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二二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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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二二八纪念碑，又称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碑，是位在台湾台北市中正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由郝柏村内阁筹立，1995年2月28日落成。
1989年起，台湾各地陆续设置二二八纪念碑[1]。1990年6月22日，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对立委高资敏早日由中央政府设置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的建议，回应会认真考虑[2]。次日，内政部决定修订《忠烈祠祀办法》，以作政府兴建二二八纪念碑的法源[3]。年尾12月7日，有关人士评估，依郝院长上任后相继参加过张学良九十七大寿、探望孙立人等突破禁忌的作风，不可能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方式推拖[4]。同月11日，台北市议员陈雪芬等人建议台北市市长黄大洲在台北市设立二二八纪念碑[5]。
1991年3月3日，《联合晚报》刊登二二八事件遗族林宗义要给总统李登辉的一封信，其中一项是请求竖立纪念碑[6]。3月6日立法院院会，朝野立委于6日共议建请政府设立碑，除民进党立委卢修一、彭百显、李庆雄、戴振耀、叶菊兰、田再庭、林正杰外，国民党籍立委林钰祥、吴梓、赵振鹏、蔡璧煌与赵少康等亦发言支持[7]。4月30日，由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主持的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会议，王昭明、邱进益、许水德、林宗义等决定建议纪念碑[8]。5月3日，张玲等十五位台北市议员临时提案，以“不要把这种悲伤的回忆留给后代子孙”为由，议请中央政府慎重考虑兴建纪念碑的适宜性，被议会大会暂搁[9]。11月22日，施启扬表示行政院已决定编列建碑预算，明年7月1日起即可动支，建碑地点原则会在台北市[10]。
1992年1月3日，行政院二二八专案小组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二二八事件建碑委员会，由总统府资政邱创焕担任召集人，委员有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陈重光、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召集人叶明勋、家属代表林宗义、台北市长黄大洲、建筑学者汉宝德、行政院公共建设督导会报执行秘书陈豫[11]。次日，二二八关怀联合总会监事联席会议，理事长林宗义对政府建碑事宜表达谢忱，但因建碑召集人邱创焕任台湾省主席时未准设立嘉义市二二八纪念碑，质疑其立场[12]。为强调民意色彩，二二八专案小组于该月31日通过，增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翁修恭、怀恩堂牧师周联华和画家廖德政为建碑委员会成员[13]。廖德政父亲廖进平是圆环缉烟事件目睹者，遭国军在淡水沙仑子海边处死[14]。
1992年2月24日上午，二二八纪念音乐会，陈五福代表民间人士致词表示，只有提升人性的善良与宽容，才是最大的追悼；政府则应以最大诚意立即进行赔偿、道义及建碑等工作，不要再有任何推诿[15]。26日上午，建碑委员会成立兼首次开会，决议由陈豫与汉宝德委员提出规范以征求图样，黄大洲、陈重光、吴伯雄募款[16]。
1992年1月3日，黄大洲被列为建碑委员时说，建碑处初步考虑于大稻埕或华中桥河滨公园等两处[11]。2月12日，黄大洲改口说河滨公园会有淹水之忧，不适建碑[17]。2月28日，黄大洲与市府工务局前往圆山儿童乐园、新生公园、建成公园、大稻埕公园勘察后，认为新生公园视野开阔、公共建物少、交通方便，“新生”这个名字也不错，主张新生公园是最佳建碑地点[18]。对此，林宗义表示，新生公园飞机降落噪音太大，因此反对[19]。台北市议员李逸洋回忆，1991年讨论碑址时，各界都不希望建在航道上的新生公园，只有黄市长坚持己见[20]。也有反因航道而支持设于新生公园的意见，认为飞机乘客可见到，将引起更多人的省思和注意[21]。
3月4日，黄大洲再与成员林宗义、汉宝德、陈豫、翁修恭、周联华前往建成公园、大稻埕延平公园、华中河滨公园、青年公园、七号公园、新生公园及圆山儿童乐园等七处，共识是以青年、新生公园、新公园为适宜。汉宝德认为新生公园有航高限制、青年公园交通动线不佳，与林宗义都认同设在新公园是具历史意义。[22]
林衡道主张，可将小型的碑设于二二八事件最初事发地天马茶房；至于新公园是民众占据台北放送局演奏所广播的地点，设碑理所当然，且有场地可活动、建碑可较大[23]。9月23日，陈重光主持建碑委员会记者会，宣布建碑地在新公园钟塔附近[24]。碑坐落处有以建筑排列呈现三个台湾历史政权的意涵，清治时期的台北府城南门、日治时期的国立台湾博物馆、战后时期的二二八纪念碑三处连为一轴，代表台湾历史进程[25]。建筑师黄健敏认为，碑址并非从环境的角度来选择，而是邻近总统府的政治因素[26]。反对设置于新公园的理由，是因邻近总统府等军政机关，若纪念集会时遭有心人士利用，人群情绪失控涌向官署，恐造成社会动荡[21]。
1991年1月19日，《空间杂志》社与乐山文教基金会主办的“如何塑造二二八纪念空间”座谈会上，李干朗、林惺岳等美术、建筑、政治、社会学界代表皆认为设计应由政府出面作整体规画，以能象征社会公义与和平[27]。陈豫于1992年2月28日透露，图样会采公开征选方式，设计应朝和谐、宽容、团结、光明、与环境关系密切作构想[28]。高雄市立美术馆筹备处主任黄才郎建议，以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为例，要避开平铺直叙的情结，不著细节模相，宣示人性需要醒觉的诚恳挚爱[29]。
1992年9月23日，建碑委员会记者会宣布对外征求图样：设计条件是高度不得超过廿四公尺、面积不超过四百平方公尺、施工需符合建筑法规、工程费用于不得超过新台币七千万元。以该年12月31日为初稿截稿日。第一名奖金新台币两百万元，第二名奖金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第三名奖金新台币一百万元，佳作五名奖金新台币廿万元。[24]
1993年5月5日，评选小组八位委员近七小时讨论，选出前三名。陈其宽、杨英风、夏铸九、翁恭修投给王为河；高为潘、陈锦芳、陈三井支持王俊雄四人组；林宗义赞同竹间联合建筑事务所。7日，建碑委员会核定，改本仅三票的第二名为第一名。[30]
原获评审票数最高是以透明玻璃材质组成立面格子山墙，意涵官方与民间以明朗来面对、超越仇恨，不过复审后以起造可能性、结构安全、以及玻璃清洁维护的问题，改选第二名的设计[31]。协办的公共建设督导会人员强调王为河作品太过新颖，不合林宗义等家属要庄重的盼望[30]。评审黄光男避谈最终评选结果，但对于“这种尖锐、压力犹存的作品，是否适足以反映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和心境”此评语表示相当有意思[31]。建筑师黄健敏批判这作品高于树林、色彩也采非绿色，造成视觉冲击，违反自然和谐[26]。
最终获选的设计团队为皆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已十来岁的王俊雄、郑自财、张安清、陈振丰四人，对当时记忆犹新[32]。合作期间，王俊雄还将设计图带到狱中和郑自财相互讨论，本来狱中规定会客时间为半个小时，被狱方通融而延长到一个半小时[32]。
参赛作品包含海外的三十七件，总达两百八十二件[30]。1993年9月11日至10月3日，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其中一百十八件[33]。
王俊雄等人设计概念是因政府未以应有的法治秩序来治理，以致贪污、枉法横生，导致人民抗争，故主题在于从无秩序导出秩序来[32]。背景除树林外，种植台湾百合等台湾本土植物，不植花色太过鲜艳的花种[32]。碑上方似避雷针，有两个像是算盘珠的形状，意涵乘法二二不得八，意指二二“八”是错误[34]。上方的铜钟以电子控制钟响，每次敲响二十八次，声音两短一长，听似“二二八”[32]。铁架拆自基隆港起重机钢架，隐示从基隆上岸的军队[34]。基座以一角站立、一边互黏合的三个正方体组成，以彰显秩序和稳定[32]。因错误是人造成的，遂用立方体当作构成单元，象征人为的错乱与人为的秩序[34]。放置碑文的球体碑是用圆球象征恢复自然顺序，再以北回归线的数字切一平面，暗喻发生在台湾岛上[34][35]。四周规划以南非黑石为底的浅水池，让流水从四旁流出后，顺地势流往正方体下方的碑体中心[32]。人们踏著象征阴间的阴石进入，环绕碑下一圈再走出[34]。因走道以跳石铺在圆形浅池上所构成，行者必须低下头来、注意脚下[32]。水池一颗颗的黑色钢球，如亡者之血[34]。池中埋有地下二、三公尺的瓮体[32]，涵意入土为安[34]。水流从瓮颈脖的镂空处，流入冲击象征台湾史前时期先民的石锄，以瀑布大的声响使哀悼者精神收束、排除喧哗[32]。人们可将双手放进手掌印上，使身体前倾低头以作哀悼[34]。瓮体中立的琮是古代牌位的样子[32]，传达同为炎黄子孙莫要再分彼此[34]。瓮底向上射的蓝光、水冲到石锄造成的水气，显得气氛幽微[32]。环绕一圈后，最后人们踏著象征现世的阳石出来[34]。
1995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期间，5月16日，郑自财想以纪念碑设计图争取民进党不分区立委资格，却被民进党中执会以“非著作”为由否决。时任国民大会代表的郑自财妻子吴清桂泪洒会场，激烈怀疑是新潮流系想封杀郑自财。[36]
交通部邮政总局在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建议下，于1997年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之际发行取自此纪念碑为图样的邮票，由副总局长王威担任召集人，设计员李光祺加绘和平鸽，面值新台币十九元[37]。该年，中央银行发行以此碑图样为正面、增廿八只和平鸽、面额新台币一百圆的纪念银币，这亦是台湾首例有盲文的纪念币[38]。
1993年2月28日上午10点，陈重光、林宗义、吴伯雄、黄大洲、翁修恭、廖德政、汉宝德、陈豫等建碑委员、家属共同主持破土，总统府副秘书长邱进益、民进党立委张俊宏、沈富雄也到场[39]。《空间杂志》社总编辑林柏年认为急著落成，民众便少时间在这项民主化过程加以学习，值得日后深思改善的[26]。1994年3月15日正式开工[40]。建造过程中，不乏家属到工地现场关心，甚至带来茶水，让工人解渴[41]。
1995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会兼纪念碑落成典礼，总统李登辉先致词代表，再由林宗义致词，随后行政院长连战、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立法院长刘松藩、台北市长陈水扁、台北市议会议长陈健治、建碑召集人陈重光、家属代表林宗义等人步上碑前，拉下咖啡色布幕。一时，家属掩面哭泣、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拭泪、总统夫人曾文惠与行政院长夫人连方瑀眼眶泛红。[42]
次年二二八和平纪念日，纪念会上，市长陈水扁除举行新公园更名二二八和平公园仪式，在追思法会宣布中央政府所立的二二八纪念碑已交由市府管理，希望明年将有碑文[43]。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台北市二二八纪念碑文行政院版初稿
球体碑切面直径只有一公尺，以二乘二公分为一个字面积，故碑文不能超过七百字[35]。
碑落成前，家属对于碑文执笔人叶明勋的初稿有所不满，如“绥靖”即代表是叛乱，提太多事务性程序、却无注明死伤数据，有为政府开脱之嫌，欲自行提出“民间版”碑文，要用“屠杀”、“歧视”、“清乡”等字眼[44]。林宗义要求务必征求二二八家属代表同意，于是建碑委员会1995年2月11日开会讨论碑文内容[45]。2月22日，叶明勋解释，他原稿用“镇压”，“绥靖”是被行政院改的，且写出各处理程序可显示政府重视，死亡数至今无法确定，写“任意株连，殃及无辜，沈冤莫辨”已是非常重的话[44]。见证过二二八事件的他自承这本来是难讨好各方的工作，自认绝无意偏袒任何一方，碑文自有碑文体裁[41]。
因落成时有碑无文，备受外界批评，于是改由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撰写碑文，提出以“悼念”、“抚慰”、“和谐”、“宽容”、“公义”、“光明”、“团结”为原则[46]。成员郑钦仁认为文章须要厘清那些是普遍性、那些是局部性，局部性不应写成普遍性问题，且顾及家属的心理及抚平伤痕、顾到社会和谐[47][48]。1996年6月24日，基金会定下碑文执笔小组由中央研究院赖泽涵担任主笔，台大历史系教授张忠栋、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黄富三、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文星、立委陈永兴四人及张秋梧、翁修恭等作执笔小组[46]。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台北市二二八纪念碑文
二二八纪念基金会撰写的碑文共四大段落：一、历史背景说明；二、引发导火原因：三、政府处理与死伤：四、影响、疗伤、与前瞻。第四段占全文近五分之三，著墨最多，第三段落次之。[35]
1997年1月27日，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对碑文内容最后讨论，将“未及细察，即派兵来台镇压”、“由北而南，肆行扫射”删除，其他几处修正主要为文词修饰，包括“蒋中正”替代“蒋介石”、“警备总司令部”替代“警备总部”、“消息”替换“喜讯”等，当晚通过全文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47]。29日，二二八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蔡政文透露少部分家属希望加“杀戮”字眼，但最后仍采用较平稳的文字[49]。原先碑文是要从国立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多位书法家中选找一位亲自书写，但因定稿到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纪念日只剩不到一个月，加上设计排字、雷射刻字、脱胚、养护、成胚、印砂到铸作红铜、表面处理、固定色感等工序耗时多天，于是改以华康科技的华康隶书体[35]。
1997年2月28日上午举行揭碑文仪式，四小时后即遭民众黄富、林增忠等破坏，将碑文片丢弃在公园西北角莲花池内[50]。黄富的说法是认为下令镇压的是“蒋介石”，碑文却用自封的“蒋中正”取代，是在神格化[51]。3月3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决议对破坏者以损害公物罪名追究[52]。又经过两年馀无碑文，1999年中才低调再度放上相同版本，引起台北市二二八协会总干事廖德雄等人不满，负责管理的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只好加紧日夜巡逻[53]。
2000年2月4日，民众发现碑文遭人以钢钉刻写“我不要中国国民党在台湾”。17日早上，驻卫警察抓到正在刻写英文“制造麻烦”的潘嫌，移送法办。[54]
二二八事件七十四周年纪念会，2021年2月28日，前总统马英九穿著二二八遗族所赠的浅蓝色毛背心，见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时礼貌性拱手打招呼。相较六年前柯文哲曾拒绝与马握手，这次柯文哲态度大转变，共同呼吁和解共生，并且两人致词时皆引用碑文“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天佑宝岛，万古长青。”[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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