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017年以前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1]，由《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于2008年设立，其设立标志了在中国互联网可产生具影响力的公共舆论及确立网路民意的政治正当性^[2]。自2009年7月起，此舆情监测室针对地方政府处置“网路群众事件”（官方用以描述“网路抗议”的委婉辞）的方式和能力做出季报评比及评论 ^[2]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被视为中国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舆情监测与研究的领先单位之一^[3][4] ，并催生了新兴的网络舆情监测的专业及产业^[5]。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1962年12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网络舆情》副总编辑单学刚（1977年9月20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刘鹏飞（1984年10月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郑光魁（1983年2月18日）。截至2014年2月，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微博介绍：“人民网舆情团队已经发展到270人，服务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央国企及大型私企，以及NGO。”

政务舆情监测

参见：网络舆情杂志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以政务舆情监测为主，发行舆情杂志《网络舆情》、《帮领导看网》、网络舆情监控平台和舆情报告等产品，其舆情业务年收入接近2亿 ^[6] ；其《网络舆情》杂志被称为“史上最贵的杂志”（据2010年报导，该杂志订阅费用为每年3800元共约有4000个用户）^[3]。

中国企业舆情研究院估计中国的舆情监测服务市场，有超过千亿元的规模，2012年时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年均增长50%以上^[6]。

政务微博报告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于2012年分别和新浪微博及腾讯合作，分别发布《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2012年腾讯政务微博报告》，做出统计资料，于新浪微博有6万多个政务微博，于腾讯有7万多个政务微博^[7]，此数字大于其2010年统计的数千个^[8]。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1962年12月26日-）将政务微博快速增长情况称之为“微博国家队异军突起”，称其有助于“官民之间顺畅互动”、“夯实共产党永续执政的民意基础”。^[7]

祝华新主张政务微博反映了政府部门面对民众的“对手思维”的改变，认为“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在今天只有维权才能维稳，维权就是维稳。应对民众关注的敏感问题，我们政府解决问题主要靠舌头而不是靠拳头，”^[7]

祝华新分析：“党和政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夺回了互联网上的麦克风，夺回了一些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的话语权。”^[7]

缩短反映时间，“第一定义者”

针对突发事件，该监测室提出＂黄金4小时媒体＂概念，主张政府要在突发事件中缩短反映及处置时间，以对事件取得“第一定义者”的位置^[9]。学者胡泳认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明的“黄金4小时媒体”概念，是对危机管理的时效有意识，因为24小时传统新闻周期，对于熟悉互联网的受众已是不能忍受慢^[10]。

温州动车事故

由于温州动车事故中，掌管媒体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事发后近一周内要求各大媒体，除了“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得对该事故做评论报道（此禁令真实性乃由亚洲周刊向多位媒体人士查证后证实），而因骂中宣部的微博发出后也被删；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于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总结网民的反应和情绪为“网民们的彻夜不眠，温州人民的血浓于水，这些热血和关切，这些悲哀和愤怒，无法触动他们（此指主流媒体）分毫，连起码的谦卑姿态都不会做出来”，进而批评主流媒体不应对民众“失去了对话能力甚至是理解能力”，并主张“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11]

成立起源及相关网路事件

祝华新自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起，从事网络舆情研究，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成立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以每天一期方式报送有关部门“负面舆情” ^[12] ，至2012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为祝华新，同时为《网络舆情》执行主编，其业务包含外单位舆情业务交流及《网络舆情》订阅 ^[12]。

网络舆情监测产业

由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以定量方式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推出“史上最贵的杂志”《网络舆情》（据2010年报导为费用为每年3800元共约有4000个用户）及舆情应对咨询顾问服务^[3]，被认为是中国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舆情监测与研究的领先单位之一^[4]。

根据中国财经杂志报导中国网络舆情监测产业的发展，舆情监测机构当中是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率先发布的2011年度网络舆情报告，之后两个月内，类似的报告也由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认为此网络舆情现象重塑了原有的民意了解渠道，催生专门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的产业；然而因为众多因素，如公关企业的加入从事删除网络负面舆论，形成服务业的灰色领域等问题，有待建立职业伦理与规范^[5]。

对网络舆情监测的批评

由于《网络舆情》杂志开创出的网络舆情监测产业主要是帮助领导读网上民意，因此批评者认为这是将网上民意视为“监察”对象，而误导了正确了解网络舆情的出发点，不在于政府是否“参与舆论”，而是应该“鼓励政策审议（policy deliberation）的文化……以具体步骤……建立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不论网上还是网下），让不同意见者协商讨论寻求共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