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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批判学，又称圣经批判，或圣经批评是用批判式的分析方式来了解及解释圣经。在十八世纪时从历史—圣经批判（historical-biblical criticism）开始，有二个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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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此分析方式和早期的前批判方式（pre-critical methods）、反对圣经批判学的反批判方式（anti-critical method）、之后的后批判导向（post-critical orientation），以及许多圣经批判学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演变成的批判理论不同。
大部份学者认为德国的启蒙时代（约公元1650年至1800年） 产生了圣经批判学，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宗教改革。德国虔敬主义在其发展上有重要的角色，而英国的自然神论也是，不过最大的影响是理性主义以及新教的学术。启蒙时代以及当时对圣经和教会的怀疑，人们开始想要了解耶稣这个人的历史基础，而不是传统教会有关耶稣神性的神学观点。对历史中耶稣的探索从圣经批判学的最早期开始，持续是圣经批判学的关注主题，长达二百年之久。
历史—圣经批判包括了许多的研究方式及问题，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的方法论：文本批评、来源批判、形式批判和文学批评。文本批评检验圣经抄本以及其内容，以识别其原始的文字可能的内容。来源批判找出文字原始来源的证据。形式批判会识别文本中的小单位，试图找到其起源。后来发展的校订批判可以视为是来源批判和来源批判的衍生。这些方式在本质上都是历史性的，注重的是圣经经文在以目前形式出现之前，所发生的事。文学批评是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和上述三种方式不同，注重目前存在文字的文学结构，判断作者的意图，并且透过修辞批判、正典批判和叙事批判来区分读者对文本的回应。圣经批判学中的这些方法加起来，永久地改变了人们看待圣经的方式。
圣经批判学在二十世纪末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受到许多学术和理论的影响，也造成圣经批判学的转变。圣经批判学长期被白人男性的新教学者所主导，二十一世纪开始注意到其他人，例如白人以外的学者、女性、犹太人以及天主教的传统观点也成为圣经批判学的主流。全球化也带来此领域更广的世界观，其他的学科（例如东方研究、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形成新的圣经批判学，称为“社会科学批判学”（social scientific criticism）和心理圣经批判学（psychological biblical criticism）。而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批判性解释也在质疑圣经批判学的角色，以及是否有功用。这些新的方法带来新的目标，圣经批判学从其历史性转向其文学性，其基本前提也从中立的判断，转换为认可在读者在研究中带入的各种观点。
Daniel J. Harrington定义圣经批判学是：“用科学的准则（历史和文学的）以及人类的理性，在尽可能保持客观的情形下，来了解并解释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1]。原始的圣经批判学主要是关注其历史性，批评家著重在文字后面的历史事件以及文本演变的历史[2]:33。这类的圣经批判学是以历史的角度分析，而不是神学性的，有时称为历史批判或历史—圣经批判（有时也称为高等批判），而不只单称为圣经批判[2]:31。圣经批评学者和廿俗的批评学者用一样的科学方法以及研究历史的方式，强调理性和客观[2]:45。中立性是其定义性的要求[3][2]:27。
1990年代时，新的观点、全球化以及不同学科的输入扩展了圣经批判学，从原本的准则往外延伸，变成许多的学科，而且有不同（可能还彼此矛盾）的关注点[4]:21,22。圣经批判学从中立的判断到转换为认可在读者在研究中带入的各种观点。[4]:21,22。新型式的圣经批判学主要是文学性的，不再著重在其历史性，关注目前存在的文本[4]:21,22。
神学家David R. Law提到圣经学者一般会将文本批判、来源批判、形式批判和编修批判一起进行。旧约圣经（希伯来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文体不同，在诠释上也会有各自的问题，需要分开处理。为了说明的需要，以下会将各批判方式分开叙述，不一定会将旧约和新约分开来描述。但是这不是实际进行圣经批判学研究时的作法[5]:viii–ix。
圣经的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也称为低等批判（low-level criticism或lower criticism），是有关圣经文字本身以及所有相关圣经抄本的检验，目的是确定圣经原始的文字[6]:47。就其处理的大量信息而言，这是圣经批判学中信息量最大的领域之一。昆兰洞穴中大约有900个手抄本，其中包括希伯来圣经中现存最早的抄本。其中包括了旧约圣经中《以斯帖记》以外的38卷书，不过大部份都只有片段[7]。相较于其他古代的作品，新约圣经的手抄本很多，有超过5,800个完整或是片段的希腊语抄本，10,000个拉丁语，9,300个其他古代语言的抄本，语言包括有叙利亚语、斯拉夫语、哥德语、吉兹语、科普特语和亚美尼亚语。一般认为抄本的年代从公元110–125年（蒲草纸抄本52） ，一直到十五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印刷术为止。在公元一到四世纪，基督教教父的著作中，直接引用新约的大约有一百万句。比较起来，西方来源第二好的古代作品是《伊利亚特》，推测是由古希腊的荷马所著，是在公元前第七或第八世纪所著，有超过1,900个抄本，不过其中许多是片段[8]。
抄本是用手写的，是由一份手写的抄本手抄产生另外一本抄本，这些抄本不会像印刷品一样完全相同，抄本之间的差异称为异文（variants）[4]:204。异文简单来说，就是二份相同语言，对应相同圣经经文抄本的差异处。许多的异文只是拼错字或是抄写错误。例如抄写者可能少了一个字母或几个字母，省略了一个字或是一行，将某个字母写成另一个字母，将字母对调等。有些异文表示抄写者试著要用修改字或片语，来进行简化或是调和[10]。
异文的精确数量仍有争议，不过若存在的文本越多，有异文的可能性也越高[11]。在圣经文字，异文不是均均分布的。新约圣经异文的列表中，新约圣经中有62.9%是没有异文的[12]。异文对单一抄本可靠度的影响会用将此抄本和其他已建立可靠度的抄本来比较。自从1881年起，已新发现了许多的古抄本，在希腊文新约圣经中存在关键性的抄本（例如NA28和UBS5），在上述发现中确认“经文几乎没有变化”。“这也表示第四世纪的‘最好的抄本’亚历山大—梵蒂冈和西奈蒂库斯抄本（'Alexandrian' codices Vaticanus and Sinaiticus）其根源可以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纪，甚至到第二世纪。”[13]。
抄本可以依异文分类为family。假设抄写者A在抄写时出现一个错误，抄写者B没有那个错误。抄本的来源若来自抄写者A的抄本，应该也会有相同的错误，而源自抄写者B的抄本，则不会有那个错误。一段时间之后，由抄写者A抄本衍生，有那个错误的抄本，彼此之间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大，但因为有那个错误，可以识别是由抄写者A抄本所衍生的。[15]:207,208。许多不同代，包括此错误的版本，会称为抄文的family。文本批判会研究各family之间的差异，彼此结合，目的是要找原始的经文[15]:205。整理这些大量的原始材料非常复杂，因此抄本family会分类在和地理区域相关的类别中。新约文本family的分类有亚历山大（也称为中立经文，Neutral text）、西方（拉丁文译本）、东方（由于安条克及君士坦丁堡）[16]:213[note 1]。
圣经批判学的先驱是拉比犹太教和早期教会[5]:82。犹太教的正典只有《希伯来圣经》（旧约圣经），早在公元100年就在处理希伯来圣经的异文。在产生标准版希伯来圣经的任务中，翻译扮演重要的角色。希伯来圣经在第二世纪末逐渐定型，成为《马所拉文本》，也就是目前基督教旧约圣经的来源[5]:82–84。
马太福音1：22-1：23写道：“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犹太批评家认为，基督教误读了以赛亚书7:14中的almah（“עלמה”，年轻女子）。[18]以赛亚的犹太译本写到：“看哪，这个年轻女子怀孕了，将要生一个儿子，她会给他取名为以马内利。”此外，它认为，基督徒在采取这节经文时断章取义。[19]
马太福音1:23的希腊文本使用了“parthenos”一词，这是通常一个意指处女的希腊单词：
希伯来语的以赛亚书7:14（从右到左）使用almah这个词：
在1世纪，犹太人将希伯来经文翻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其中的以赛亚书7:14中使用“parthenos”（“童贞女”）而不是常用的希腊词“neanis”（以为年轻女子）。[22]七十士译本的希腊词παρθένος（parthenos）被许多人认为是对以赛亚书中希伯来词almach的不准确翻译，但这只是从七十士译本之后1000年所写成的马所拉文本看来才是如此。[23]
一些学者认为，bethulah（“בתולה”，童贞女）和almah（年轻女子）的确切含义是误导的，因为没有希伯来词具有童贞女的意思。马丁·路德也认为这个辩论是无关紧要的，这不是因为这些话并不清楚地意为童贞女，而是因为在功能上almah和bethulah是同义词。[24]
来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是研究圣经文字的原始来源。在旧约研究中，来源批判常著重在识别文本的来源。例如，17世纪的法国牧师理查德·西蒙（1638–1712）是最早提出摩西不是摩西五经唯一作者的人。依照他的论点，有些旧约圣经不是由一个人所写成，而是文士依口传的传统所写下[25][26]:1。法国医生让·阿斯特鲁克在1753年假设摩西依先前的文件写了《创世记》（摩西五经中的第一卷），他再设法识别这些来源，再进行区分[26]:2，他识别到一些重复事件的出现，例如洪水的记录出现了三次，意思是有可能有三个来源。他发现在《创世记》中神的名字有二种，一直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都还有，在摩西五经的其他部份就没有出现二种名字了。他发现了明显的时代错误，有一些叙述的时代似乎比创世记设定的时代还晚。这些证据让阿斯特鲁克假设《创世记》源自许多份材料，之后融合成单一的书卷，即为目前的《创世记》[27]:166–168[28]:7,8。
来源批判中有二个最为人知，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一个是底本学说，有关旧约圣经的妥拉（摩西五经）的来源。另一个是双源假说，有关新约圣经四福音书的来源[29]:147。
圣经来源批判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尤利乌斯·威尔豪森的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以色列历史的序言，1878年），其目的是希望找到旧约圣经前五卷书（摩西五经、妥拉）的来源[32][28]:95。威尔豪森连接了这五本书的历史和发展和犹太教信仰的建立过程[28]:95[33]。威尔豪森假说（Wellhausen hypothesis）也称为JEDP理论、格拉夫-威尔豪森假说或底本学说，是指妥拉是由四份分开而各自连贯的来源所组成。
J表示雅威文献（Jahwist source），在其风格上是最原始的，因此是最早的。E表示伊罗兴文献（Elohist source），是西元前721年北国以色列的产物。D表示申命记文献，约成书西元前621年（约西亚王发现此书的）之前不久[34][30]:62[31]:5。旧约学者卡尔·格拉夫（Karl Graf，1815年至1869年）在1866年提出有另外的祭司文献（Priestly source），威尔豪森在1878年在其理论中加入了祭司文献，因此Pwhich之后称此假说为格拉夫-威尔豪森假说。威尔豪森认祭司文献是在巴比伦囚虏时，因著以西结的影响所写的[35]:69[30]:5。一般认为这些文献曾被最后编修者（R）修订过，但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准确[36]。
后来的学者在威尔豪森假说中补充内容，并进行完善。例如Newer Documentary Thesis推断出提到更多的文的文献，也有更多这些文献范围和相互关系的讯息[37]:49–52。片断理论（fragmentary theory）是后来形式批判对威尔豪森假说的理解。此理论认为妥拉的来源是许多片断的文献，不是四份文献[37]:38,39。Alexander Geddes和Johann Vater认为其中有些片段非常的久远，可能是摩西时代的文献，是后来才加入妥拉中[38]:32。这说明了其中的多样性，以及在结构以及年代上没有一致性的情形[37]:38。
补编假说可以算是威尔豪森假说的演进，在1970年建立的。其支持者认为妥拉有三种来源：申命记文献是最早的，伊罗兴文献是中间核心的文献，其他则是一些片段或是独立的文献[38]:32。申命记文献在风格和语言上有一致性，是单一连贯的文件，但有不同的文学层次[38]:92。此观察导致认为有一个一开始编辑和更新此文件的“申命记学派”。这意味著补编模型成为许多人接受的《申命记》文学模型，之后此理论也应用在妥拉其他部份的内容中[38]:93。
新约研究中的来源批判和旧约有些不同，著重的不是某一卷书文字的多个来源，而是在多卷书中识别其共同的来源。因此福音书本身即是来源，也是其他来源的产物[39]。若以来源来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有些彼此不同之处，也有些彼此相同之处，这三卷书称为对观福音，这三卷书相同和相异处的问题即为对观福音问题（synoptic problem），对观福音问题的解释是新约来源批判中最大的困境。若要解释，必须“考虑(a)哪些是这些福音书中都相同的部份 (b)哪些是这些福音书中，有二卷福音书相同的部份 (c)哪些是这些福音书中都不一样的部份。”[40]:87。有许多理论设法要处理这个困境，还没有普遍一致同意的理论。不过其中主要的有二个理论：双源假说及四源假说[29]:136–138。
《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中最短的，只有661节，其中有600节出现在《马太福音》中，有350节出现现在《路加福音》中。有些经文是一字不差的。大部份的学者同意说《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来源之一，也有些《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经文是一字不差的相同，但没有在《马可福音》中出现[40]:85–87。宗教哲学家克里斯丁·赫尔曼·魏塞在1838年提出了一个相关的理论，他认为有一份假想的，记载耶稣言论的文献，为Q来源，其中的Q来自Quelle，德文中的来源[40]:86。
若此文献曾经存在，目前已经散迭，不过其中有些材料可以间接的推断出来。有五个支持Q文献存在的详细论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口头上的一致，比喻的顺序，其中的成对词句，各福音优先顺序的差异，每卷福音书的内在联贯性。[41]:41。Q文献使得双源假说成为对观福音问题中最多人支持的解释[41]:12[42]:fn.6。每一卷福音书也有其独特的资料，因此《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可能有各自独立的来源。圣经学者B. H. Streeter依此在1925年将双源假说扩展为四源假说[43]:5[44]:157。
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起源自二十世纪初，神学家Karl Ludwig Schmidt观察到马可福音是由许多的短篇单元组成的。Schmidt认为短篇单元是在福音书写作之前的口传传统的证据[45]:242[46]:1。圣经学者理查德·鲍克汉姆说这是“最重要的见解”，建立了形式批判的基础，从未被反驳过[45]:243。赫尔曼·龚克尔（1862年–1932年）和马丁·狄比流（1883年–1947年）由此见解建立了形式批判。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鲁道夫·布尔特曼和形式批判是“是欧洲和北美神学讨论的中心。”[47]:xiii。
形式批判将圣经分为许多的短篇单元，称为选段，会依文类来分类：散文、诗歌、书信、律法、法院档案、战争赞美诗、感叹诗等。形式批判接下来会将个别选段的Sitz im Leben（生活处境）理论化。依照这些一般对这些选段的认知，形式批判者认为是早期基督教的群体依他们的需要（生活处理）形成了耶稣所说的教导和话，因此依照这些话可以识别出当时形成这些话时的处境[48]:271。
编修（Redaction）是编辑多份类似主题的来源，将其整合成单一文件的过程。编修批判是从来源批判以及形式批判所衍生的[50]:98。如同来源批判一样，在决定要如何使用文字时，需先识别其传统[50]:98[5]:181。形式批判学者认为符类福音书的作者只是搜集者，只关注在产生这些文字时的“Sitz im Leben”（生活处境），而编修批判对福音书的作者比较正常看待，将他们视是为早期教会的神学家[50]:99[51]。编修批判反对来源批判以及形式批判所认为，圣经文字只是片段文字之集合而已的概念。形式批判学者将圣经分解为一个一个的小单元，而编修批判试著诠释一整个文学单元[50]:99。
Norman Perrin定义编修批判是“从搜集、整理、编辑及修改原始材料中可以出的部份，来研究作者的神学意图……编修批判让我们把作者视为是编辑。”[52]:14。编修批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德国开始的，在1950年代出现在英国和北美[50]:96–97。编修批判关注的是文学单元是怎么编辑（编修）成目前的形式，以及其编修的原因[53]:820。
圣经的文学批评是在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出现，让学者的关注焦点从历史以及写作之前的问题转移到文字本身，一度曾经是圣经批判学的主流方法，约持续30年之久。一般认为圣经的文学批评是从1957年开始，文学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以文学背景的观点进行圣经的分析，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理解圣经的型式[54][55]:3–4。Hans Frei曾提出说“圣经叙事需用其本身来分析”（biblical narratives should be evaluated on their own terms），而不是用评估哲学或是史实性的，将叙事分解再分析的作法[35]:99。有许多外来的影响让圣经批判学从历史观点转向文学观点，Frei是其中之一[55]:3[56]。新约学者Paul R. House认为语言学的学科、史学上的新观点，以及旧的圣经批判方式的消退也使得圣经批判学转向文学观点[55]:3。
1974年时，文学批评中使用的两种分析方法是修辞分析和结构主义[55]:4,11。修辞分析将一段段落分为许多的单元，观察各单元的分段方式，针对诗歌技巧、格律、平行、文学游戏等加上特别的记号。将各单元制表，找到作者从一个单元到另一个单元的思路演进，最后结合这些资料，试图解释作者的意图[55]:8,9。修辞分析的批评者认为其中“缺乏成熟的方法论”，“只是文体学的练习而已”[55]:425。
结构主义用语言来分辨“意义的层次”，目的是找到作品的“深层结构”，也就是作者的前提和目的。[55]:102。文学学者Robert Alter曾发表一篇以文学观点对圣经主题的分析，也带来圣经文学批评的发展。1980年代是形式主义的兴起，专注在情节、结构、人物及主题[55]:164，当时也发展了读者反应批判，关注的是读者，而不是作者[55]:374,410。
新约学者Donald Guthrie指出用文学批评来分析福音书的一大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福音书的体裁。有关福音书属于哪种体裁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没有体裁，就找不到足够的相似之处，没有相似之处，“需要考虑文学批评可以适用的程度。”[29]:19。若没有确定福音书在本质上属于小说，用分析小说的文学批评方式来分析福音书，会遭到质疑[29]:20。
叙事批判属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叙事批判用在圣经上，是指将圣经经文用故事的方式来解读[57]:7。Christopher T. Paris提到：“叙事批判承认存在来源以及删节的问题，但选择专注在这些材料所编织的美丽叙事图像中。”[58]
叙事批判一开始是在1970年代时用来研究新约，有David Rhoads、Jack Dean Kingsbury、R. Alan Culpepper和Robert C. Tannehill等人的研究[57]:6。十年后也将旧约纳入叙事批判研究的范围。第一个用narrative criticism为标题的论文是Narrative Criticism and the Gospel of Mark，是1982年由圣经学者David Rhoads所发表[59]:167。Stephen D. Moore曾写到：“若以名词来看，叙事批判源自于圣经研究”，但其方法源自于叙事学[59]:166。叙事批判也受到新批评的影响，认为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有内在意义的独立整体。[59]:166。Sharon Betsworth说Robert Alter的研究就是将新批评应用到圣经上[59]:166。像Robert Alter和Frank Kermode等学者想要训练老师“透过训练专注于圣经的艺术性来欣赏圣经—[文本中]安排声音、重复、对话、典故和歧义以产生意义和效果的方式。”[60]。
社会-历史批判（Social scientific criticism）是较广义的圣经批判学中的一部份，反映了跨学科的方法以及多样性[61][62]。社会-历史批判来自型式批判中的“历史处境”或“生活背景”（Sitz im Leben，指某一段文本的上下文，当时的功能和目的。），并且也来自历史型式的批评无法适当的分析社会以及人类学相关的背景（型式批判家认为这些是经文建立的基础）。依照社会科学的观点、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来判断哪些社会规范可能影响了圣经传统的发展，社会-历史批判在目的和方式上类似历史圣经批判，比较不像文学批判的方式。其中会分析圣经文字中社会以及文化的层面，以及其环境背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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