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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理学家(1896—1963)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1896年12月5日—1963年10月21日)。美国地理学家,作家,学者。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蒂芬,先后就读于丹尼森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地质学的博士学位。取得学位后,他来到沪江大学任教,并在中国广泛游历。在192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先锋著作——《中国的地理基础》(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1931年,葛德石在克拉克大学取得了第二个地理学博士的学位。之后,他加入了雪城大学,在那里继续他的教授生涯。在雪城大学,他写过很多主题,但聚焦在“与世界范围的土地和耕地资源分配有关的人口问题”[1]。尽管在他的游学生涯中曾去过六个大陆(除了澳大利亚)上的75个国家,他还是选择了亚洲为主要研究对象[2]。葛德石还曾担任过院系主席,并使雪城大学的地理系研究生项目成为了全国顶尖。
除了学术著作,在二战期间,葛德石也曾为美国国务院、经济战委员会和军事情报部队做过咨询。战后,他也直言不讳地倡导要与中共改善关系,并在东亚和中东广泛游历,还获得了各种奖学金。他还高度参与了一些专业组织的工作,如担任国际地理联合会、亚洲研究协会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主席。
葛德石于1896年12月15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蒂芬市。他的父亲弗兰克·克雷西是一位浸会牧师,他的母亲弗朗西丝·巴布考克是第一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女性,在丹尼森大学教拉丁文。[2] 高中毕业后,葛德石上了丹尼森大学的地质系,于1919年以学士身份毕业。随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师从著名的地质学家罗林·索尔兹伯里(Rollin D. Salisbury,1858-1922)学习,1921年获得地质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3]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印第安纳沙丘与密歇根湖盆线》。[3]
获得学位后,葛德石随美北浸礼会差会前往中国,并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既教授地质学,又教授地理学。[2]在中国期间,他遇到了美国传教士玛丽恩·查特菲尔德,两人于1925年成婚,[2][3]并育有一子三女。葛德石在中国期间,多次在东亚旅行,定期前去蒙古和鄂尔多斯沙漠。他的旅行经常遇到危险,并使他远离其他西方人。在一次旅行中,他在河北遭到一群强盗的殴打和抢劫。[3]他在中国的旅行路程超过3万英里[4] ,并且成为了他开始写作《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人民调查》的基础。葛德石在离开中国前不久完成了这本书,并将手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 然而,1932年,出版社被日本人轰炸,手稿在随后发生的火灾中失踪。[2]
1929年,葛德石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学习一年。 1931年,他在克拉克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鄂尔多斯沙漠[3]。同年,他加入了雪城大学,担任地理学和地质学教授,并很快成为该系主任。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后,葛德石在亚洲的旅行使他成为关于中国的热门专家和讲师,他经常出差,为学术界和大众讲课。葛德石还从他的原始笔记开始重新撰写《中国的地理基础》,并于1934年完成。[5]
在这本书中,葛德石专注于描述中国的15个地理区域,但他也致力于“历史,地形,气候,农业和外贸”的章节。[6] 格罗弗·克拉克在《政治科学季刊》中评论:“这本书对土地和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做出了一个清晰、全面、可理解的描述。”[4]这本书后来成为了“这个领域的标准作品”[7] 。直到1980年代,这本书仍是西方有关中国地理的唯一教材。在中国国内,国民党很推崇这本书,但共产党对它提出了“强烈批评”,因为葛德石认为中国缺乏快速成为大型工业大国的资源。[8]
在雪城大学任教期间,葛德石并没有中断他的旅行。他于1937年访问了莫斯科,在那里,他被请来咨询《大苏维埃世界地图集》(Great Soviet World Atlas)相关制作事宜。 此后,葛德石在苏联广泛旅行,返回美国后,尽管有反苏情绪,但他谈到苏联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 因此,他赢得了“苏联同事们的信任和感谢”,让他获得了他们的知识和资源。[8]20世纪30年代,葛德石还在雪城大学倾心开发学术产品,建立起“全美地理学最好的艺术硕士项目之一”。[9][10]
在美国加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葛德石成为了几个政府部门的顾问,包括美国国务院、经济战委员会和军事情报部队。他曾为雪城大学的军队训练项目开设关于亚洲的课程和讲座,还在全美范围内公开演讲东亚问题。 [8] 在1943年和1944年间,他曾作为美国国务院文化的特邀访问教授来华。[11] 在此期间,葛德石与 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帮助中国建立大学,并着力提升中美关系。[8]
战争期间,葛德石笔耕不辍。他的第二本著作《亚洲的土地与民众:三分之一领土与三分之二人口的地理学》(Asia's Lands and Peoples: A Geography of One-Third the Earth and Two-Thirds its People)于1944年面世。战争使美国人对亚洲这片土地的兴趣高涨,这本书就是主要针对一般美国民众的亚洲概况通识读物。在这本书里,葛德石也参与了如何划分亚洲与欧洲的讨论,他认为欧洲其实只是欧亚大陆的六个区域之一,其他五个区域分别是苏联,东亚,东南亚,印度和西南亚。[7]葛德石还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东亚持久和平的关键是强大的中国。”[12] 这本书问世之后,大受欢迎。
战争结束后,葛德石成为雪城大学新独立出来的地理系系主任,并努力使雪城大学变成了亚洲研究的顶级机构。他将亚洲学者和研究生引入雪城大学,还用系里的资金向一些亚洲的大学的地理系寄送地图和书籍。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他还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国际地理联盟和亚洲研究协会里积极活动[8]。
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葛德石对中国的兴趣和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缺点直言不讳的批评”,使他被列入各种“涉嫌同情共产党人的学者名单”。但这些指责毫无根据,而雪城大学继续全力支持着他的研究。讽刺的是,葛德石在美国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同时,中国政府将他列入了资本主义敌人的名单[13]。
1951年,葛德石从雪城大学地理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休,成为新设立的麦克斯韦杰出教授(地理学)[14][15]。其后十年里,他经常旅行并大量出版著作。他还获得了多项荣誉。1949年到1952年间,他担任国际地理联盟主席,并于1952年当选为副主席,直至1956年[15][16] 。同年,他获得了美国地理学会的乔治戴维森奖章,并于1958年获得了全国地理教育理事会颁发的杰出服务奖[14] 。1961年至1962年,他是Phi Beta Kappa全国访问学者,并于1962年至1963年担任亚洲国务院客座教授[15]。葛德石还于1957年担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名誉主席,并于1959年和1960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10]。
1960年,葛德石出版了他的著作《交叉点:西南亚的土地与生活》[13] 。书的第一部分,葛德石介绍了中东的地理特征概貌。 接下来的八章是具体的国家,从埃及到阿富汗,描绘出整个地区的图景。葛德石详细介绍了自然资源对中东各国的作用,尤其是水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本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即使是拓宽了对地区的兴趣,葛德石对中国依然兴趣不减。在朝鲜争端以中共的胜利而告终后,他“持久关注着中美间接触的恢复”。他还推动了对中国的研究,希望教育出新一代通晓中国和东亚知识的地理学家[15]。
1963年10月21日,葛德石在纽约雪城的家中,因癌症去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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