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为唐朝史学著作,作者刘知几,成书于公元708年至710年,是全世界首部有系统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在四库全书中为史部史评类。
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
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
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
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
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于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萧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史通全书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三十九,外篇十三,共有五十二篇,但内篇“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今传世四十九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于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
- 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
-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 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
- 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
- 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 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
- 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
- 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
- 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 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
- 史官众多,互相观望;
- 史料缺乏,难以编撰;
- 权贵干涉,不敢直书;
- 监修牵掣,无从下笔;
- 缺乏制度,职责不明。
- 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穀梁传。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于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
- 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
六家、二体
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于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
- 尚书家(记言)
- 春秋家(记事)
- 左传家(编年史)
- 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
- 史记家(纪传体通史)
- 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于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著”,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著”。
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于〈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
《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
他反对修通史,是由于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于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
由于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1],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
- 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
- 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于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
-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
- 论赞:旧史惯例,每于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
- 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
- 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
- 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
- 朴而不华,浮词宜删
- 事必直叙,以求真实
- 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于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于君主的权威,不能秉笔直书。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徐坚推崇《史通》认为:“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2]。
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
- 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在本纪、世家、列传、表 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
- 他在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
- 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于史学之贡献极大。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
- 至宋而怀疑风气风盛。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而别为考异三十卷,阐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因,可见一斑。
- 清代学者之考证辨伪,深具怀疑精神,致力于考订工夫,且不仅于史事多所订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应麟《四部正伪》、宋濂《诸子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崔述《考信录》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征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
- 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刘氏深入分析史书的体例。他对六家二体之评价甚为详尽。他以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
- 在内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议,如刘氏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郑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别立土贡考,皆承刘氏之主张而增辟。
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祇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明代之著述,不复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
- 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揭述经、文与史分述之观念。
-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主张史学脱离文学,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与今日之史学观点相合。
- 史通大惑经篇,谓春秋所载,不尽合史实。又有申左篇,谓左氏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盖公、谷多微言大义,而左氏详于史实,自史学立场言,自是左氏可信,二传当存疑也。其疑古篇,于古代经籍,并疑问之,实明白确立了史学脱离经学的影子。
- 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
- 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刘知几认为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上述之言为后世史家所公认,由此可见刘氏识见之高超。
- 开辟史评的道路。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贬书法,就是对史事之评论,后来各种史书都有著者的论赞。而中国最系统有和全面的史评,首推刘知几《史通》,而后方有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新唐书纠谬》。直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开始把史评列为史部分类的一门,后来目录书也有称为史学的,所以说史通一书为中国一切史评书开了正确的道路。
- 史学见解影响后世。修史者唐以后之史书,采史通之见解者,以欧阳脩《新唐书》为最多,如关于书志之见,欧阳脩颇能师其意,《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行而流传于世,如后唐诸史,有论无赞,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删改,皆受其影响。而刘氏倡断代史,贬通史,后世官修史多为断代史,通史地位日渐低落。
- 《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又评论古人得失。……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 王维俭《史通训故》序: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
- 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样,刘知几的史通则在史学理论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卷一
卷二
- 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
卷四
- 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
- 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 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
- 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
- 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 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表历第七〉:“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
- 书籍
- 〈国史纵论〉下编,作者郑佩华、吴美英、黎惠贤。pp. 33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