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大学 (爱尔兰国立大学)

都柏林大学学院
都柏林大学学院
An Coláiste Ollscoile, Baile Átha Cliath
校训	Ad Astra (To the stars); Cothrom Féinne (Fair play)
创办时间	1854年5月18日、1880年、1908年
学校类型	国立大学
校长	Andrew J. Deeks
教师人数	1,484
职工人数	1,686
本科生人数	16,388（2013/14）
研究生人数	8,035（2013/14）
校址	都柏林
校区	市区
总面积	148公顷
隶属	AMBA; 欧洲大学协会; 欧洲首都大学联盟; NUI; IUA; Universitas 21; UI
网站	http://www.ucd.ie
位置

都柏林大学学院（英语：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爱尔兰语：Coláiste na hOllscoile, Dublin）- 原名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Dublin (爱尔兰语：An Coláiste Ollscoile, Baile Átha Cliath - Ollscoil na hÉireann, Baile Átha Cliath)，是爱尔兰国立大学的成员分校之一。爱尔兰都柏林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是爱尔兰国立大学的成员机构。拥有38,417名学生，是爱尔兰最大的大学，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UCD的校友中有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现任和前任教职员工。此外，四位爱尔兰总理和三位爱尔兰总统以及一位印度总统也是UCD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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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D起源于1854年成立的一个组织，于圣马拉基节以约翰·亨利·纽曼为首任校长成立了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它于1880年再次重组并于1908年获得特许状。1997年的《大学法案》将该成员大学更名为“爱尔兰国立大学都柏林分校”，而1998年的部长令将该机构更名为“都柏林国立大学学院-爱尔兰国立大学都柏林分校”。最初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圣斯蒂芬绿地和厄尔斯福特大道，所有学院已迁至位于离市中心南部六公里处的贝尔菲尔德占地133公顷（330英亩）的校园。1991年，UCD购买了位于布莱克罗克的第二个场地。目前该地是迈克尔·斯穆里特研究生商学院的所在地，是爱尔兰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EIRSAT-1（Educational Irish Research Satellite-1）是由爱尔兰都柏林的都柏林大学（UCD）开发和建造的欧洲空间局赞助的2U立方卫星，2023年12月1日，EIRSAT-1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搭载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到达轨道后，它成为爱尔兰的第一颗卫星。

2015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UCD及其学生在爱尔兰创造的经济产出每年达到13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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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都柏林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成立于1851年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该校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圣史蒂芬绿地大街86号，首任校长为著名的教育家真福者约翰·亨利·纽曼，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曾就读于该校。1908年爱尔兰天主教大学与科克女王学院和高威女王学院合并成立了爱尔兰国立大学，原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因此改名为都柏林大学学院。1934年买下了贝尔菲尔德(Belfield)，1960年在爱尔兰政府的建议下，都柏林大学从原来的市中心迁址至位于都柏林市郊的占地300公顷的贝尔菲尔德校园，根据1997年大学法案成为一个自治学院。

都柏林大学为现代爱尔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都柏林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参与了爱尔兰独立的斗争，除了几代爱尔兰商业、专业、文化和体育领袖外，该大学还培养了许多爱尔兰总统和总理。都柏林大学的知名毕业生包括作家（梅芙·宾奇、艾玛·多诺霍、罗迪·道尔、弗兰·奥布莱恩、玛丽娜·卡尔、科尔姆·托宾）、演员（加布里埃尔伯恩、布莱丹格里森、艾米休伯曼）、导演（尼尔乔丹、吉姆谢里丹）爱尔兰橄榄球队长布莱恩奥德里斯科尔、短跑跨栏运动员德瓦尔·奥罗克以及前曼联和爱尔兰队队长凯文·莫兰等运动明星。也许该校所有毕业生中最著名的是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他于 1902 年在该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爱尔兰天主教徒解放（1829年）后的几年里，虽然充满了间歇性的政治动乱、饥荒和移民，但大多数人口逐渐在教育和影响力方面站稳了脚跟。

1854年，由卡伦枢机主教发起、约翰·亨利·纽曼枢机主教领导的运动成功地打开了一所新大学的大门，这将使广大爱尔兰人民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新的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阶级。

天主教大学在 1854 年 11 月 3 日圣马拉奇节那天，17 名学生的名字被登记在名册上。第一个输入的名字是“解放者”的孙子丹尼尔·奥康奈尔。接下来的星期日，纽曼向总共四名军官和十五名学生发表了题为“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的演讲。意识到他们开始伟大努力的人数很少，他预言当他们年老时，他们会带着极大的自豪和喜悦回顾 1854 年的圣马拉奇节。

纽曼坚信他的学生应该在院长和私人导师的带领下以小组形式留在独立、自给自足的宿舍或学院。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教堂和公共桌子。出于这个目的，大学开设了三个宿舍：86 St Stephen's Green，被称为圣派翠克或大学宿舍，由牧师迈克尔·弗兰纳里 (Michael Flannery) 博士管理；哈考特街 16 号，被称为圣劳伦斯街，由牧师詹姆斯·奎因 (James Quinn) 博士管理，他也在那里设有学校；纽曼自己的房子，哈考特街 6 号，被称为圣玛丽，由纽曼亲自监督。

纽曼担任校长人们通常认为都柏林时代的纽曼是自由大学教育的伟大哲学家。就大学理念发表著名演讲的理论家；关于大学起源和发展的《大学草图》一书的作者，其中他对他的大学理念仅在抽像中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实际说明，该想法首次发表在纽曼编辑的天主教大学公报上，提供有关天主教大学议事录的资讯。人们通常认为他是向文学院、医学院和夜校学生发表就职演说和其他演讲的人。在大学教堂讲道的讲道者，出版为《在各种场合讲道的讲道》（1857）；在多家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为天主教大学辩护；校长年度报告的撰写者以及新机构的结构、规则和条例的起草者，该报告发表在《我在爱尔兰的竞选》中。他做了所有这些事情，而且令人钦佩和优雅，但他在都柏林的职业生涯还有另一个更平淡和务实的一面。因为有时纽曼必须表现得更像是一所寄宿学校中饱受困扰的舍监，而不是一所新大学的校长。

早期的学生在纽曼自己家中的八名原始学生中，两名是爱尔兰人，两名英国人，两名苏格兰人和两名法国人。其中包括一位法国子爵和一位爱尔兰男爵（雷金纳德·巴纽瓦尔爵士），一位法国伯爵夫人的儿子，一位苏格兰侯爵的孙子，一位英国勋爵的儿子。校长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应该提升大学的基调和形象并吸引其他人。后来，他又照顾了两位比利时王子和一位波兰伯爵。

纽曼家中唯一一位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中产阶级，是利默里克一位名叫奥谢的律师的独生子，他十六岁。纽曼称这位前客厅的囚犯为“那个奥谢”，只持续了半年，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给校长带来了很多麻烦。 “我的青春，整个奥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奥谢本人，都给我带来了麻烦——我不知道我如何才能再忍受一年。”我认为他必须在会议结束时离开。那个麻烦的学生离开了，去了三一学院，但他的恶作剧还远远没有结束。可以说，校长准确无误地认识到这个男孩将成为这个人的父亲。 1890 年 8 月，当纽曼弥留之际，他以前的学生威廉·奥谢上尉正处于离婚丑闻的中心，这场丑闻最终摧毁了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的政治生涯。

非爱尔兰学生被纽曼的声誉所吸引。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受牛津运动影响的朋友的儿子；许多人直接从伯明翰演讲学校跟随他。他的一些教授和捐助者是皈依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教大学即使不是牛津运动的产物，至少也是牛津运动的延伸。

绝大多数学生没有住在校长家的特权，纽曼时不时地对住在其他房子里的爱尔兰学生的才干感到惊讶。他很有可能，因为在纽曼时代和之后的获奖者中，有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后来成为都柏林大主教和爱尔兰国立大学第一任校长；帕特里克·奥唐纳 (Patrick O'Donnell) 作为拉福主教 (Raphoe Bishop)，为都柏林大学的管理机构服务，是天主教大学和大学学院之间的另一个纽带；奥罗克-麦克德莫特 (HH O'Rourke-McDermott)，后来在格莱斯顿 (Gladstone) 领导下担任爱尔兰总检察长；约翰·狄龙 (John Dillon)，作为一名议员，他在 1908 年建立 NUI 的大学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詹姆斯·林纳姆·莫洛伊后来创作了许多流行歌曲，包括《班特里湾》、《凯里舞曲》和《爱的老甜歌》。莫洛伊是唯一一个受到纽曼威胁要下乡的学生，因为他有一天晚上从大学宿舍潜逃，未经许可参加一个晚会。然而，纽曼接受了莫洛伊母亲的恳求，允许他继续学业。因此，在给纽曼带来最大麻烦的爱尔兰学生中，其中一位后来因其在爱尔兰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受到几代民族主义者的谴责，而另一位则因其歌曲所带来的快乐而受到爱戴和钦佩。

医学院天主教大学医学院于 1855 年在塞西莉亚街成立。现在，医学院距离三一学院的前门仅一箭之遥，它像征著天主教爱尔兰的出现。纽曼声称，在他建立医学院之前，都柏林五所医学院和医院的 111 名医生中，有 12 名是天主教徒，99 名是新教徒。医学院是天主教大学的伟大成功故事；到本世纪末，它已成为该国最大的医学院。 1908年后成为都柏林大学医学院。

大学教堂纽曼自己美丽的大学教堂于 1856 年在 86 号旁开放。

早期的困难尽管纽曼大学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早期的岁月并不轻松。

天主教大学的缺点是，与三一学院和女王学院不同，它的学位不被国家承认，也没有任何国家资助。刚刚提供女王学院的英国政府不愿意向主教们反对政府自己的计划而建立的机构提供章程或资金，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从饥荒灾难中恢复过来的爱尔兰群众对天主教大学也没有太大兴趣。那些更渴望获得国家认可的学位而不是理想的天主教大学教育的学生和家长在纽曼的机构之外寻求满足。因此，虽然一些中产阶级天主教徒前往三一学院攻读学位，英裔爱尔兰贵族将他们的儿子送到英国大学，而英国天主教徒（尤其是在纽曼时代之后）并未被都柏林所吸引，但各省的许多天主教徒发现女王学院比天主教大学更有吸引力。

纽曼的遗产在他的大学教育方法中，纽曼力求在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他不仅力求保留旧大学课程中最好的东西，而且还渴望让他的大学满足他那个时代的需求和发展以及不断扩大的知识领域。他知道古典教育的价值。但任何认为他的大学因此受到古典教育的阻碍或限制的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纽曼在天主教大学设立了诗歌教席，也是爱尔兰或英国最早的英国文学教席之一。他的大学也处于欧洲学术进步的前沿，设有政治和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地理学教授。正是这种敏感性促使他在爱尔兰设立了第一个考古学和爱尔兰历史系教授。

纽曼意识到大学可以为所在社区带来好处，并发起了一系列由天主教大学教授主讲的公开讲座。在国内任何其他大学学院之前，他为白天工作的学生推出了晚间讲座制度。

在纽曼最令人难忘的段落之一中，他对爱尔兰以及他的大学提出了挑战和预言：

我向往这片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古老的基督教，年轻的未来……我凝视着一个经历了漫漫长夜的民族，终将迎来不可避免的白天。我将目光投向未来一百年，我依稀看到我所注视的这座岛屿将成为两个半球的通行和结合之路，成为世界的中心……那片繁荣而充满希望的土地的首都就坐落在这片土地上。在其中，我看到了一所蓬勃发展的大学，它曾一度不得不与财富作斗争，但当它的第一批创始人和仆人去世后，它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焦虑。

在他留下的一切中，无论是他工作过的圣斯蒂芬绿地的建筑，还是他遗产中融入的思想，或者他传递的愿景，或者他提出的挑战，纽曼都永远离开了都柏林大学，尤其是，总的来说，大学教育是他的功劳。

2006年，学院与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合作创办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UCD Confucius Institu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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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研究和创新是充满活力的经济、资讯灵通的社会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的重要驱动力。都柏林大学的研究和创新范围包括个人学者、研究小组、新创公司以及与产业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大规模合作。研究在大学的各个广泛学科范围内进行，并在多学科研究项目中进行，以应对全球范围的挑战。

2022/23 年，都柏林大学研究人员从国家和国际资助机构、公司和基金会获得了 1.61 亿欧元的研究资助。自 2012/2013 年以来，都柏林大学的研究人员已获得超过 13 亿欧元的此类资金。他们的研究支持国家研究和技术机构和中心，包括 SFI 资助的数据分析洞察中心，爱尔兰健康食品，爱尔兰应用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iCRAG) , CeADAR 应用资料分析与机器智慧中心，BiOrbic，生物经济 SFI 研究中心，I-Form 先进制造研究中心和 NexSys（下一代能源系统）。都柏林大学在获得欧盟研究资助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过去十年，都柏林大学的研究人员每年在国际文献中发表的论文数量增加了 62%，总共撰写了 40,000 多篇论文。这些论文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的比率比世界平均高出 74%。此外，62%的论文是与其他国家的机构共同撰写的，凸显了都柏林大学作为爱尔兰全球大学的地位。

作为爱尔兰创新、技术转移和商业化领域的领导者，都柏林大学对创新和创业的承诺认识到积极参与和合作以利用领先的研究和开发成果的重要性。创新的支持包括 NovaUCD（新创企业和企业家中心）、NexusUCD（产业合作中心）和UCD Lyons 农场的AgTechUCD 创新中心。自 2003 年以来，都柏林大学透过 NovaUCD 以及 NovaUCD 营运和管理的商业支援项目，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提供服务和支持，为超过 550 家公司和早期企业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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