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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民起义,或称苗乱、苗变、苗民叛乱、苗族民变,是中国清朝大规模的苗民起事运动[参1]。从雍正时期一直到嘉庆元年,黔、湘地区的苗族人民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其中大起义三次,小暴动约二三十次[参2]。
清朝康乾时期统治阶级对中国各族人民[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清朝前期,史籍记载的比较著名的起义有五六十起。苗民起义爆发于苗族聚居的贵州和湖南西部。由于清朝官吏的残酷剥削,苗族人民日益贫困,不得不“将田地折算”抵债,“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参3]。他们的土地落入清朝统治阶级手里,被迫前往高寒山区耕作,过着“柴火当棉袄,蕨根当粮食”的困苦生活。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贵州古州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在苗民包利等人领导下,为反抗征粮、派夫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发动起义。同年六月,清廷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万人前去镇压,起义失败[参2][参4]。
雍正帝下诏说到:从前经理苗疆,本为乂安民生。乃经理不善,以致逆苗肆出,勾结熟苗,抢劫居民。是以安民之心,成虐民之政。返之初心,能勿愧乎?所有贵州本年钱粮,通行蠲免。其被贼州县,蠲免三年,以示抚绥救恤之意[参5]。
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省铜仁府的苗民首先发动起义,湖南西部的苗民也纷纷响应。起义者提出了“逐客民[注1],复故地”[参6]的口号,要求收回被霸占的土地。清政府调动大军前往镇压,起义军说:“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参7]。他们采取游击战术,利用高山峻岭的险要地势和自己擅走山路的特点,使用鸟枪、弓箭、利刃,石块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清军,清政府先后调动贵州、湖南等七省兵力,经过十一年,直到1806年才把苗民起义镇压下去[参1]。
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苗族人民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三月中,镇远府台拱厅苗族农民张秀眉领导起事,十月又有铜仁府梅济鼎、徐廷杰。咸丰七年(1858年)二月起义军控制了黔东南苗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但是随着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集中兵力镇压起义苗民起义,同治十一年(1873年)起事领袖先后阵亡,前后十八年的贵州苗民起义宣告失败[参8]。
有说法[谁?]认为苗民起义与白莲教大起义同时并举,遥相呼应,给予了清朝统治以有力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了也否定了康乾盛世的说法[参1]。然而历史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指出1750年后至1839年可被称为“清朝大和平时期”,尽管该段时期民变不断,且当中有些民变规模甚大,但是也比1200年后的中国历代朝代的战事少[参9]。历史学家戴逸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在康雍乾时期,自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国内也没有长期和大型的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因此社会安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参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