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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发生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清朝末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反对清朝政府将地方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进行国有化而发生的运动。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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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和平抗议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此次运动因使清廷调派湖北官军前往四川地方镇压，导致守备缺乏，是武昌起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股本来源除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称“租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55条，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由于租股占川汉铁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四川绅民强烈要求改官办为商办。
1907年，官股退出，名义上成为商办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层依然充斥各级官员，如该公司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为前邮传部参议；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经理前，曾任广州府知府、琼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团享有湘鄂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修筑的优先权。 1905年收回的粤汉铁路筑路权、四川民众拥有的川汉铁路筑路权因此丧失。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盛宣怀本欲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四川由于发生官员亏空案，反对尤为激烈，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发生。
至保路运动爆发为止，川汉铁路公司总共从民间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因各种困难，宜万铁路（宜昌至万县）段于1909年底方才开工。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的建设，对应等值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前广州府知府、时任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施典章亏空的300万两损失。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款项至保路运动发生前就已经消耗损失近半。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川汉公司商人股东本欲藉国有化让政府弥补亏空案损失。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1][2]，商人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发动以一般民众为主要群体的中小股东抗争，希望让清中央政府承认官员亏空，否则将反对铁路国有化、并敲打清中央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威。但清中央政府与盛宣怀拒不答应条件，遂使矛盾激化。[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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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保路运动热潮。
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和平抗议”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3]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4]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二人，由力主武力镇压的巡防军统领田征葵率先下令对民众开枪[5]，制造“成都血案”[6]。之后，赵尔丰致电内阁，说是匪徒数千进攻督署[7]。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8]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所杀。
10月10日，武昌起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独立革命。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首任都督。同一天，入川湖北新军在靠近成都的资中县反正，杀死端方。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保路运动发生以后，清廷调派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造成武昌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提供有利的契机。所造成的影响有二：一、清政府在四川、陕西、湖南南部的影响衰落。二、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陕西等地的革命军在四川几乎是“兵不血刃，城门自开”，驻守在当地的清朝官吏大都被俘，或被迫化装连夜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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