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全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是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依照指示，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内容主旨是要求停止内战，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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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背景
1935年是世界政局变化的一年[2]。日本军队在热河战役占领热河之后，又步步进逼，意图进一步进占冀东。之前的1932年至1934年德国希特勒政权崛起，造成共产国际所属最大的德国共产党支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十三次全会，依据库西宁的报告，通过“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提纲[5]。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共产国际七大，会前共产国际正面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上所做的伟大贡献[6]，会后提出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保卫苏联安全[7]。
根据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报告，通过了《帝国主义准备新的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决议，指出：
“共产国际为维护和平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的任务”：“为拥护和平和保护苏联而斗争”；“建立人民统一战线，以拥护和平和反对挑战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军备的斗争”；“进行反对民族侵略主义的斗争”；“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和拥护民族解放战争”。
决议中特别指出：
“共产党员，务必积极拥护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拥护中国苏维埃红军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力扩大民族解放斗争底战线，吸收凡是决意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民族势力，来参加民族解放斗争”
根据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的报告，通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及其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决议，指出：
“苏联社会主义底胜利具有全世界的意义”，“在共产国际所有一切支部前，摆着以下的首要任务：用所有力量和所有方法，来帮助巩固苏联，来反对苏联的敌人”
根据威廉·皮克（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指出：
“因此，向共产国际执委提议……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不要机械地把一国底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替代具体的马克斯主义的分析。”[8]
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法西斯主义底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底任务》决议，这一决议是七次世界大会最重要的议案[8]，其主要内容如下：
“实现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底斗争统一战线，乃是国际工人运动底主要的最近的任务”，“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遵照下列的指示：保护工人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利益”，“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独立工作”，“实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应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应当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里的反动派别”，“应当利用选举运动”，“建立广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底政府”。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员底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战线”，“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的口号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的中心”
宣言的起草和发表
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间，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做大会报告，提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国民党的策略方针应相应变化，但“大会强烈地反对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包括在‘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之中，明确认为中共‘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明确认为只有苏维埃才‘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之前在基斯洛沃思克疗养的王明，回莫斯科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等代表团成员商讨后，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和解决中共在国内的困境，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2]。王明又专门请当时为《救国报》编辑的胡秋原为文章润色，胡秋原阅后评价其“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9]书成之后，王明将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观看，得到了他们的赞许。中共代表团将这份宣言改名为《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几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刊上发表，包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刊《救国报》第10期第2版（10月1日发表），以及俄文版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机关半月刊，12月发表）[2]。
宣言的内容
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该宣言首先提及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陈述了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与华北四省被日军侵占的事实，声明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口号。随后又批评了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及“中日亲善”、“中日合作”等口号，并谴责“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与“汉奸卖国贼”“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提出“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认为“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10]
之后，文章呼吁全国同胞和各党派、军队放下彼此的争斗歧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在其中宣布只要国民政府的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实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愿意停止敌对行为，“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接着宣言中提出要求成立国防政府，并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愿意接受此政府的领导共同抗日。宣言抛弃只要“下层统一战线”之主张，提出统一战线包括上、下层[11]:422。宣言抛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口号，还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1]:422。“八一宣言”初步纠正关门主义之错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基本内容，标志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开始一个新转变[11]:422。
宣言中不再提以苏维埃建设的口号，而是提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性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宣言并未放弃反蒋，仍然号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这份宣言的发表之处远离中国。为了将其内容在中国国内传播，林育英将整份宣言背下来后，化名“张浩”，于七月底绕行中亚，穿越戈壁沙漠后来到中国陕西的瓦窑堡。全程历时三个月半，到达时已经是11月中旬[2]。这时张闻天决定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工农红军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此宣言（称为“苏维埃和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12]。与此差不多时候，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八一宣言》也传入中国[2]。在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等造成回响。
曹伯一认为，毛泽东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其中并未提及“抗日以保卫苏联”，改用“抗日救国”，目的是冲淡狭隘阶级性，以争取国人同情[13]。
宣言的影响
1934年至1935年，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红军一直持“抗日反蒋”的口号，将所谓的“蒋贼”与“日寇”同时视为敌人。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宣言已经开始提倡联合国内一切力量，放弃内部争斗，联合抗日。这两者之间显然有冲突。具体表现是王明等人在巴黎的《救国报》中刊登的宣言中并未放弃反蒋，仍然号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1935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非常会议听取了陈云、陈潭秋、潘汉年等关于“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状况”的汇报，开始认识到以前高估了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规模和力量，开始转变对蒋介石的策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国民党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未立即放弃反蒋主张。1935年10月29日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提到要与第十九路军、于学忠、李济深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同盟纲领的第一条仍然是“推翻南京政府”。1935年11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吴玉章的指示“请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以下内容的简短声明”，“在一切政党和集团之间，所有军队之间和各社会团体与群众组织之间立即开始就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和途径问题进行谈判”，至此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中第一次不排除南京政府，转而把蒋介石作为争取的对象。
中共中央1935年11月13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称：“买国贼首蒋介石的罪恶是屈指难数的。”“打倒卖国贼汉奸蒋介石国民党！”中共中央11月28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宣言》中仍然将“抗日”与“反蒋”联同，强调中共愿意联合的力量是在抗日反蒋的前提之下：“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绝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2]。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北方局北平临时委员会获得的是经由共产国际外围报刊得到《八一宣言》，工作方针从推翻国民党政府转移到承认国民党政府，通过合法途径，推动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1935年11月潘汉年起草于莫斯科，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审定，以中国红军总司令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及第一军团司令林彪等红军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士名义于1935年12月9日发表在巴黎《救国时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呼吁书》，明确以南京蒋介石总司令、国民党各主要将领、东北抗日联军、十九路军、各地方长官为对象，“保证完全支持任何国防政府”，“率先加入抗日联军，不管它以何种方式组建”。随后，王明与南京政府代表邓文仪在莫斯科开始谈判。
1935年11月中旬，张浩到达陕北，在瓦窑堡见到了张闻天等人，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几点指示及《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周恩来、毛泽东结束直罗镇战役后分别于12月8日、13日返回瓦窑堡听取了张浩的汇报。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与《八一宣言》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其中再次确立了成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的主要任务，同时将“抗日”、“反蒋”绑定一体。仍然称蒋介石这“卖国贼头子”，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直至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才第一次正式改变了“抗日反蒋”方针。策略实际变成“逼蒋抗日”或“连蒋抗日”。可以说《八一宣言》是中共对待抗日态度微妙转变过程的一部分[14]。
1935年底，“左联”的周扬等人得到的是《共产国际通讯》的版本的《八一宣言》。正在推行“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等人觉得这份宣言与其理念正好相合，于是解散“左联”，开始筹办“文艺家协会”，并用“国防文学”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鲁迅因此再次与周扬交锋，并发展为“两个口号”之争[15]。
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统一战线的纲领：“必须把所有表明愿意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人，吸引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甚至包括那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属性、宗教信仰等等。”“在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运动中，不管谁是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最积极地参与，并意图从组织上巩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统一战线。”
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12月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会议，王明发表《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企图联合国民党扩大抗日统一战线，遭到毛泽东为首的国内派反制，形容其主张是“右倾投降主义、幻想依赖国民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毛泽东所坚持的独立自主路线获得党内肯定，会议里纠正了以王明为首的团结国民党抗日的右倾投降主义。八一宣言里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精神正式瓦解，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自主之路[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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