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台湾大学人文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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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湾大学人文馆，为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兴建中的教学大楼，是为了因应文学院内空间不足、院内系所之间过于分散而筹划兴建。但其兴建经历了一些阻碍，包括经费不足、土地选择问题以及建筑设计争议，至2012年11月3日，此工程案第三度提交给环保署环评审查会，但因为多位教授与艺文界人士的反对，最终环评会决议“补件再审”[2]。2016年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通过，2019年1月7日开工[3]。2022年6月兴建完成超过8成主体建筑，举行上梁典礼，并预计于2023年6月完工。[1]
 | 本文或本章节是关于台北市施工中或已进行细部计画的建设。 |  |
兴建目的
背景
台北帝国大学时期之文政学部为现今的文学院与法律学院的前身，那时文政学部的位置就位于现今的文学院及校史馆一带。1945年台北帝国大学改制国立台湾大学之后，文政学部分为文学院及法学院；其中文学院留在原处，而法学院则迁至旧台北商专的位置，后来成为社会科学院以及法律学院。最初文学院只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三个系，随著时间过去，后来陆续设立了外国文学系（现今的外国语文学系）、考古人类学系（现今的人类学系）、图书馆学系（现今的图书资讯学系）、日本语文学系、戏剧系，成为现今文学院的八个系。这八个系与相关的研究所（艺术史、语言学、音乐学、台湾文学四个研究所）以及视听教育馆、语文中心两个附属单位，其教职员与学生人数与战后初期当时相比增加了非常多，因此原本的文学院已经不敷使用。为了因应，考古人类学系在洞洞馆刚竣工时便搬了进去；1988年农经系和农推系新大楼建成搬离，哲学系才搬进原农经农推这一栋。戏剧系则于后来迁至一号馆一楼；图书资讯学系虽然另外兴建了一栋系馆，但却位于学生第一活动中心附近，偏离了原本的文学院；外文系、日文系、中文系、历史系则得共同使用文学院与校史馆。[4][5]
鉴于文学院空间不足，以及院内系所分散校园各处，导致系所之间的疏离，1995年，台大校园规划小组便在“国立台湾大学校园规划报告书”中规划将洞洞馆区作为文学院未来兴建大楼的预定基地之一。文学院亦早在1994年的院务会议中，便讨论确定了文学院未来空间规划方案，并于2004年台大校园规划小组的委员会上，将兴建人文艺术大楼的想法提出。当时的方案是将大楼分成一号馆与二号馆，分别兴建于旧地理系馆及洞洞馆的位址，然而由于那时经费不足，计画无法进行，只能延宕下去。[5]
自从2004年提出了兴建人文大楼的构想，企业界陆续有人提供捐款。2006年6月18日，校友施崇棠捐赠5.4亿元资助兴建人文大楼，使得建筑经费问题得以部分解决，人文大楼的兴建因此得以进行。校方也于接受捐款时，同意将人文大楼的设计与营造交由施崇棠先生资助成立的财团法人观树教育基金会执行。观树基金会则与竹间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作，由简学义建筑师设计人文大楼。[5][6]
当初决定将洞洞馆作为人文大楼预定地，是考量到了洞洞馆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 外部为洞形陶管水泥外墙，使用者自内向外瞻望受到阻碍，人与外部环境感觉受到了隔绝
- 采光不足且温度闷热，必须浪费许多能源和经费在照明与空调设备上
- 通风不良，导致空气品质差
- 顶楼容易有漏水的问题
- 缺乏安全逃生通道[4]
当校方接受5.4亿元捐款后，即将要拆洞洞馆之际，引起一些学生与教授的反弹。他们反对拆除这三栋具有历史的建物，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校方向钱低头的表现[7]。最后经过文化局的认定与一些协调后，决定将洞洞馆拆二留一，农业陈列馆被列为文化资产而得以保存，人类系馆及哲学系馆则予以拆除。
然而，这样的处理也衍生了一些问题。例如保留了农业陈列馆，人文大楼兴建面积与原本预定的相比便减少了，成为影响建筑师高楼层数设计以解决空间问题的其中一个因素。
另外，哲学系与人类学系也因此被迫暂时迁至水源校区，以旧国防医学院的大楼做为临时系馆，然而由于房舍老旧，安全条件并没有很好。2010年11月19日，位于水源校区的系馆，一楼残障厕所天花板突然崩落。经过后续调查后发现有49处天花板的混凝土有崩落的可能。基于人类学系和哲学系师生的安全考量，这似乎成为人文大楼之兴建更具正当性与急迫性的原因；但有人呼吁，人文大楼之兴建和水源系馆的安全问题是两个不必然相干的议题，校方应针对水源系馆予以修缮，而对于人文大楼的兴建与否仍须经过审慎协调与考量。[5][8]
人文大楼的兴建位置就在台大校门口，因此其建筑设计，包括高度、内部空间规划、是否具人文素养等等便容易受到讨论与引起争议。
- 建筑师简学义最初的设计构想是盖三栋分别为十楼、七楼、五楼的建筑，因为建物高度会造成校门口天际线的改变，所以引起了讨论。[5]
- 2009一场“设计构想研讨会”，汉宝德教授曾提出建议：“横竖会是一个古怪的东西，不如在靠大门处盖一个新高楼地标，让其他侧能与旁边配合得更好”。因为这项建议，导致第四个方案的产生。第四个方案将大楼的楼层数增加到23层楼，显示设计师听取汉宝德意见后，对“高楼”的顾忌大减。这一次方案在内部空间上也受到一些批评，包括教授研究室呈长条状产生空间上的压迫与不方便，还有不必要的加入剪力墙设计，以及缺乏特定的公共联谊空间等等。最后，因为此方案所需经费过多，只好宣告失败。[9]
- 2012年6月13日，人文大楼工程第十号案说明会于文学院演讲厅召开，会议中提出“降低楼层”、“系所一体，功能合并”及“增加公共空间”等三项调整，希望符合大众的期待。此外，也纳入了绿建筑的计划，到了第十号案，已经有自然采光、建筑外壳低耗能、空中花园、植物栽种、景观水池、雨水再利用及多层次数目等规划，也会将分离式冷气安装于教授研究室中，并改善大楼通风设备，陆续加入其他环保构想。[10]
- 设计人文大楼的很大难处便在于如何和附近建筑物取得和谐，如何与农业陈列馆在建筑上相得益彰，以及如何将此建筑赋予“人文素养”，如何营造“台大校门意象”。有些人认为建筑师的设计不具人文素养，而建筑师则认为自己是希望透过现代主义建筑传递“人文精神”，展现“当代性”并且连结跟老建筑的关系。如此一来，便产生了“一个人文，‘各自表述’”的情况。毕竟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美学观点，因此想要形成共识，只有经过不断的讨论与协调才可能做到。[9]
由于人文大楼建案的建筑师是由捐赠单位所指定，因此设计案一开始就丧失了更多元性的可能性，讨论与沟通便显得格外重要。但在规划过程中，是否能有足够的讨论时间与效率，一直饱受争议。沟通为何会引起争议？“资讯取得不易”、“没有达到成果的说明会、公听会”以及“意见没办法有效汇整与传达”也许为其中的三项原因。[9]
尽管校方曾举办几场说明会与对谈会，如2011年11月25日的“人文大楼的理性对谈”，但真正能被注意到的参与人员似乎只有院长、系主任、少数几位教授等人，许多老师与学生的意见很难被传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管道取得关于人文大楼的资讯，因此难以对这个建案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对于人文大楼的建案资讯，有些教职员与学生认为校方提供的确实沟通管道不足。此外，尽管会议记录一笔又一笔，但到了最后这些意见常常也难以形成交集与结论。[11]
参考资料
相关连结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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