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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殖民地官員、經濟學家、教育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金锡仪爵士，KCMG（英语：Sir Sydney Caine，1902年6月27日—1991年1月2日），一译薛尼·肯因爵士，英国殖民地官员、经济学家、教育家。
金锡仪早年就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学毕业后加入殖民地部。1938年，金锡仪转任香港财政司一职。任内，他改革水务政策，并着手制定利得税和金融政策。1940年，金锡仪被调回英国，历任助理秘书、殖民地大臣财务顾问、英国财政和供应代表团团长等职务。
1952年至1956年，金锡仪出任马来亚大学校长一职。他致力于改善教学质素，包括提出在吉隆坡建造新校舍以供教授不同学科之用。对于陈六使等华人领袖提出建立南洋大学一事，金锡仪认为建立南洋大学并不恰当，因为马来亚大学已能能够满足马来亚学生的教育需求。此外此举会分薄马来亚大学的财政资源，令两间大学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
1957年，金锡仪转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他担任校长时，金锡仪着手发展管理研究学系，但最后无疾而终。1967年，伦敦政经学院委任沃尔特·亚当斯（后为爵士）为校长的决定引起轩然大波，学生更发起示威，金锡仪遂禁止学生进行示威运动，并对学生领袖作出纪律处分。但是在学生要求下，金锡仪最后解除对学生领袖的惩罚。同年，金锡仪辞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一职，展开退休生涯，至1991年去世，终年88岁。
金锡仪1902年6月27日生于伦敦亨顿，父亲哈里·爱德华·凯恩（Harry Edward Caine）是一位铁路业务员，而母亲是简·哈克·巴克利（Jane Harker Buckley）[1]。金锡仪年少时曾就学于哈罗郡立学校（Harrow County School）[2]，后负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经济，以一级荣誉毕业[3]。大学毕业后，金锡仪应征为助理税务员。1926年，他在公务员竞争考试中脱颖而出，成功进入殖民地部。1929年，他被任命为西印度糖业委员会秘书，至1934年转任英国糖业咨询委员会秘书，协助保护本土经济并扩大英国领地的市场[1]。
1938年，金锡仪被任命为香港财政司。甫上任，金锡仪便着手处理水费问题。他认为需要设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主管水务，并隶属于工务司之下；又主张提升水费以弥补日益庞大的水务开支，若有盈余便拨入翌年水务预算之中[4]。他亦提出4项原则，包括公用水源开支由公费承担、废除食水免费额、用户若有额外用水需求须自行缴付费用以及为船上食水和工程水源征收特别费用[4]。
1939年，金锡仪提出设立利得税，并按累进税率征收税项，以呼应针对港督罗富国爵士设立利得税以弥补作战开支的构想。待港府首肯后，金锡仪与律政司晏礼伯遂按照锡兰于1932年制定的利得税条例订定法案。惟法案最后不了了之，也没有刊宪[5]:30-31。后来提案被纳入立法局财政预算案辩论当中，提案一出便受到非官守议员强烈反对[6]。金锡仪面对非官守议员的反对时，指出利得税适合于香港，在执行上亦没有大问题[6]。他之后更表示设立利得税能够减轻长期缴付军费人士的经济负担，又指若商人和业主没有利润时便不需缴纳利得税，以及已对逃税问题作出对策，故对商业影响并不大[6]。港府因非官守议员的强烈反对而对制定利得税有所顾忌，因此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作进一步研究。经讨论后，港府大致同意采用金锡仪提出的累进税率作为征收利得税的标准。最终港府于1940年通过战时收益条例（War Revenue Ordinance），开始征收利得税、薪俸税和物业税，但其时金锡仪已离港[7]:375-376。
除了水务和税制政策，金锡仪亦关注香港金融事宜。1939年法币出现波动后，金锡仪表示变动与港元无关，又强调港元不会贬值，外汇基金委员会亦不会改变自1936年以来所采用的策略[8]。此外，金锡仪又于同年9月制订英镑买卖定率，以规定外汇基金委员会售予银行的英镑价格[9]。
1940年，金锡仪被召回殖民地部，担任助理秘书一职[10]。他之后被借调到华盛顿的殖民地供给联络处（Colonial Supply Liaison Office），负责应对美国租借法案所引起的劳工问题[1][10]。
1942年，金锡仪担任英美加勒比委员会（Anglo-American Caribbean Commission）成员。针对当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他提出促进加勒比海地区的工业化的主张，但不支持以制造业取代食糖生产成为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经济支柱；此外他试图研究蔗糖作为工业原料的可行性，以复兴西印度群岛的制糖业、促进当地工业发展[11]。他认为英国政府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政府应要比战前承担更大的责任，殖民地政府亦应制定更大的都市倡议和更清晰的发展战略[11]。皇家西印度委员会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增加对食糖制造业的资助，以及设立西印度福利基金，每年拨款100万英镑予当地，为期20年[12]。报告发表后，威廉·阿瑟·刘易斯（后为爵士）批评此报告教育资助不足 ，以及过于低估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经济前景。金锡仪对此作出回应，表示大致认同刘易斯的观点，但他认为加勒比海殖民地没有发展工业的先天优势[13]:47。
同年，金锡仪担任殖民地大臣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ley）的财务顾问[14]，至1947年转任殖民地部副次长为止[10]。 1948年，他担任财政部第三秘书（3rd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一职[10]。同年年年底，金锡仪调任财政部第三秘书[10]。1950年，他率领英国财政和供应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会议。会上他表示美国和英国应带头结束不平等的经济待遇，又认为这些政策应见好就收[15]。他亦率领代表团到锡兰，参与世界银行会议[10]。翌年，他被锡兰政府邀请，共同研究该国农业、工业等发展的可能性[16]。
1952年，金锡仪被任命为马来亚大学校长。金锡仪上任后，认为大学部分学系（例如医学系与东方语言系）未能提供足够资源予学生[17]，所以他提出在吉隆坡建造新校舍，教授农业、工程学、社会科学、科学和医学[18]。同时他提出应增设法律、工程等科目，认为这些科目对马来亚的发展将大有裨益[17]。金锡仪亦认为马来亚大学不应只面向本土学生，而应面向世界，招收世界上最好的学生[19]；他又认为学生是大学的骨干，制定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学生和教职员的需求，从而保障大学教学质素[20]。此外，金锡仪在伦敦经济学院校长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爵士（Alexander Carr-Saunders）的协助下，亦为马来亚大学位于新加坡的校区[注 1]制定了新的计划，并计划于该校区开设艺术、科学、医学、社会科学、教育和法律[1]。
1953年初，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创办南洋大学，并首捐500万元，获得东南亚各地华人的支持[22]。当创办南洋大学一事成为一时话题后，金锡仪就著成立南洋大学一事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总会长陈祯禄爵士辩论，会上金锡仪认为解决华文学校学生英语水平不足的问题后，马来亚大学能够满足马来亚学生的教育需求，指出新大学开办学科需要顾虑很多因素，包括学科认受性、资源，又认为发展一间大学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23]。他又指出财政资源有限，应用作改善马来亚大学，而不应用作设立一个新的大学，此举会令两间大学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他亦对新大学表扬马来亚国民意识的成效表示质疑[23]。
英国殖民地部与马来联邦政府对于创立南洋大学一事上持反对立场。1953年2月，殖民部大臣表示南洋大学会与殖民地培养马来亚共识的政策背道而驰。马来联邦政府虽然反对南大成立。不过联邦政府不反对设立一间独立英文学院，旨在改善华文学校学生英文水平，以满足马来亚大学的要求[22]。1953年6月，新加坡总督列诰爵士因着英国殖民地部与马来联邦政府对于创立南洋大学一事的反应，召集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来亚大学校监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与金锡仪商讨创立南洋大学一事。会后他们均同意殖民部大臣的观点，认为成立南洋大学不合时宜，但看待此事为“学术”问题，认为南洋大学创办后的去留取决于其学术水准[22]。此外，他们亦认为如果南洋大学提倡人坚持建校计划，政府将不给予任何帮助[22]。虽受阻力，但南洋大学倡议人仍然坚持建校，新加坡政府最终接受南洋大学开办，1956年3月南洋大学正式开学[22]。
担任马来亚大学校长期间，金锡仪亦兼任其他公务。1955年，金锡仪担任新加坡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的经济顾问，帮助设计长期经济政策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以及发展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收入平等[24]。同年，金锡仪被任命为加勒比地区财政委员会主席，协助西印度群岛联邦政府制定财政计划[1][10]。1956年，金锡仪与英伦银行代表G·C·屈臣（G. C. Watson）合作，共同研究马来联邦和新加坡的中央银行体制[25]。同年，金锡仪提出辞任校长一职，其请辞的直接原因是马来亚大学校委会所施加的政治压力[26]。金锡仪辞任校长一事传出后，马来亚大学学生均表示震惊和婉惜，有学生更直言“没有人可取替他”[27]。
1957年，金锡仪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展开10年任期。任内，金锡仪见证学校进入高速发展期[3]。1955年，伦敦政经学院收购本为印刷厂的圣克雷门特大楼（St Clements' Building）作校舍之用[28]。1966年，校方扩建位于霍顿街（Houghton Street）的克莱尔市场大厦（Clare Market Building）作为学系办公室与语言中心之用[29]。
随着与管理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扩展商业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学术委员会遂回应社会的诉求，提出建立金融、商业管理和产业组织的建议。伦敦政经学院亦尝试与帝国理工学院商讨建立联合管理学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30]:11。1963年，校方提出建立与管理研究相关的部门，并将计划上呈至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而金锡仪亦于主导是次计划的会计学教授哈罗德·埃迪（Harold Edey）的请求下，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提供更多资讯[30]:12。事实上，金锡仪本人也认为凭借学校对管理研究的经验以及一批对管理研究感兴趣的知名学者，伦敦政经学院将更容易获得政府资助，从而继续发展管理研究学系[30]:21。但是，教职员不愿意进行跨学系的合作，商业机构也倾向赞助新兴商业学校，部门也找不到可以合作的教职员，最终计划无疾而终[30]:21-22。
1964年，金锡仪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旨在研究迁校的可行性。1965年5月，该研究小组向学术委员会提交报告，提出了维持原状和迁校双方的理据。金锡仪了解双方的理据后，认为迁校会带来财务和计划障碍清单很大。最后，迁校的建议被否决[3]。此外，当经济学教授罗宾斯勋爵发表《罗宾斯报告》之后，金锡仪便研究让学生和教职员人数增长的可行性，并且于1964至1965年间开办一年制硕士课程[3]。
1967年，伦敦政经学院委任沃尔特·亚当斯（Walter Adams，后为爵士）为下一任校长。校方的决定随即引起学生不满，因为亚当斯曾担任罗得西亚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校长一职[31]。同年1月，学生于旧剧院（Old Theatre）发起示威，金锡仪随即禁止学生聚集，并且关闭所有灯光和吩咐工人于旧剧院周围设立防线，以防止学生进入旧剧院范围。示威中一名工人因心脏病发死亡[32]:47。金锡仪随后关闭学校，并到学生酒吧安慰学生，以缓解学生因工人死亡而导致的情绪波动。事件发生翌日，在学校秘书哈利·基德（Harry Kidd）促使下，金锡仪对学生领袖作出纪律处分[32]:48。学生对此决定感到不满，要求校方解除对该两名学生领袖的惩罚，并发起罢课[33]。金锡仪呼吁罢课学生停止示威行动，并表示示威行动无补于事[33]。金锡仪的回应不能令学生满意，部分学生之后更以绝食明志，至金锡仪答应学生解除对学生领袖的惩罚的诉求后，绝食行动才告终止[33]。纵使受到大批学生的反对，亚当斯仍于同年接替金锡仪担任伦敦政经学院校长一职[33]。
1967年金锡仪离开伦敦政经学院，展开退休生涯。不过，他仍然继续撰写多本与经济与高等教育有关的书籍，亦身兼多项公职。1971年，他出任印尼糖业研究统筹人、至1973年出任白金汉大学筹划委员会成员为止[1]。
1991年1月2日，金锡仪于英国萨里郡欣德黑德（Hindhead）逝世，终年88岁[34]。其追思礼拜于同年2月2日在伦敦丹麦圣克莱蒙教堂举行[3]。
金锡仪一生共有3段婚姻。1927年8月15日，金锡仪迎娶穆里尔·莫德·安·哈里斯（Muriel Maud Ann Harris，1900年－1962年）为妻[1][35]。两人共育有一子，名为迈克尔·哈里斯·凯恩爵士 (Sir Michael Harris Caine，1927年－1999年)。迈克尔后来成为商人，并热心于出版和文化工作[36]。
穆里尔于1962年逝世。1965年3月23日，金锡仪复迎娶多丽丝·温妮费德（Doris Winifred，1900／1901年－1973年）为妻[1]。
1975年，金锡仪迎娶伊丽莎白·克伦·鲍耶（Elizabeth Crane Bowyer）为妻，伊丽莎白是为埃里克·鲍耶爵士（Sir Eric Bowyer）的遗孀。这段婚姻持续至金锡仪于1991年逝世为止。在这段婚姻中两人共育有两名继子和两名继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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