售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圣茹斯特也并未因发行诗集而获得任何经济利益。[17]不过当时正处于大革命的序幕阶段，公众和圣茹斯特的口味都很快随之发生了转变，这从他死后留下的文件可以看到些端倪：在那些文件中只有了几页尚未完成的小说，除此之外几乎全部都针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论文。他不曾继续追逐他在文学上和法律上的梦想，而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革命这个唯一的目标之上。[18]
在1792年九月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之前，年龄尚不足25岁的圣茹斯特一直频繁活跃于布莱朗库尔当地的政治舞台上。1789年革命爆发后，布莱朗库尔传统的政治结构进行了改进和重组。之前手握重权的公证人际里权威受到了改革派的挑战，挑战来自于圣茹斯特及其几个朋友，其中包括他的妹妹露易丝的丈夫。[19]这种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一直持续到1790年，是年布莱朗库尔举办了第一次公开的市政选举，由国民制宪议会授权进行。新的选举系统选出了圣茹斯特的一个朋友在镇里担任市长；另一个朋友担任秘书；同时他的妹夫担任地方国民自卫军的领袖。圣茹斯特当时并没有任何社会工作，并不满足缴税标准，同时也尚未足龄，但他仍旧被破格允许加入国民自卫军。[20]
圣茹斯特立刻表现出了他无情的纪律主义——日后他亦因此而闻名于世。在短短几个月内，他被晋升为指挥官，并被授予中校军衔。[21]他多次出席地方会议，所展现出的爱国热情和才华让与会者印象深刻。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圣茹斯特在地方议会上公开烧毁反革命的宣传册，与此同时把手伸进火焰里，用以宣誓他对共和国的忠贞无二。此举让出席议会的所有人大为感动。[22]
与此同时，圣茹斯特开始准备参选所在地区的国民议会代表。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写信给多位在当时已是风云人物的革命领袖，其中包括卡米耶·德穆兰。[23]1790年年末，他第一次给罗伯斯庇尔写信，请他协助解决当地发起的一个政治诉求。这封信中充满了真诚的赞美之词。信的开头写著：“是您支撑著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使她远离专制和阴谋的侵染；而我如同感知上帝的奇迹一样感知到您与我同在……”[24]罗伯斯庇尔在当时已经相当出名，每天会收到许多陌生人发来的类似信件。圣茹斯特的这一封是他保留下来的其中一封。[25]罗伯斯庇尔有无回应并不清楚。但以这封信为开端，两人之间发展出了“神秘而深邃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两人共同赴死的那一天”。[26]
1791年8月至9月期间，地方议会举行了国民立法议会代表的竞选，圣茹斯特是其中一名候选人。[27][28]他一直以来的政敌际里在竞选中重新指出他的年龄尚不足25、实际上并无资格成为代表的事实。这是一个硬性规定，而圣茹斯特无法举证进行反驳。所以他不幸落选了这一次选举。在那之后他并未完全消沉，在当地仍旧活跃于捍卫农民利益的法律案件，[29]并曾写信向人借用法律书籍。[30]
在等待1791年选举的期间，圣茹斯特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工作。1791年春天发表的《革命的精神和法兰西宪法》(L'Esprit de la Re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de France)是其中一部作品。[31]是时他的写作风格已经全然脱离了之前的讽刺风格，变得十分严肃，且包含了一些古罗马式的道德层面说教，这种风格在当时深受革命者们推崇。[32]书中展示出的政治立场出人意料地温和，明显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受到了孟德斯鸠的极大影响，并且全书所讨论的政治制度都尚局限在君主立宪制之内。[33]圣茹斯特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迄今为止所发生的那些无序的革命暴力的极端憎恶之情，蔑视地称那些参与这些无序暴力的人只不过是“暴乱的奴隶”。[34]与此同时，他对国民立法议会中的代表们赞誉有加，认为他们冷静而清醒的美德将会成为革命的最佳指导。[35]革命的精神总共包括五卷书，它有很多碎片式的理论和思想，许多主张存在著内部矛盾，体现了作者是时的不成熟。但同时它也清楚地表明圣茹斯特不再认为政府是对人类本性的压制，而是还原人类美好本质的必要手段：它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社会向著遥远而又理想的远方行进”。[36]
和奥尔冈一样，这本新的著作也并没有很多读者。在本书发行后的不久的1791年6月21日，凡尔赛发生了著名的路易十六出逃事件。这使得圣茹斯特在书中所考虑的君主立宪制突然不合时宜起来。不过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它彻底点燃了公众对国王一直在酝酿著的愤怒之情，最终导致了1792年八月十日事件。当日巴黎暴徒暴力袭击了杜乐丽宫，促成了君主制的土崩瓦解。而作为对事件的回应，国民立法议会宣布解散，并进行新的男性公民普选，共同召开国民公会。这个时机对圣茹斯特堪称完美，他在当年八月底就可年满25岁，成为合格的竞选人。[37][29]八月十日事件引起的恐慌还导致了他的许多竞选对手退出了选举，[38]于是圣茹斯特十分顺利地当选为埃纳省的代表之一。[39]最终他如愿前往巴黎，成为了国民公会中最年轻的成员。[40]
1792年9月到达巴黎后，圣茹斯特最初十分谨慎，并未留下太多和代表们互动的记录。他加入了雅各宾俱乐部，但他对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并不亲近。[41]直到1792年11月13日，他在国民公会上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说，此次演说使得他一举成名。演说所针对的辩题是如何处置曾经的国王路易十六。[42]在圣茹斯特之前发表见解的人意见都相对温和，而圣茹斯特则对国王进行了十分严厉的谴责。他要求“路易·卡佩”不应以曾经的国王的身份接受审判，甚至不应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接受审判。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理应处死的敌人。[43][44]“对于我来说，”他宣称，“我不认为此处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性，一个国王只能在‘统治’与‘死亡’之间择其一。他的存在本身对自由的国度就是一种压迫、一种敌对。他亵渎法律。他必须以死确保人民的安宁。因为在他的概念里，他需要以镇压人民的手段来保全自己。”[45]
这位年轻代表的发言震撼了国民公会。[46][47]圣茹斯特在整个演讲过程中频繁被掌声打断。[48]在他演讲的结尾，他提出了他那句著名的见解：“没有一个统治者是无辜的。”[49]罗伯斯庇尔显然对圣茹斯特的发言印象分外深刻——他在第二天的演讲中所展现出来的几乎就是圣茹斯特的观点的复刻。[50]他们共同的看法最终也成为了雅各宾的官方立场。[43]同年12月，国民公会对此通过了立法：路易十六的审判如期进行，并被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于断头台。[51]
在1792年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后，当时的法兰西1791年宪法也亟待更新。其中仍含有国王的角色，早已不再适用。。自从国王被处死后，大量宪法草案在国民公会内流传，由孔多塞起草的宪法草案更是在国民公会中引起多方争论。值此辩论之际，圣茹斯特于1793年4月24日提交自己拟订的草案。[52]他的草案中包含了当时最常见的部分主张︰投票权、请愿权，和就业资格平等。这些基本原则为这份草案的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选举问题上，圣茹斯特和大部分人看法相左。他反对所有复杂的投票系统，坚定地支持“一人一票”，多数者胜的经典方案。[53]这种对希腊-罗马传统的拥护为他赢得了不小的政治威望。（在法国大革命中，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理想化，受到相当的重视）。
由于山岳和吉伦特的党争不休和其他种种原因，所有草案都无法通过投票表决。各派于是各退一步，同意选举出数名代表，组成官方认可的宪法起草小组。1793年5月29日，巴累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五名宪法起草人应被纳入委员会，全力工作，尽快向国民公会提交可用的宪法草案。次日，五名代表被公布，圣茹斯特是其中之一。[54]
由于1793年初形势逐渐严峻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救国委员会被国民公会赋予了极大的权力，以在战争中保证国家安全。按照最初的规定：每个委员会成员的在任期限不得超过三十天，之后需进行改选。五名宪法起草人必须在如此紧迫的时间中迅速开展工作。他们不负众望，于6月9日在委员会中公布了宪法草案，次日清晨被委员会表决通过。随后草案又于1793年6月24日被国民公会采用。并于7月第一周内通过全民公投。[55]圣茹斯特在法兰西1793宪法的制定过程中确切参与了多少后人无从知晓。但从草案简洁而精准的行文和用语、以及某些与圣茹斯特的思想高度一致的条令来看，他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不争的事实。[56]
尽管如此，新宪法在圣茹斯特眼中暂时还不过一件漂亮的摆设，那是他希望实现的理想世界。但在当时的法国，战时特殊政策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放缓了宪政民主的发展进程。需要政府高效运行的战争背景给予了国民公会无上的权力，而在其下辖的委员会中，救国委员会无疑坐落在权力的顶端，成为实际掌权机构。在圣茹斯特的支持和协助下，罗伯斯庇尔有力回击了各方质疑，坚称革命政府将采取战时特殊政策直到胜利来临。[57]之后方可推行新宪法的实施。
1793年初，当圣茹斯特致力于宪法草案的修订时，巴黎的政治格局也正悄然变化。是时正值吉伦特派掌权，被许多激进主义者视为“人民”象征的无套裤汉却对温和的吉伦特派日渐反感，借由巴黎公社与之抗衡。从1792年到1793年，吉伦特派也日益式微，国民公会下属的两个最重要的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此时都已被山岳掌握，无法控制的粮价和对外战争的失利令吉伦特派进一步丧失了民心。[58]1793年6月2日，在巴黎国民卫队时任司令弗朗索瓦·昂里奥（François Hanriot）的带领下，人们占领了国民公会，并通过法令逮捕了29名吉伦特成员，将他们软禁在家。[58]很多其他代表对此表示不满，其中不乏在立场上支持无套裤汉的山岳派成员。但出于政治考虑，他们仍旧被迫认可了这项行动。
在吉伦特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被指控叛国并预定审判时，其他布里索党人却只是被拘禁，暂未拟定正式罪名。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内部均就此事展开了数个星期的争论。出逃的吉伦特成员们在各省掀起叛乱的企图迫使他们做出了决断。[59]6月15日，一个包含圣茹斯特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被委任处理相关事宜。[60]6月19日，委员会全权委托圣茹斯特独自撰写报告。报告于6月24日提交给委员会，7月2日审议通过，并于7月8日宣读于国民公会。[60]圣茹斯特此前甚少参与吉伦特与山岳之间的争斗。但在这份报告中，他明显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长期对抗吉伦特派的罗伯斯庇尔站在了同一战线。[61]
报告很长，其中颇有些因政治目的性过于明显而有失真实的指控。但圣茹斯特著重谴责地方叛乱应被严惩，而大部分人比起有罪，更多的是被叛国的君主制拥护者所欺骗。[62]审判直到1793年10月24日才进行，一周后布里索与其二十个盟友被送上断头台。[63]在10月被审判并判决的人与圣茹斯特6月提交的报告中所列出的名单大有出入。[62]
圣茹斯特认为国民公会应派出代表直接监督共和国所有的军事工作，这项提议于1793年10月10日被批准。[64]当年秋天，由于法国北境前线的情况越发紧急，在圣茹斯特被任命为任务代表之前，几个公会议员已被派往战事最为胶著的阿尔萨斯地区，以支持日渐不敌的莱茵军团。他们并未很好地完成任务。于是在十月中旬（10月17日）圣茹斯特亦被派往前线，与他同行的还有他在国民公会中的盟友：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勒巴（Philippe Le Bas）。任务持续了两个月。在1793年11月和12月中，圣茹斯特和勒巴作为公会代表，被赋予了十分强大的“特别权力”，以便他们更加方便地整饬纪律并重组军队。[65]
圣茹斯特在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始终都处于主导地位。[65][66]他对指挥官要求严苛，冷面无情；却对普通士兵充满同情，悉心听取他们的痛苦和抱怨。[64]在到达前线的第一天，他便下签发一纸公告，承诺他将带来“军队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正义和严厉的措施”。[67][68]圣茹斯特言出必行、行动力一流。整个军队立即如他所言执行起最为严格的纪律。很快，多名官员被撤职。另有多名军官被处决，其中包括至少一位将军。[69]
| "将士们，我们前来为你们复仇，为你们带来能带领你们走向胜利的向导。无论是谁，我们会找出、奖励并提拔所有的有功之人，追查所有的有过之人……
现命令所有指挥官、官员和政府的代言人，必须在三日之内听取和解决士兵们所有合理的怨怼。三日后我们会亲自听取这些投诉。我们将会带来军队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正义和严厉的措施。"[68] |
| – 1793年圣茹斯特的首次宣言，对莱茵军团。 |
士兵和平民中的反革命者也遭到圣茹斯特的打击。但值得一提的是，某些更激进的代表会在辖区下达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命令，而圣茹斯特十分反对这样做。[64]他认为在他之前大部分督军代表的工作都是低效且错误的，并让救国委员会把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召回了巴黎。[65]当地的政客亦受到他一视同仁的整顿。阿尔萨斯最大的城市斯特拉斯堡的革命领袖，欧洛吉乌斯·施耐德（Eulogius Schneider），也因行事腐败而被圣茹斯特逮捕，并随后送上断头台。[70]圣茹斯特和让-夏尔·皮舍格吕将军合作紧密，他是一位深受圣茹斯特尊重的雅各宾党人。在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和圣茹斯特一丝不苟的监督下，皮舍格吕于拉扎尔·奥什（Lazare Hoche）两位将军联手，巧妙地夺回了边界，并开始向日耳曼的莱茵兰地区推进。[64]
随著战局扭转，圣茹斯特于1793年12月底凯旋巴黎，并因带来胜利而备受欢迎。然而他并没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很快他便又一次离开巴黎，前往比利时前线，以解决北方军团中同样严重的组织纪律问题。[71]1794年1月22日到2月12日[72]，他又一次以严苛的措施和强大的行动力迅速推进了任务的进程。然而这次的任务持续不到一个月便被中止。巴黎政局不稳，罗伯斯庇尔需要他的帮助。[71]
由于吉伦特派已七零八落，随著共和军在北线的推进，由雅各宾俱乐部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左翼山岳党人控制了国民公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西共和历第二年风月的第一天（1794年2月19日），圣茹斯特当选为国民公会新一期的主席。[70]
在两个星期的任期间，他说服公会通过了十分激进的风月法令。法令规定政府将可没收贵族以及流亡分子的财产，并将它按需分发给无套裤汉和爱国人士。[73]这样的财富再分配法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中最受争议的革命性决议。[74]不过和1793宪法一样，由于在实际推行上具有很大的操作难度（例：到底依据什么来敲定被没收财产者的名单？），它从未被真正实施。与此同时，政局的变动也变得越来越迅速和激烈，救国委员会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详细考虑该法令的执行细节。[75]
山岳派的反对者认为风月法令并不真诚，不过是革命政府讨好激进极端左派（忿激派）的一种手段。[76]但无论他主观是否真诚，客观上圣茹斯特的确充满热情地进行了数次演讲，为该法令提供支持论据。法令通过一周后，圣茹斯特大力敦促实施，并认为该法令标志著一个新的时代︰"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就需要根除贫困。爱国者的财产是神圣的，阴谋家的所有理应为那些可怜的人们所用。不幸是世间的力量。不幸的人们有权责问视他们如无物的政府，因为他们才是世界真正的主人。"[76]
1794年的春天，救国委员会几乎完全控制了政府所有的职能和权力。[77]但政见相左的对手和敌人仍然活跃在政坛上。对救国委员会委员之一罗伯斯庇尔来说，最棘手的对手之一是民粹主义倡导者雅克-勒内·埃贝尔。此人在山岳派中也属极左一档，在他在他自己创立的报纸《迪歇纳老爹报》上对有一定资产阶级色彩的雅各宾主义大肆攻击。 雅各宾俱乐部试图拉拢和管理无套裤汉的努力不断地被科德利埃俱乐部中极端激进的埃贝尔派所摧毁。埃贝尔派中最极端激进的人们甚至公开号召人民起义。[78]
时值圣茹斯特就任国民公会主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反对共和的罪行有三种：第一：同情政治犯；第二：反对美德的统治；第三：反对恐怖政策。”而对这些共和国的罪人，只有一种合适的处罚：死刑。[79]共和二年风月23日（1794年3月13日），在罗伯斯庇尔的严厉谴责下，埃贝尔在当晚被逮捕，罪名是阴谋反革命。[80]圣茹斯特表示：“在罪行面前不再有回护与软弱。从现在起，革命政府不会放过任何罪恶。”[81]共和二年芽月4日（1794年3月24日），革命法庭将埃贝尔及其另外18名同伙送上了断头台。[80]
正在进行政治斗争——至少从逮捕吉伦特派以来已经足够血腥可被称为恐怖统治——扩展的越来越广泛。当埃贝尔派殒落时，罗伯斯庇尔感到必须消除他的其他科德利埃俱乐部竞争对手，由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开始到他的亲密朋友乔治·雅克·丹东。[82]这些强而有力的代表是很困难的猎物，但涉及法国东印度公司清算金融丑闻提供“方便的借口”。[82]罗伯斯庇尔再度差遣圣茹斯特到公会提交一份委员会的"报告"，1974年3月31日，他宣布逮捕丹东和“君主主义的最后党羽”。[82]经过混乱的摆样子公审，1794年4月5日，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卡米耶·德穆兰和丹东其他主要的支持者，这一群十五人一起走上断头台。在他的报告中，圣茹斯特已经承诺，这将是共和国敌人的最后“清洗”。[82]
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暴力铲除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只提供了海市蜃楼的稳定性。死亡造成深邃怨恨和他们的缺席只让雅各宾派更难影响危险、不可预知的无套裤汉群氓。[83]这种缺乏街头的支援将在致命的热月政变事件期间得到证明。[84]
作为委员会报告的发言人，圣茹斯特承担任了恐怖统治的公众形象，而他成了广为人知的“死亡天使”。[85]芽月事件发生后，圣茹斯特强化他对国家安全机构组织的控制。他创建新的与救国委员会相匹配"一般员警"机构——并篡夺——已正式交付给治安委员会的权力。然而，成立后不久，新机构的行政运作转交给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离开巴黎再一次派往前线。[86][87]
特派回到比利时军队的任务，圣茹斯特再次承担北部陆军的最高监督并促成弗勒吕斯的胜利。[64][88]1794年6月26日激烈争夺战迫使奥地利军队撤退，成为击败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转捩点。法兰西此后保持进攻的态势，直到1797年的最终胜利。[89]他从战场回来之后，圣茹斯特被视为英雄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欢呼”。[90]
回到巴黎，圣茹斯特发现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地位已明显降低。由于恐怖统治达到极盛-即所谓的“真正的恐怖统治”——被他的敌人反击的危险变得几乎不可避免。[12][91]然而，圣茹斯特，仍然是不动摇的维持他与罗伯斯庇尔的联盟。[92]法兰西在弗勒吕斯的关键胜利，和其他随后的胜利，以恐怖统治作为战争期间国家安全需求的论断正当性也减少了。“恐怖统治的借口结束了”。[93]恐怖统治的反对者用圣茹斯特自己的话对抗他，要求全面实施法兰西1793年宪法。[94][95]
随著政治战斗达到白热化，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确立了“嫌疑犯法令”的更新版本——牧月22日法令。有了它，“人民公敌”的新类别成立的条件如此含糊，几乎任何人都可能被指责。被告的法律顾问不被允许而且处了死刑外，革命法庭可不经审判直接判决。条例草案迅速经罗伯斯庇尔的护航成为法律，圣茹斯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组建，他当然支持。[96]新法规定义“真正的恐怖统治”︰实施的第一个月，巴黎的平均处决从每一天五件上升到十七件，在下个月飙升至二十六件。[97]
牧月22日法令是罗伯斯庇尔反对者的突破点。[98]对恐怖统治的抗拒弥漫整个国民公会，而圣茹斯特被迫解决意见的不一致。贝特朗·巴雷尔和其他热月党人断言他为罗伯斯庇尔设计独裁政权的计划，[28]但尽管如此，一些人认为他是可补救的或至少是有用的——直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他公开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说明他的不妥协。[99]
在讲台上，圣茹斯特宣布现行法律的绝对必要性，而结党密谋的代表在他说话时愤怒地喧闹干扰。最后他们中的几个人用身体将他推离讲台，然后每个开始他自己的讲话，呼吁铲除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支持者。据保罗·巴拉斯回忆，在这一片哗然中，圣茹斯特“没有离开主席台，哪怕这种程度的干扰足以使其他任何人离开讲台。他只退了几步，然后再次上前，骄傲地继续他的讲话……一动不动，坚定地以他的平静对抗着众人。”[100]
圣茹斯特在讲台上保全了他的尊严，但无法保全他的生命。尽管有着圣茹斯特的支持，罗伯斯庇尔结巴了；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勒巴和所有其他关键盟友试图游说动摇国民公会代表，但均已失败告终。[101]本次会议以通过了他们的逮捕命令而结束。圣茹斯特依然站在主席台上，保持冷静，“轻蔑地看着”事态的发展。[25]当弗朗索瓦·昂里奥领导的巴黎公社军队赶来解救他们时，他的信心似乎得到了验证。但数小时内整个集团就被逼退至巴黎市政厅。当国民公会的士兵们终于突破进去时，有些受挫的雅各宾派试图自杀；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勒巴站在圣茹斯特旁边，向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圣茹斯特自己有无任何自杀的打算并不清楚，但在这混乱而粗暴的逮捕过程中，只有他一人临危不乱；所有被捕的人当中，“只有圣茹斯特还能走路；尽管双手被绑，他仍然昂著头。”[102]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20位盟友在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而据说圣茹斯特冷静并自豪地接受他的死亡。在最后验明正身时，他指了指法兰西1793年宪法副本说，“我就是它的作者。”[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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