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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川丰彦（日语：賀川 豊彦〔豐彥〕／かがわ とよひこ Kagawa Toyohiko，1888年7月10日—1960年4月23日），日本大正至昭和时代的一位基督教社会运动家、社会改良家、工农领袖、和平主义者与作家，亦是战前日本劳动运动、农民运动、无产阶级政党运动和消费合作社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也是日本农民工会、“耶稣团”及茅崎和平学园的创办者。因贺川把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实践出来而有“贫民街的圣者”的称号。
贺川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父亲是经营回漕业（海运业）的富有商人贺川纯一，母亲是来自德岛的艺妓益荣（日文本名︰菅生かめ）。他的母亲是被卖而成为父亲的妾[1]，并不是合法妻室。4岁时，他的父母双亡。5岁时，贺川与他最大的姐姐被送回德岛的本家。15岁时，贺川家破产，贺川便搬到叔父森六兵卫的家。
后来他在德岛中学英语老师片山政吉所开的圣经班学习英语，继而认识了美国宣教士罗根牧师（Rev. Charles A. Logan），并在16岁时受洗成为基督徒[2]。
1904年（明治37年），贺川就读于旧制德岛中学校（现在的德岛县立城南高中）时，由美南长老会的宣教士梅耶斯牧师（Rev. Harry W. Myers）在日本基督教会德岛教会为贺川施洗[3]。也是在此段时期，他因读了安部矶雄、木下尚江的著作，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有同感。而且，因当时发生的军事训练破坏活动，加上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也开始有了反战的思想。
22岁时，于神户长老会神学院攻读神学，并有机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深造。他在神户期间身患重病，险些病死，其后即以服务贫民为职志。他对贫穷人充满负担，亲身搬到神户的贫民窟居住，在当地建立学校﹑医院及教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快速，现代化的各种负面影响造成社会不安。这段时间贺川成为了一个社会领袖，希望从正面的角度解决社会罪恶的根源，并组织了最早的工会和农会。后因工人运动内部发生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贺川也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创立天国运动，希望把教会的宗教任务和社会运动结合。至三十年代早期，日本军国主义勃兴，天国运动结束。
贺川致力于写作﹑演说，极力把基督教的原则运用于社会秩序及合作企业之中，并将基督教的伦理应用在社会的改革之上。贺川用独特的观念解释《圣经》，在他看来，十字架代表爱心的力量和甘愿承受苦难的精神，十字架的意义在于发现这种力量。另外，贺川也使用心理分析的语言与观念来说明历史上耶稣的基本事实。
贺川受基督所感召后，献身成为传道人，完成中学的贺川20岁时入读位于东京明治学院（Meijigakuin Preliminary College）的神学预科。并于两年后毕业，入读神户神学院（Kobe Theological Seminary）（后来的中央神学院）。[4]入读神学院前的暑假，贺川丰彦做了四十天的露天布道工作。本来身体虚弱的他因而染了肺结核病，医生诊断后表示他的病况无可救药。虽然如此，贺川丰彦坚信祈祷的效力，他相信既然自己奉献一生为耶稣基督传道，上帝不会让他死去，于是他不住的恳切祷告。当医生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地发现他的病况大有起色。[5]
因着贺川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浓厚兴趣，他开始致力于劳工运动的工作，组织日本第一个劳工组织。[6]1909年(明治42年)的圣诞前夕，贺川搬到当时日本最凄惨之一的神户市新川贫民窟去实践向贫穷人传道。同年七月开始，贺川便站在贫民窟的路边宣传福音。[7]他虽备受病魔的侵扰，但仍不懈于建立第一个农民合作组织。贺川在1911年(明治44年)时毕业于神户神学校，在1912年(大正元年)时经济餐馆“天堂屋”开业了。
在贫民窟中居住时，贺川丰彦在附近一间装钉书籍的铺子开始做一份固定的工作。他趁着正午工作人员休息的时候到那里教圣诗，对他们谈道。在那里，他邂逅了未来的贤内助柴春子。柴春子最初对基督教并不感兴趣，但她爱好音乐，后来渐渐地受了圣诗以及小风琴所发出的音乐吸引。有一天，由于好奇心驱使下，柴春子到贫民区的小教堂去听道，自此之后她就常到礼拜堂。不久柴春子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8]二人在海边一同祷告后立下山盟海誓。一个月之后，他们在神户的教会举行简朴的婚礼。[9]贺川在贫民窟中，摆设豪华的婚宴招呼来款待下层的贫民，向他们介绍妻子︰“我娶得了一个愿作各位的仆人的媳妇儿。当你们的家由于分娩或疾病，而人手不足、感到为难时，无论什么时候，请来求助于我们，我们会很乐意帮助的。”
1915年（大正4年），贺川丰彦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及神学院读书。他出国后，柴春子也到横滨一间圣经学校读书。两年后的1917年（大正6年），贺川回到日本，夫妇俩人立刻返回贫民窟去工作，在神户的贫民窟开始了免费巡回诊疗。
经过美国留学的体验，贺川开始重视工会运动，视之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故与铃木文治带领的友爱会接触，在1919年（大正8年）创立友爱会关西劳动同盟会，并担任会长。同年，他在日本基督教会得到牧师的资格，成为麹町教会的牧师。成为牧师的贺川立志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1919年发起普通选举运动，建议政府修改当时保护资本家而设的法律。[10]在1920年(大正9年)时他出版自传式小说《飞越死亡线》十分畅销，贺川开始略有名气，不过，他将书籍的收入大多数都投放于他所涉及的社会运动中。同年，他为了维持工人的生活稳定，成立了神户供销合作社 (即现今的滩神户生协，是日本最大的生活协同合作社），专心致力推动消费合作社运动，他又与武藤富男等人一起，创立并发行了基督教界的报纸：基督新闻报。1923年（大正12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11]横滨及东京大部分地区被毁，贺川立即到首都去救助灾民。
1922年（大正11年），贺川的大儿子贺川纯基出生。贺川积极地参与无产阶级政党运动。1925年，政府公布普通选举法，翌年产生两个无产政党，他的劳动运动急速扩展。[10]他在1926年(大正15年)劳动农民党组成时，就任执行委员。不过，同年在末左右分裂时退出该党。 1928年（昭和3年），贺川盟生了一个念头，他梦想日本有一百万的基督徒，又借着爱的力量，能够转移日本的生活潮流，叫她离弃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归向基督教。1929年（昭和4年），日本基督教联盟协会通过贺川的动议的“天国运动”，并于1930年成立该运动的代表委员会。[12]1931年，他在东京世田谷区建立了松沢教会及幼稚园。 自1929年到1932年（昭和7年），贺川巡回全国传道，再在美国、中国、欧洲等世界各国进行讲演活动。在1941年（昭和16年）4月，在日美基督教会议上把“给美国教会的感谢信”给予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督教会。
早在贺川在明治学院就学时，他已认识一位农村的传道者杉山元治郎，杉山在农业学校出身，毕业于东北学院神学部，他们二人均一生为农村生活的改进而努力。1921年，贺川与小川涣三﹑古濑传藏等组成日本农民合作社。翌年一月创刊日本农民合作社机关杂志《土地与自由》，同年四月在神户基督教青年会举开日本农民合作社创立大会。
1925年，贺川在大阪设农村消费协同合作社协会，推进农村的协同合作社业务。后来，贺川出版的《一粒麦子》﹑《流奶与蜜之乡》﹑《在第三个世纪层之上》﹑《家庭之光》及《气流云与星云》等著作，加速了合作社运动于乡村的普及。[13]1949年四月，贺川出任全国农协人寿保险中央委员长，成功把人寿保险金作为农协的活动资金，以致农协活动更加扩大。[14]
1927年，贺川在兵库县西宫市外的自宅，趁着每年的“农闲期”，以短期私塾的方式开办日本农民福音学校。当时第一所的农民福音学校的校长是杉山元治郎，又聘请东京﹑大阪﹑神户的学者，农业指导者，牧师等担任讲师。课程内容主要以信仰为基础，再详细教导立体农业，电化，协同合作社与农村更生之道。其后，贺川分别在东京祖师之谷﹑北海道及其他数处设立农民福音学校。贺川的农民运动主张“三爱精神”︰爱土地﹑爱人和爱神。[15]
虽贺川重视改善贫穷市民生活，但贺川从来都反对使用暴力的革命。他提出以组织协同合作社的方式革新资本制度。1919年，贺川在大阪市东区农人桥一丁目设立有限购买合作社共益社（或称︰消费合作社），开展农民之间的消费运动。及后，他将消费合作社运动带进校园，早期参与的大学包括有早稻田大学及明治大学等，运动期间多次遭遇共产主义者捣乱和破坏，然而贺川于1928年，仍成立中之乡质库信用合作社，开始对贫民给予金钱资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日本战乱从此不断，在战时政府当局采取物资配合制度，消费合作社运动被迫暂停。在日本战败后，贺川的合作者运动仍处充满活气的状态，战后他很快组织日本协同合作社同盟，贺川担任会长。1949年，农村协同合作社受核准兼营人寿保险业务，备有丰富的资金。协同合作社在国际上也成立了强大的联络网。1958年一月，协同合作社同盟东南亚会议在吉隆坡举开，贺川前往赴会并担任议长。直至1960年贺川逝世时，他仍是当时日本生活协同合作社联合会会长，亦是国际协同合作社同盟东南亚的负责人。[16]
1941年大平洋战争的前夕，日本及美国关系急剧恶化，贺川作为和平使者，出使美国，试图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但不成功。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贺川加入国际战争反对者同盟，贺川1943年(昭和18年)11月，贺川被迫因宪兵队的调查而退出该同盟，国际友和会日本支部被解散。贺川的行动﹑著作和贺川的名气﹐都反映出他对战争的反对及对和平的期昐，他因此被政府质疑，两度入狱，值得一提，贺川虽然持有劳动运动、社会运动的领导人的立场，但是也同时是昭和天皇的皇室的热烈支持者，积极地承认了天皇制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
战后，贺川担任东久迩宫内阁，参与和诏敕选举，成为贵族议院的决议员，他也参与了日本社会党的组成。战争结束之后，他立即协助举行“一亿总忏悔”运动。晚年则专心致力参加世界联邦运动。贺川的成就，使他在1947年（昭和22年）和1948年（昭和23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1954年（昭和29年）至1956年（昭和31年），则连续三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17]
贺川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神学，并得到神学学士学位，在学期间他潜心于心理学与数学的学习，以一篇实践性的心理学论文作为论文毕业。[18]他在美国进修时，对神学的课程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他在信仰上得到长老会传教士的指导。[19]他却研究了有浓厚兴趣的进化论，他相当重视进化论里各物种“相互合作”的思想，并将他这种思维运用到社会学，这成为了他的社会达尔文学说──合作哲学的基础。[20]
回国后，贺川积极地投入社会运动。在国内外种种丰富的见闻，他对社会体制的改革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实践，而不是只单靠个人的慈善或英雄式的行为来补救社会的问题。故此，贺川强调基督徒应努力将这体制的转换与他们的宗教伦理结合在一起，然而他认为当代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未将这方面的伦理成功实践。[21]
贺川认为所谓的“宗教”就是“价值的创造”，使得没有价值的人变得有价值。他相信真正的基督教不在于教堂前的招牌，在必要时教会要拆下招牌，为的是要拯救失业的人，即使只是为了一个人，教会的行动仍是有意义的。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乃密不可分，整全的教会必定以行动去影响社会。贺川理解基督教是一种所谓“进化”的宗教，进化论和基督教之间并没有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的目的在于“集体的救助”。[22]进化论反映了基督教的在人观里的那种“集体意识”，基督教的存在直接地与人类的进步成长相连，基督教的进步是改善整个社会。
他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分别是︰生命﹑自我（性格﹑品格）与拯救。那些没有生命意义的人们，可以借着基督这宗教再次与上帝分享生命，故此基督教才被称为拯救的宗教。圣经里的“登山宝训”是人类行为的最高象征，是一切宗教的中心思想，并一切改革运动的出发点与结论。这是一切信仰﹑价值的中心，而一切的伦理﹑哲学（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只是登山宝训的周际。登山宝训包括了基督教一切的教义，是最高的景界，贺川丰彦相信人一旦“达到这个最高景界”就不能再犯罪。正正是因为基督教忠实地跟随登山宝训的真义，故此基督教比其他的宗教更为优胜。[23]
相比起同时代的日本神道教，神道教根本没有“更生”的观念，一般日本人的观念认为作恶的人要下地狱，然而贺川认为基督教正正体现了拯救﹑更生的可能性，给予贫苦大众昐望。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爱”︰爱的最大表现就是在十架之上，在于基督的舍已，基督的舍己并没有不顾在罪恶中的人，而是爱仇敌，并为他们祷告，这基督的榜样叫罪人有可能被更生，这在“更生”的角度，决定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
贺川相信“罪”的实在，他相信每个人均需要救赎，这是十架的爱所带给世人的结果。当人从罪里回醒过来时，就会知道背叛﹑杀人等等许多违背神的事，都是不可干犯的罪行。当人真正地认识基督，人就会完全地进入圣洁，这圣洁是圣灵所赐的。[24]罪是基督对个人生命救赎的重点。
基督为了拯救人类脱离已往的罪，而承担人类已往的失败，同时间基督工作的果效改造了罪人的生命使之再次得到更新，并赐给他们生长与发展的能量。贺川坚持人的罪过除了基督外，并无其他拯救，基督教并不是迷信，却是真正地可以拯救人的良心﹑生命。
贺川重视“爱”，他认为除了“爱”，再没有别的启示了。[25]上帝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我们“爱”的对象，“爱”应该成为观念中间的主轴。他认同托尔斯泰所说的“爱之所在，便有上帝”，也认同使徒约翰所说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爱，就是拯救人的关建，并是神的真实本性，是上帝的“圣所”。基本上，爱就是一切，是上帝向人最高的启示，一切的教条﹑规则﹑形式均是相对的，然而对贺川而言人本着爱来敬拜上帝才是最重要的。[26]爱是人认识上帝的原因，人可以从别人的爱里看见上帝自己。若没有爱，便没有“宗教感”，如果要别人认识上帝，更须要爱别人，在爱的气氛中，上帝才会启示祂自己。[27]
因此，宣扬基督教就是宣扬“爱”，爱也使人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必要条件，是生活在爱与虔诚的气氛里，因为上帝只对心灵纯洁的心灵启示祂自己。如果人要看见神﹑真实地体会上帝，就必须要回复童心，爱就是其中的关键。真正的爱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是一种以互助却又不能被充足的“爱”，爱是无止境的﹑无限量的，这种爱的根源是完全在于基督里。[28]人只能从爱的里面，来见证基督教。
故此，贺川完全认同叔本华所说的︰“我们爱人不是我们自己去爱，乃是宇宙的意志先使我们去爱”，这和应了约翰一书上所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人并没有任何爱的本能，爱是一种力量“从深邃的地处涌出来的”；爱并不是人的本能，是从外力而来的。[29]
什么的行动体现了爱？就是十字架。贺川认为十字架最真正的意义，是实现为爱而流血的功能，这也是经文所讲的︰“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含意︰为爱而付出﹑摆上。[30]他认为基督教可以传遍日本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圣经书籍的传开，更是因为基督徒背起十架向人作见证，他将在这方面的功劳归功于新岛（Niigina）及沢山保罗（Paul Sawagama）﹑石并十次等人，因为他们背负十架将基督显给日本民众，使他们认识上帝。[30]
真正“十字架”的意义是，十字架是社会团结一致的要义，社会里的一部分人受苦，就全部人一起爱苦，每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都应该为社会牺牲；十字架代表牺牲，若教会没有牺牲，社会就不能进步，这一代的人要为下一代来牺牲，让下一代下面的贫穷阶层可以进入富足的上层；十字架是每人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过着十字架的生活，背负十架来向社会作见证 。[31]贺川丰彦的信仰和他的行动是密不可分，个人信仰的体现就是在于行动的实践。为何要实践？在贺川的观念里，耶稣的死不意味所有人可以通过一次救赎就可以永远得到救赎，他坚持耶稣的牺牲要在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的生活里再次被实践。[32]这牺牲的生命就是基督的见证。
贺川将基督教的教义紧紧地连于社会的实践上，爱与十字架是他经常所强调的观念。
贺川认为，圣灵的赐予使人所得到的喜乐有数方面：第一，清楚知道著基督的宝血，以往的罪已得赦免了；第二，凡被赦免的人都得着圣灵的保守；第三，会有甘心背负十架的信念，知道从上帝的爱为出发点，可成为救赎罪人的有用工具。有了圣灵，人会经历到上帝奇妙的爱，这爱的伟大，使人不论是在苦难﹑逼迫里，人均会喜乐地面对，基督的宗教是爱﹑欢乐与生命的泉源，我们应永远在祂的爱中生活。[24]
从这方面看，贺川认为圣经里记载的“圣灵充满”是在于一个人进入圣灵绝对的生活方式，圣灵使人有上帝的感觉，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的一切，是真理，也是基督教的特权。贺川丰彦相信，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指他被提升到与基督有相同的感觉，明白他为何为世人赎罪﹑受苦，他会放弃自我中心﹑安逸及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会喜乐地甘心好像基督一样受苦。[33]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人与上帝的联合，主动地对社会作出改变的贡献，人没有任何可能与圣灵联合却又拒绝对社会作出贡献。
贺川的著作内容丰富，包括讨论社会问题﹑政治思想﹑医药工作﹑教育及自然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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