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顿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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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顿战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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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蔷薇战争的一部分 | |||||||
 陶顿战役。 伍德维尔 (1856–1927)所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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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约克王朝 |
 兰开斯特王朝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svg){kind=small} 爱德华四世 沃里克伯爵理查·内维尔 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 福康伯格勋爵威廉·内维尔 |
 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安德鲁·特罗洛普爵士 †  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 † 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 | ||||||
| 兵力 | |||||||
| 25,000人－30,000人 | 30,000人－35,000人[1] | ||||||
| 伤亡与损失 | |||||||
| 5,000人－12,000人 | 8,000人－20,000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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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顿战役爆发于1461年3月29日(棕枝主日)，在约克郡的陶顿附近，为蔷薇战争中以至英格兰史上最大规模及伤亡最惨重的战役。[2]根据编年史家的说法，该战役中双方投入近50,000名兵士于暴风雪中战斗了数小时。一份于一星期后散播的新闻消息报导超过28,000人于战役中丧生。该战役中，由当时为约克公爵的爱德华四世率领的约克家族获得胜利，并顺利铲弭兰开斯特家族主要武力，改变了英格兰的君主—爱德华四世取代亨利六世成为国王，并将兰开斯特家族及主要支持者逐出英格兰。
当代记述形容亨利六世爱好和平并且信仰虔诚，并不适合如蔷薇战争这般暴力的王朝内战。他有间歇性的精神错乱，又有着与生俱来的的仁慈心，这令他的妻子安茹的玛格丽特必须承担王国的控制权，而这最终导致他的垮台。他管治上的无能诱使贵族们意图去操纵他，最后情况恶化至引发他家族的支持者与第三代约克公爵理查·金雀花[3]支持者的内战。约克家族派在1460年抓到亨利后，英格兰议会通过调解法案容许约克公爵与其继承者在未来继承亨利为王。亨利的妻子玛格丽特拒绝接受自己儿子的继承权被夺取，于是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反抗者们建立起一只军队与理查对抗。理查于韦克菲尔德战役被杀，他的头衔及王位继承权给了他最大的儿子爱德华。早前犹豫应否支持理查继位的贵族认为兰开斯特家族违背了早前通过的法案，因此爱德华得到足够的支持废除亨利并自立为王。陶顿战役是一场以武力确立爱德华对英格兰的统治权的战役。
战役中，约克派在到达战场时发现自己的兵力寡不敌众，他们于诺福克公爵指挥下的部分兵力仍未到达战场。约克派首领威廉命令弓兵利用强风造成的射程优势来扭转形势。一轮弓兵互射后，兰开斯特军的箭矢无法射进约克军的行列，刺激兰开斯特的部队放弃防御据点。接踵而至的肉搏战持续了数小时，令战士筋疲力尽。诺福克下属部队的到来令约克军再度振作，并在爱德华的鼓励下击溃敌人。许多兰开斯特派的部队在逃跑时被杀，其他人死于互相践踏或溺毙在河中，传说这导致河流被血染红长达数日。一些人则是被俘虏后遭到处决。
兰开斯特家族的势力在此战后被大幅削弱。亨利逃离英国而他许多最强大支持者在此战后被杀或流亡。这使得爱德华能不受干扰的统治英格兰九年直到亨利短暂的复辟。后人对此战的认识来自莎士比亚对亨利一生的改写—亨利六世第三部的第二幕第五景。在1929年，陶顿十字被竖立在战场原址上来纪念此事。在战役发生数百年后，人们在战场附近陆续发现了与这场战役有关的考古遗址及万人坑。
陶顿
韦克菲尔德
北安普顿
莫提梅路口
圣奥尔本斯
伦敦
约克郡
图示:
– 陶顿战役; 
– 其他战役; 
– 其他地方
– 陶顿战役; – 其他战役; – 其他地方1461年，英格兰正处于玫瑰战争的第六年，此战争是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王朝因争夺英格兰王位而爆发一连串的内战。兰开斯特派支持当时英王亨利六世的统治，但他优柔寡断，精神病又偶尔发作。[4] 约克家族的领袖一开始是约克公爵理查。理查不满国王让他偏爱的一小部分贵族掌握主导权，尤其是国王近亲的蒲福家族。在两个家族重要支持者之间的竞争下，约克派意图取代兰开斯特派宠臣的行动演变成全面的冲突。[4][5] 当在1460年的北安普顿战役俘虏亨利六世后，有王室血脉的公爵宣布封王。当时连贵族中约克公爵的亲密支持者也不情愿去篡夺已确立的亨利六世，因此贵族们投票以多数通过调解法案，规定公爵和他的继承人在亨利死后可以继位。[6][7]
英格兰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拒绝接受这个让她儿子（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失去与生俱来权利的安排。当约克军在北安普顿战役战胜后，她逃往苏格兰并组织了一只军队，向她的支持者保证可以在向南攻打英格兰时沿途掠夺。她的兰开斯特家族支持者们也在英格兰北部聚集以准备她的抵达。约克公爵和他的军队一同进军去对抗这威胁，但他被引诱进在韦克菲尔德的陷阱后被杀害。理查和他第二个儿子鲁特兰伯爵埃德蒙被兰开斯特派斩首后，头颅被尖铁刺穿悬挂在约克城的Micklegate城门塔楼上。[8] 约克家族的领导者随即由公爵的继承人爱德华接任。[9]
玛格丽特麾下的军队在与韦克菲尔德战役的胜利者合流后开始向进军，同时沿路掠夺经过的城镇。兰开斯特军接着在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击败了由第十六代瓦立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率领的约克军并解救出亨利六世，然后继续沿路掠夺向伦敦进军。他们沿途搜刮的行径导致伦敦城因害怕遭到同样命运而拒绝向亨利与玛格丽特开启城门。兰开斯特军这时已陷入缺乏补给并没有更好补充方法的困境。当玛格丽特得知理查长子马奇伯爵爱德华的军队已经在赫里福德郡的莫提梅路口战役中获胜并开始向伦敦前进时，她将兰开斯特军撤回了约克城。[10][11] 瓦立克伯爵带着他的残部从圣奥尔本斯前往与爱德华及其他约克派会合，并被伦敦城所欢迎。约克派在失去了对亨利的控制后，他们需要寻找一个继续以武力对抗国王及兰开斯特派的正当理由，于是在3月4日瓦立克伯爵宣布立年轻的新约克派领袖为英王，即爱德华四世。这项宣言比之前理查自立为王时的宣告在贵族中获得更多支持，因为一部分之前反对理查继位的贵族认为兰开斯特派的行动违背了合法成立的调解法案。[12][13]
英格兰此时名义上有两位国王，这是无法被接受持续下去的情况，尤其是爱德华必须被正式加冕的话。[13] 爱德华进一步表达愿意特赦那些放弃支持亨利的兰开斯特派支持者。他希望藉这一举动赢得平民的支持；这项特赦并没有包括那些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富有兰开斯特派成员。[14] 年轻的国王招集了他的跟随者们并命令他们向约克出兵以夺回自己家族的领地并且通过武力正式废除亨利的王位。[15] 约克派的部队沿着三条路线进发。瓦立克伯爵的叔叔福康伯格勋爵威廉·内维尔,带领一支部队为由爱德华带领的主力部队开路。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被派往东路去招募士兵然后在战役前重新加入主力部队。瓦立克伯爵带领的部队在主力部队西方推进，穿过英格兰中部地区并沿路招募人手。 在3月28日，约克派的先头部队抵达艾尔河 (英国)位于费里布里奇的断桥处。正当在重建渡桥时，他们遭到由克利福德男爵约翰·克利福德率领约500人的小股兰开斯特部队袭击并溃败。[16]
当爱德华得知了此次遭遇战，他调遣约克派的主力部队前往桥边，然而部队却因此陷入一场艰苦的战斗；虽然约克派拥有兵力优势，狭窄的桥面形成了一个瓶颈，逼迫他们与男爵的部队进行势均力敌的战斗。爱德华调动威廉·内维尔与他率领的骑兵从卡斯尔福德渡河。这个渡河点原本应该由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驻守，然而他的防守部队却慢了一步。当他们抵达时，约克派已经渡过河流往位于费里布里奇的兰开斯特部队侧翼进发。面对这个新的威胁兰开斯特派的部队被迫撤退并一路被追杀至Dinting Dale，最终全军覆没。克利福德男爵则在战斗中被一根穿透喉咙的箭羽杀害阵亡。在清除了附近的敌军势力后，约克派部队终于修复好渡桥并推进至谢尔本因埃尔梅特扎营过夜。在此同时，兰开斯特方面的部队也行进至距离陶顿约2英里（3.2千米）的塔德卡斯特处扎下营盘。[17] 次日日出时分，双方军队在昏暗的天色与强风下拔营出动。[18][19] 虽然这一天是对基督徒来说相当重要神圣的棕枝主日，两军仍然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一部分的历史文件因此将此次交战称作棕枝主日原野之战，不过此名称并没有被广为接受。[20] 大部分记载偏好将此次战役以位在战场附近的村落陶顿为名，因为这座村落是当时该区域中最显著的地点。[21]
当代纪录宣称两侧军队皆兵力强大[22]，据称有超过100,000人参与了这场战役。[23] 其中15世纪威廉·格雷戈里 (William Gregory)的伦敦编年史 (Chronicle of London)中记录了一名曾参加此役士兵的回忆，宣称约克方面有200,000名士兵，而兰开斯特甚至超过此数。[22] 后代历史学家相信这些数字被过于夸大，[24] 实际的双方总兵力可能更接近50,000人左右。[24][25] 不管如何聚集在陶顿地区的军队人数可以说是在当时相当惊人的数量。[23] 从一份1996年某处万人冢中骸骨的分析显示，双方士兵来自于那个时代各个阶层；士兵的平均年龄为30岁，而且部分是之前数次交战中生存下来的老兵。[26] 参加这场战役的骑士与贵族占当时英格兰王国贵族总数约75%。[25] 其中8人效忠于约克家族，而为兰开斯特王朝而战的有至少19人。[27]
这场战役的结果将决定哪位国王将拥有英格兰的统治权，可是当爱德华在前线与士兵一同作战时，亨利与玛格丽特则是留在约克城中。[25] 兰开斯特派的支持者认为他们自己的国王只是他妻子的傀儡并且对国王精神不稳定相当忧心。[28][29] 相对的对爱德华的支持者来说，他们的国王是个相当能激励人心的领导者。现年18岁的爱德华身高6英尺31⁄2英寸（1.92-米），当穿上他的盔甲时令人相当印象深刻。[30] 骁勇善战的爱德华在前线领导着他的追随者们，振奋他们的精神并且激发士兵们的表现。[31] 爱德华对大胆进攻战术的偏好将主导约克方部队在此次战役的行动计划。[18]
除了爱德华以外，约克派还有其他杰出的领导者。瓦立克伯爵对他的追随者来说有着耀眼的吸引力。[32] 16世纪的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描述了一幕伯爵在战前相当激励人心的场景；在费里布里奇受伤的伯爵杀死了自己的马并大声呼唤："Let him fly that will, for surely I will tarry with him that will tarry with me"，以此举来激励其他可能退出战斗的友军。[33] 这个场景也可能是虚构的；[34] 不过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则展现了伯爵对爱德华以及他自己麾下士兵的忠诚。[33] 伯爵相当敬重他的叔叔，未来的第一代肯特公爵威廉·内维尔。[35] 霍尔描述威廉是一位有大智慧及许多战绩的人。[36] 身材矮小的威廉是参与过 百年战争的老兵，在军队事务上受到他同僚贵族的高度尊敬。[37] 他相当善于适应新的情势，曾担任过法国城市加来的行政长官，[37]率领过数次海盗探险，[38]也是北安普顿战役的前锋指挥官。[39] 在所有被派出征招人手的贵族中，年迈的诺福克公爵可能从未能参加到这场战役，而是由他麾下的骑士—华特·布朗特以及Robert Horne—带领这支部队。[40]无论如何，诺福克公爵被视为一个"善变的盟友"；[41]他曾经为了在东英格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地加入约克派，[42]也曾数次对约克派的目标有所动摇。[43]
相对于约克派拥有数名优秀的领导者，在国王没有前来战场的情况下，兰开斯特派只能依靠索默赛特公爵亨利·蒲福的指挥。他在战争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并且以相当聪明的调兵遣将来领导兰开斯特派军队在韦克菲尔德以及圣奥尔本斯战役中获得胜利。[44]然而根据数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兰开斯特派的战略并非由公爵本人，而是由安德鲁·特罗洛普爵士所策划。[45][46]特罗洛普曾效力于瓦立克伯爵麾下，直到在蔷薇战争早期叛变至兰开斯特王朝。由于他对约克派人士的熟悉以及曾经在法国的胜利中扮演重要角色，特罗洛普的叛变对约克家族造成了惨痛的损失。[47]其他值得注意的兰开斯特派领导者包括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48]以及北部贵族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49] 鲁斯男爵汤玛士·德·鲁斯以及拉尔夫·戴克。另一位北部贵族克利福德男爵约翰则在早先从费里布里奇撤退时阵亡。[50]
详细描述这场战役的历史纪录相当稀少，而存在的纪录并没有描述两军的布置情形。在缺乏第一手资讯的情况下，早期的历史学者只能采用霍尔的编年史作为主要的交战纪录。然而他的编年史完成于这场战役结束的七十年后，因此学者对他的资料来源仍旧存有疑问。勃艮地编年史学家让·德·瓦夫兰 (1398–1474)的记载是更接近这场战役时间的纪录，然而这本编年史晚在1891年才被公开，而且书中的一些错误令当时的史学家对使用其中的资讯有所却步。之后有关这场战役的重塑仍主要来自于霍尔记载的版本，佐以其他记录中的一些细节。[51][52]
这场战役发生位于萨克斯顿(南方)与陶顿(北方)两个村落之间的高地上。这是一片由开阔地带与可供军队机动的小路所构成的农业区域。[53]这一地区内有着一条连接陶顿与首都的老伦敦路和一条连接萨克斯顿和陶顿的通道穿过，而有着陡峭溪岸的Cock溪从北至西之字形流过战场西侧。这一处高地被陶顿谷地从西侧延伸至北耕地(North Acres)分割成两部分。沿着西侧的溪岸零星散落着一些林地；伦肖(Renshaw)林地在高地西北侧河岸边，城堡山丘林地(Castle Hill Wood)则位于高地西侧一处河套中。城堡山丘林地的东北部在战后以血腥草原(Bloody Meadow)之名而为人所知。[54]
根据葛拉菲特(Gravett)与另一名军事爱好者崔弗·詹姆斯·赫什尔的研究，索默赛特公爵选择在此高地与约克军会战的决定属于情理之中，因为守住这里即可在陶顿镇之前将沿着老伦敦路或西侧另一条旧罗马时代道路进军的部队阻挡住。兰开斯特派将兵力部署在谷地的北侧，以低地作为防御；[55][56]不过这样做的缺点是他们将无法观测到谷地南边陵线下的任何敌军行动。[57]这个防御位置的侧翼则获得沼泽与陡峭河岸的保护。北侧高地的宽度也代表他们将无法布置更长的战线来有效利用人数上的优势。[55]瓦夫兰的编年史纪录则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部署：公爵可能命令一队长枪骑兵隐密部署在城堡山丘林地中并等待在合适的时机冲击约克军的左翼。[58]
约克派的军队在兰开斯特方完成部署时也抵达了战场，当天空开始飘起雪时，一列又一列的士兵涌上谷地南侧的陵线上并组成战线与他们的敌人对峙。爱德华此时的军队人数远低于敌人，并且在诺福克公爵麾下的部队仍然未赶到战场。
由于索默赛特公爵期望用坚守来等待对手的攻击，战役开始时是由约克军率先发起行动。[59]注意到战场上的风向与风速，威廉·内维尔命令己方弓兵率先发起进攻，以所配备之长弓的最远射程向着敌人齐射。占据着顺风的优势，约克军的箭矢比正常还远，箭雨深深地落入山坡上的大批敌军阵中。这些箭矢中有许多前端装备着足以穿透板甲深入肉中的尖锥箭头。兰开斯特军的回击由于强劲逆风与迎面而来的飞雪而毫无效果。他们难以判断敌人的距离而且他们的箭无法到达约克军的战线；在齐射后内维尔让他的士兵后撤以避免伤亡。由于无法观测到弓箭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兰开斯特军一直齐射至几乎将所有弓箭用完为止，最后在约克军阵前留下成片的箭海。[18][60]
等到兰开斯特军的箭雨停止后，内维尔再次命令弓兵前进齐射。等到约克军用完了携带的箭矢后，弓兵们向前移动将对手在他们阵前留下的箭海全部收集回来后又继续开始攻击。兰开斯特军不停遭受攻击却无法作出有效的还击，只能离开防御位置向前推进与约克军进行肉搏战。约克弓兵在兰开斯特军推进时又射了数轮齐射才撤到阵线后方，战场中间留下的箭矢现在成为了兰开斯特军进攻的障碍物。[18][61]
正当约克军重整战线准备面对兰开斯特军的冲锋时，它们的左翼突然遭到从城堡山丘林地冲出的骑兵攻击。约克军的左翼阵行遭到打乱同时逃兵也开始出现。爱德华只能亲自指挥左翼来挽救局势，他的身先士卒与对追随者的鼓励也让许多士兵得以坚持防守。两军正式冲撞在一起，弓兵则是朝着人群近距离的攻击。在兰开斯特军不断投入新的兵力进入交战的情况下，约克军开始被迫往南边陵线上撤退。葛拉菲特认为兰开斯特军左翼推进的速度较慢，造成整个战线的西边往南方萨克斯顿方向倾斜。[62][63]
根据政府负责保存历史遗迹的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研究，这样的战斗持续了3个小时，[18][63]一直到诺福克公爵部抵达前都没有分出结果。由于公爵的部队沿着老伦敦路行军，他们直到涌上陵线开始攻击兰开斯特左翼之前都没有被发现。[63][64]虽然兰开斯特军持续战斗，战场的优势此时已经转移到约克军手中。等到这天结束时，兰开斯特的战线已经被打散，小股小股的部队开始为着自己的性命逃逸。[18]亨利七世的编年史家波利多尔‧维吉尔宣称这场战役总共持续了10小时。[65]
疲倦的兰开斯特军为了逃跑，一路脱下了他们的头盔与护甲，然而抛弃装备的他们遭到了约克军更残忍的攻击。诺福克公爵带来的生力军更有精神且行动更快。许多兰开斯特军在逃经战役之后以血腥草原闻名的区域时从后方被砍倒，或是在投降后被杀害。早在这场战役开始之前，双方皆已经下令不留活口，而约克军在经过漫长的残酷战斗后也早已没有手下留情的想法。[66]包含特罗洛普爵士在内的一部分兰开斯特军成员身上亦带有相当可观的人头悬赏。[14]格雷戈里的编年史中提到，骑士们在被俘虏后亦会被杀死。[18]
在战役结束五世纪后的二十世纪末，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有关战役最后时刻情景的新证据。1996年在陶顿镇上一处建筑工地，工人施工时挖掘出了一个万人冢。考古学家相信这些遗骸包含了在1461年战役中以及战役结束后被杀死的那些军人。在这些遗骸的上半身可以发现严重的外伤；手臂及头骨不是裂开就是被打碎。[67]考古学家发现其中一个被标记为陶顿第25号的遗骸样本带着被切成两半的头颅：某件武器砍过脸部造成将骨头分成两半的伤害。这个头骨上同时还带有被刀刃从后方水平砍过的穿透伤害。[68]
兰开斯特军在从战场溃败的逃窜中甚至产生了更多的伤亡。试图穿越河流的人们被水流冲倒而溺毙，在水中挣扎的人被其他同样想尽快逃离约克军的同胞们践踏挤压到水下。当这些兰开斯特军挣扎着渡河逃离时，约克军弓手则利用制高点对这些人射击造成更多人员损伤。根据编年史的纪载，河中的尸体逐渐的堆积起来，而部分兰开斯特军最终借由这些尸体堆成的"桥"逃离了战场。[18][69]对溃败军队的追逐战向北持续到比Cock溪还要宽的Wharfe河。一座跨越此河流的桥承受不住重负而坍垮造成许多人在渡河时溺毙。其他藏匿在塔德卡斯特与约克的溃兵则逐一被追捕猎杀。[70]
一份日期纪录为1461年4月4日的新闻消息报导了广为流传的28,000人伤亡；查尔斯·罗斯及其他历史学家相信这过于夸大。这个数字是来自于爱德华与索尔兹伯里主教理查·比彻姆的通信中使者提供的估计数字。不过其他当代的纪录给出了更高的伤亡数字，从30,000到38,000人不等。霍尔则引用了一个相当精确的36,776人伤亡。[18][71]唯一特别不同的伤亡统计来自于 英格兰年代记 (Annales rerum anglicarum) 的数字，在这份纪录上兰开斯特军损失了9,000人，这是罗斯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18]跟随兰开斯特王室的贵族也遭到了沉重的损失。特罗洛普与诺森伯兰伯爵于战斗中身亡，[18]戴克勋爵据说死于一名攀爬在接骨木树上的弓兵手中。[72]对比于兰开斯特王室的损失，约克王室仅在陶顿一战损失了一名贵族成员Horne。[50]
一收到自己部队的败战消息，亨利立即带着妻子与儿子躲避流亡到苏格兰。紧跟着他们逃亡的是索默赛特公爵、鲁斯男爵、埃克塞特公爵等少数从战场上成功逃脱的兰开斯特成员。兰开斯特王室经陶顿一役的打击后，在英格兰的势力严重衰弱；他们在宫廷中的重要支柱 (诺森伯兰、克利福德、鲁斯以及戴克) 不是已经阵亡就是逃离国家，使得王室失去对英格兰北部的控制。[73]爱德华则是趁势宣布兰开斯特贵族们为叛国者。[74]约有96名爵士以下的兰开斯特贵族也同样遭到剥夺称号的下场，而在这当中有24名英格兰议会的成员。[75]新国王希望在动机上胜过他的敌人；被他剥夺身份的贵族们或是已在战役中阵亡或拒绝效忠他。这些贵族中的一部分人领地遭到王家没收，但是剩下一部分则不被侵犯的保留给他们的家族继续照顾。[74]除此之外，爱德华也在之后赦免了许多被剥夺爵位后重新表达效忠的贵族。[76]
虽然亨利与他的儿子仍在苏格兰流亡，这场战役 (至少暂时的) 结束了从调解法案通过后的英格兰统治权之争。英格兰人民现在有了唯一的国王：爱德华。[73][77]国王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巩固他对国家的控制上，获得人民的信赖并扑灭少数兰开斯特王室死忠支持者带领的叛乱。[78]他授予了数个爵位给一些跟随者，并且擢升了支持他的部分贵族成为世袭爵位；威廉·内维尔从福康伯格勋爵成为肯特伯爵。[79] 瓦立克伯爵则在爱德华于战役后的统治获得更多利益，[80] 取得部分诺森伯兰与克利福德家的财产[81]并获得“国王北部地区副官暨英格兰海军总司令”("the king's lieutenant in the North and admiral of England.") 的称号。兰达夫勋爵[82] 大卫·马修 （1400–1484）因为在战役中救了爱德华四世一命而被任命为英格兰大旗手 (Grand Standard Bearer of England)，并被授予可以在家族纹章上使用"陶顿"之名的权利。
直到1464年，约克王朝的军队已经清除掉英格兰北部所有有威胁的兰开斯特反抗势力。[83] 爱德华的统治直到1470年前都不曾再受到干扰；[64]到了那时，他与瓦立克伯爵的关系已经恶化到让伯爵改投效兰开斯特王室，逼迫爱德华逃离英格兰并让亨利重新取得王位。[84] 这次约克王朝统治的中断相当短暂，爱德华在1471年的巴尼特战役击败瓦立克伯爵及兰开斯特王室后再次夺回王位。[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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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时莎士比亚创作了一系列根据历史人物的剧作。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让这些令人熟悉的角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表现，使得戏剧更增添了一些真实感。[86] 莎士比亚以霍尔编年史的描述作为主要题材，将有关亨利六世的故事撰写成共分成三部的剧本。[87] 他在亨利六世第三部的第二幕第五景中，精心描述了这场被形容成玫瑰战争中最血腥之战的陶顿战役，[77][88] 展现了“内战的恐怖，在于是一个国家的恐怖的同时其实也是亲人间的恐怖” ("terror of civil war, a national terror that is essentially familial")。[86] 历史学家Bertram Wolffe 表示，莎士比亚以这场战役为基础的剧作让软弱无能的亨利至少能在英国社会中留下一笔记忆，尽管留下的是相对于生而为王，更像是牧羊人的印象。[89]
莎士比亚笔下的陶顿战役，紧随着亨利独白之后展现了值得注意的一幕。在这场景中亨利见证了两名士兵的哀悼。一名士兵为了夺得战利品而杀死他的对手后却发现被害者是他的儿子；另一个士兵杀死他的敌人后才发现被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两个士兵带着贪婪而行动，最后却在发现他们的错误后陷入深深的哀痛。[90] 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Arthur Percival Rossiter 将这段场景称为莎士比亚最值得关注的写作“仪式”。这个事件的展现依照着一部歌剧的模式：在一段较长的演说后，演员们各自以短短一句台词表达他们的独白给观众。[91] 莎士比亚在这个表达哀伤的场景中使用与他更晚期创作中相反的方式，以无名的虚构角色来展现内战的邪恶时，史实人物的国王对他们的命运做出感叹。[86] 英国文学名誉教授Michael Hattaway表示莎士比亚意图以亨利对这场战争的哀伤来引发观众产生同样心情的同时也展现了亨利作为国王的无能。[92]
在诗人杰佛瑞·希尔的创作“哀乐”("Funeral Music") (1968)中，陶顿战役亦有被提起。希尔借由参与战役士兵的声音来展现这场历史事件，借由他们的眼睛来观察那个年代的动荡。[93][94] 普通士兵埋怨着他们身体上的难受以及他们为各自领袖宣扬的理念所做出的牺牲。[95] 他们共享了长官们摧毁敌人的决心，即使这将以自己的性命做代价。[96] 希尔描绘了参与者的信念，这场战争是命中注定的一场闹剧：这个世界不受这场战争影响的继续它的前进。[97]
爱德华四世的胞弟理查三世在1483年曾为这场战役建造一座纪念教堂。[98] 然而这座教堂随着理查死于1485年发生的博斯沃思原野战役而从未能完工，最终成为废墟而坍塌，[99] 建筑的遗迹在五个世纪后仍然存在。[23] 在1929年，一个据说来自这个教堂的石制十字架被用来设立陶顿十字 (又称戴克勋爵十字) 以纪念那些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将士。[100] 战场遗址上有数个墓丘被一般认为埋葬了战役中的阵亡者，不过学者相信这些是更早期的坟丘墓。[101][102] 另外有更多与这场战役有关的坟墓在教堂山 (Chapel Hill) 与萨克斯顿等处被发现。[23] 戴克勋爵被埋葬在萨克斯顿的全圣教堂 (Church of All Saints) ，他的坟墓到十九世纪末仍然保存良好，虽然有些墓上的装饰已经风化磨损。[103] 杀死戴克的弓手当时所攀爬的接骨木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已被砍断，[104] 不过树墩仍残留在战场上。在战役后的数个世纪间，箭头或古币等遗物仍旧不断的在这片区域中被发现。[23]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对这场战役的印象主要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剧作，[105] 并对许多英格兰子弟被砍杀的交战情景印象深刻。[88] 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个“英格兰史上最庞大最血腥的战役”不再受到公众所认知。[2] 英国记者哀叹人们无视陶顿战役与它的重要性。[106] 根据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的说法，这是场有着最重要历史意义的战役；也是英格兰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并且它导致了王权的交替。[63] 希尔则对此有不同意见。虽然这场战役的伤亡令人印象深刻，他相信战役结果对英格兰人民的生活来说没有任何有纪念意义的变化。[107]
在瓦立克郡泰索一带的村庄曾经存在一个与陶顿战役有关的传统习俗。在数个世纪中，村民会在战役的纪念日时于红骏谷地上的一处斜坡上，清理出一片空地来揭露出深刻入红土中的骏马图案。他们宣称这是为了纪念瓦立克伯爵杀马以展现与一般士兵战斗至死的决心，并借此振奋士气的精神。地方上的历史研究者Mary Dormer Harris相信村民是将史前时代就已存在的红马遗迹修改后呈现出中世纪时马的形象。这项传统随着1798年英国政府通过圈地法令并将图案所在的公地划归私人所有而消失。[108][109] 在二十世纪早期时这个传统曾经恢复过一段时间，但并未能延续至今。[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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