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仁（?—?），或称刘安[1]，唐朝末年时人，原籍蔡州上蔡（今河南省）人，后人刘岩为五代十国南汉开国之君。
《旧五代史》称刘安仁任潮州长史，所以迁居岭南。《新五代史》称刘安仁迁居福建，以经商为生，常到南海做生意，所以改居岭南。曾孙女刘华墓志[1]，则表述其家族出于东晋时南渡的彭城刘氏。同时，刘安生前为平民，大中、咸通之际，有恩命而受到朝廷的褒赠。其子刘谦，其孙刘隐、刘岩。917年，刘岩称帝，国号汉，史称为南汉。追尊刘安仁为文帝，庙号太祖。
藤田丰八在1935年认为他是大食（阿拉伯帝国）商人后裔，从西亚到福建泉州，谎称河南上蔡籍，而唐宋蕃客中刘姓多为伊斯兰的穆斯林。[2]藤田氏此说遭桑原隲藏质疑。桑原认为，关于宋元祐间广州蕃坊娶宗女的刘姓人为阿拉伯人的说法，不能用以证明南汉刘氏是阿拉伯人的后裔，相反，宋元祐间广州蕃客的刘姓，可能是南汉所赐。[3]陈寅恪在1939年撰文《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考证，“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父子俱以儒学进仕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贯纷歧，而俱贾胡（注：通商的胡人）侨寄之地三端，推证之如此。”[4]，然而据现代考证发现藤田丰八与陈寅恪的说法并不合理，指出刘安仁家族是来自淮北地区的汉族人[5]。
《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夫人讳华，字德秀，其先世居彭城。洎乎晋祚中兴，百官南渡，遂波流一派，而家于五羊，今为封州贺水人也......曾祖讳安，其始则荷巾蕙带，揖让三征；其终则鹤侣鸿俦，优游万壑。大中、咸通之际，继有恩命而褒赠焉......
藤田丰八. 南汉刘氏祖先考. 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 商务印书馆. 1935: 137–150.
桑原隲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76-77页。该文载“余谓唐代每以国姓赐外国人，此刘姓回民，或南汉刘氏赐与广州蕃客者，因为得姓之源欤？” 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39年，史语所出版。该文结集于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再版）。该文提及：“近年桑原隲藏教授《蒲寿庚事迹考》及藤田丰八教授《南汉刘氏祖先考》（见《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彧《萍州可谈》贰所载北宋元祐间广州番坊刘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证伊斯兰教徒多姓刘者，其说诚是。但藤田氏以刘为伊斯兰教徒习用名字之音译，固不可信，而桑原氏以广州通商回教徒之刘氏实南汉之赐姓，今若以复愚之例观之，其说亦非是。鄙见刘与李俱汉唐两朝之国姓，外国人之改华姓者，往往喜采用之，复愚及其它伊斯兰教徒之多以刘为姓者，殆以此故欤? 关于复愚氏族疑非出自华夏一问题，尚可从其文章体制及论说主张诸方面推测，但以此类事证多不甚适切，故悉不置论，谨就其以刘为氏，而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父子俱以儒学进仕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贯纷歧，而俱贾胡（注：通商的胡人）侨寄之地三端，推证之如此。” 王承文《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由于史书对刘氏发源地有上蔡和彭城两种记载，所以藤田丰八称“所谓刘氏之祖先，家居上蔡或彭城，似有疑义，必为附会刘姓，以致错误”，并进而判定“南汉之祖仁安为居留唐时福建之大食人”；河原正博亦将其作为判定南汉刘氏为岭南俚獠蛮酋首领的理由之一。然而以上两种观点均在某种意义上混淆了唐人郡望和籍贯的差别。岑仲勉先生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 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史，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惟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未免徒劳笔墨矣！’因此，作为南汉刘氏发源地的彭城与上蔡，主要是郡望与籍贯的差别。二者并不矛盾。史书记载南汉王室世系，一般都只能上溯至刘谦之父刘安仁，再往上就模糊不清了。这一点也是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否定南汉刘氏为北方家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南汉刘氏在刘安仁之前，很可能本来就无特别显赫的家世；另一方面则与唐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特别是从安史之乱直至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中原北方家族大量向各地迁徙逃亡，造成很多家族世系中断，也加速了谱谍之学的衰落。北宋初年柳开评论北方家谱称：‘唐季盗覆两京，衣冠谱牒烬灭，迄今不复旧物。’李焘亦称：‘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总之，晚唐河洛一带因长期战乱导致很多家族谱牒散失无存，应属于非常普遍的情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北方家族为逃避战乱，向长江以南包括岭南和福建等地大举迁徙，而南汉刘氏家族应属于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