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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人物(Barbara Castle,1910—2002)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布莱克本的卡斯尔女男爵芭芭拉·安妮·卡斯尔,PC[?](英语:Barbara Anne Castle, Baroness Castle of Blackburn;1910年10月6日—2002年5月3日),英国工党左翼政治家,1945年至1979年担任下议院布莱克本选区议员,期间于1964年至1965年任海外发展部长、1965年至1968年任交通部长、1968年至1970年任就业及生产力大臣兼第一国务大臣、以及在1974年至1976年任社会服务大臣。离开下院后,她在1979年至1989年代表大曼彻斯特选区出任欧洲议会议员,1990年获封终身贵族加入上议院。
卡斯尔从小便对社会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已开始参与工党活动。1945年当选国会议员前,她曾在多份左翼报章和刊物任职记者和编辑,二战期间也曾以公务员身份加入过英政府食物部担任政务主任。作为下院少有的女性议员,她凭借其鲜明的立场和不易妥协的作风,逐渐建立知名度,但她在五十年代也因为大肆批评英军镇压反殖武装力量,使她成为议会内的惹火人物。
卡斯尔与另一工党人物哈罗德·威尔逊在政治上具密切的关系。她早于1947年至1951年担任威尔逊的议会私人秘书,并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当威尔逊在1964年出任首相后,她随即获邀加入内阁,更一度被视作威尔逊的潜在接班人。在内阁任职期间,她成功推动多项改革,原本颇获威尔逊器重,但她在就业及生产力大臣任内于1969年1月发表的《免于冲突》白皮书,却成为其仕途的转捩点。该份白皮书建议立法制约工会权力,结果引起工会群起声讨,内阁以詹姆斯·卡拉汉为首代表工会的一派更公开表态反对白皮书,两人关系从此决裂,白皮书最终胎死腹中。
卡斯尔此后虽然在政坛浮沉,未能再上层楼,但她继续活跃政坛,到晚年仍关注退休人士福利方面的政策,被视为上一代“旧工党”的元老人物之一。卡斯尔从政接近60年,其敢言作风深入民心,她把妇女参政的程度提升到更高和更前的层次,启引后来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当选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
卡斯尔女男爵本名芭芭拉·安妮·贝茨(Barbara Anne Betts),1910年10月6日生于英国德比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父母分别名法兰克·贝茨(Frank Betts,1882年-1945年)和安妮·丽贝卡·费朗(Annie Rebecca Farrand,1883年-1980年)。[1][2][3]她在家里三兄妹中排行最小,她的兄长特里斯特拉姆·“吉米”·贝茨(Tristram "Jimmie" Betts,1908年-1983年)是非洲专家;[3]胞姊玛乔丽·贝茨(Marjorie Betts,1909年-1964年)婚后成为玛乔丽·麦金托什(Marjorie McIntosh),曾任伦敦郡议会工党籍议员。[3]
由于父亲在英政府任职税务督察,需要调派到不同地区工作,因此贝茨两岁的时候于1912年随家人迁到庞蒂弗拉克特,1922年再迁到布拉德福德,最终在1932年定居于大曼彻斯特的市郊小镇海德。[3]在布拉德福德生活的时候,她跟随胞姊入读布拉德福德女子文法学校,随后获奖学金升读牛津大学圣休学院,主修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简称PPE)。[4]
贝茨从小已活在浓厚的社会主义氛围下,她少时居住的布拉德福德是工党前身独立工党的发源地,也是全英国最早选出工党籍国会议员的地区之一。[3]她的父亲虽然是公务员,但暗地里兼任左翼报章《布拉德先驱报》(Bradford Pioneer)编辑,经常与左翼人士来往;[3][4]她从事制造和销售女士帽子的母亲,也曾代表工党担任海德的地方议会议员。[3][4]
跟她的父亲一样,贝茨自少已热衷政治,也是工党支持者,早在1929年的国会大选期间,在学校担当领袖生的她更扮演工党候选人,参与校方举办的模拟大选。[5]升读大学后,她最初仍不减对政治的热忱,但鉴于当时男尊女卑的观念很重,牛津顶尖的学生政治组织一般也不欢迎女生发言,女生要担任会长一类重要职务更是难上加难,结果她只能够在名气较逊的工党会内谋得一个干事职位。[3]贝茨很快就对学业失去兴趣,并过着放荡的大学生活,样貌端好的她更是从来不缺男友。[5][3]三年的大学生活过后,她只能够在1932年取得一个三级荣誉文学士学位毕业。[4]
芭芭拉·贝茨大学毕业返到海德与家人同住,当时英国正遇着环球经济大萧条,全国失业问题严重,本身学业不算突出的她也就更难找到工作。[4]最初,她打算当记者,并获当地一家报馆录用,但未及正式上班,报馆却已先行倒闭。[3]面对失业,她只好投身政治,暂时加入海德的工党分部担任宣传秘书,负责每逢周未到镇内街头站台演说和作街头宣传。[3]对当时的大众而言,由妇女担当这类政治宣传工作仍然是相对崭新,她也由此练就得公开演说和接触群众的技巧。[3]未几,她还凭借工党的关系找到一份正职,在曼彻斯特一家百货公司任职流动糖果柜位推销员。[6][4]
尽管百货公司糖果柜位推销员是一份正职,但对贝茨而言,她的前路依旧迷茫。[6]一直到她认识威廉·梅勒(William Mellor,1888年-1942年)以后,她才找到新的路向。[3]梅勒是伦敦左翼报章《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前任编辑,也是社会主义联盟的领袖人物之一。[3]梅勒有次到海德出席地区政治活动的时候认识了贝茨,虽然比贝茨年长24岁,已且是有妇之夫和育有一名儿子,但梅勒很快就与她发展出婚外情。[4]
1936年,梅勒招揽贝茨到伦敦,在他任职编辑的《乡镇与郡议员杂志》(Town and County Councillor)担任记者;[1]翌年,梅勒获全新的左翼刊物《论坛杂志》(Tribune)邀请兼任创刊编辑一职后,贝茨也协助执笔撰写关于工会事务的栏位,又曾远赴苏联莫斯科采访,[4][3]与她一同共事的,还有在日后当上工党党魁的迈克尔·富特。[3]
《论坛杂志》由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创办,立场支持当时兴起的团结运动,并主张工党与其他左翼政党组成具反法西斯性质的统一阵线。[3]这个阵线的成员最初包括独立工党、大不列颠共产党和附属于工党的社会主义联盟。[3]可是到1938年,共产党有意把阵线扩大成人民阵线,让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加入反法西斯和反绥靖政策的行列,结果引起梅勒的反对,贝茨与富特也就跟随梅勒辞去《论坛杂志》的职务,贝茨此后继续从事在《乡镇与郡议员杂志》的编辑工作到1940年为止。[3]
在伦敦生活期间,贝茨寓居圣潘克拉斯,邻近左翼学者聚集的布卢姆茨伯里,得以接近左翼学者的圈子,并很快得到接纳。[6]1937年,她当选圣潘克拉斯自治镇议会议员,成为议会内最年轻的议员,不久以后更在议会内身兼工党党团副领袖。[1][6]这时的贝茨开始崭露头角,逐渐获得工党高层的注意。[3]1940年,她进一步获伦敦郡议会的工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提名,出任大都会水务委员会的伦敦郡议会代表。[1]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芭芭拉·贝茨在1941年加入公务员行列,获英政府食物部录用为政务主任,从而避免应募加入女子军事服务团队。[1][6]在任期间,她协助制定腌鱼和鱼饼一类的食物配给方案,空闲的时候还会私下研究战后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政府的工作也让她累积官僚架构方面的行政经验。[6]1942年6月,威廉·梅勒突然去世,标志着两人的关系告一段落,但贝茨的政治生涯未有受到影响。[3]相反,身为公务员的她在工余时候依旧活跃于工党事务;[4]1943年,她获邀在工党党大会发表演说,席间她质疑和批评英政府在《贝弗里奇报告书》提出对社会福利改革的观点和建议,并批评报告书的理想只会是“昨天有果酱、明天有果酱,但今天从都没有果酱”("jam yesterday, jam tomorrow but never jam today")一样可望而不可即,有关言论赢得工会方面的不少支持。[4]
梅勒去世后一年,贝茨结识了泰德·卡斯尔(Ted Castle,1907年-1979年),两人更迅速地发展成为情侣。[3]卡斯尔是伦敦《每日镜报》助理编辑,他在编辑报纸的时候留意到贝茨的演说内容,对她留下深刻印象,并决定把她的演说内容作为翌日的头条刊登。[3]报章刊出当天,卡斯尔还邀约对方会面,是为两人初次邂逅。[3]卡斯尔结识贝茨后不久,便与他的发妻离婚,两人相识一年后,即于1944年闪电结婚,贝茨从此随夫姓改名为芭芭拉·卡斯尔(Barbara Castle)。[3]两人完婚后举行的午餐会,还邀得工党下议院议员安奈林·贝文夫妇等人出席到贺。[3]
在丈夫安排下,芭芭拉·卡斯尔在1944年离开政府,加入《每日镜报》任职住房版记者。[1]同时间,随着二战在1945年结束,她还在丈夫的帮助下部署参加国会大选,并获兰开郡布莱克本的工党地方分会妇女部提名为该选区的下届工党人选,随后她在初选中胜出,正式成为工党候选人。[6]1945年7月5日,英国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显示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大获全胜,重挫保守党及寻求连任首相的党魁丘吉尔。[3]工党在下议院640席中赢得393席,而芭芭拉·卡斯尔也在选举中顺利当选国会议员,未满35岁的她更成为国会内最年轻的女议员。[1][7]
1950年,布莱克本选区被分拆为布莱克本东和布莱克本西两个选区,她结果顺利转到布莱克本东选区续任国会议员;[1]到1955年,两个选区又再一次合并成为单一的布莱克本选区,并由她继续代表该选区到1979年为止。[1]由1945年当选到1979年退出下议院,她前后担任国会议员达34年之久,期间一共经历过10场大选。[3]
艾德礼带领工党上台筹组政府后,芭芭拉·卡斯尔由1945年起为贸易委员会主席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担任议会私人秘书。[6]卡斯尔曾在克里普斯创办的《论坛杂志》工作,因此两人早已认识。[6]克里普斯在1947年10月改任财政大臣后,卡斯尔留下来为接任贸易委员会主席的年轻新晋阁员哈罗德·威尔逊担任议会私人秘书,由此展开两人长期的政治连系。[6]与此同时,她在议会内选择继续走左翼路线,除了在下议院投票倒戈反对工党政府由1945年12月起接受美国提供的美英贷款以外,又加入由迈克尔·富特等人发起的“靠左团”(Keep Left Group),主张英国在外交政策上应该走既不靠美国、也不靠苏联的“第三路线”。[3]
1950年2月,工党虽然在大选中险胜,但内阁却就英国响应美国号召参与朝鲜战争陷入分歧。[6]1951年4月,威尔逊跟随党内左翼领袖、时任卫生大臣安奈林·贝文从内阁辞职,抗议内阁决定对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开出的药物实施收费,以填补朝鲜战争的军费。[6]卡斯尔在事件中也辞去议会私人秘书一职,以示与两人站在同一阵线,数月以后,工党政府也因为在同年10月的大选中失利而垮台。[6]退出政府后,卡斯尔成为了贝文派(Bevanite)的其中一名要员,并加入《论坛杂志》智囊团,与其他贝文派成员每逢周五晚走访各个选区,举办公开讲话,宣扬工党党内左翼派系的理念。[6][3]1955年,她又获《每日镜报》旗下的《星期日画报》邀请担任其中一名专栏作家,发表政论。[3]
在工党党内逐渐建立起知名度的卡斯尔,还在1950年循妇女界别当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3]可是,她不甘于妇女界别是为了确保有妇女加入委员会而特设,于是她在翌年放弃原有席位,改循寻常途径竞逐数目只有七个的地区界别席位。[3]出乎意料地,她在竞选中不单当选,成为首位循地区界别当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女性,而且票数更是高踞第二,紧随票数排名第一的贝文。[6]以后历年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卡斯尔都是以高票当选,直到在1979年退出委员会为止。[6]1957年至1958年,她进一步出任全国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其后更于1958年至1959年出任主席一职。[1]
不过,工党左翼在五十年代始终处于下锋,尤其是工党在1955年大选再一次败给执政保守党后,卡斯尔所属的贝文派不得不表态支持党魁艾德礼,以免党内陷入更严重的分裂。[3]同年12月,艾德礼退任党魁,结果代表党内右翼的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在党魁选举中击败贝文等人继任党魁,显示工党仍然由右翼掌控。[3]1960年,年仅63岁的贝文因病逝世,更标志着贝文派的衰败。[3]
有别于其他工党左翼成员,这时期的卡斯尔并不特别关注当时兴起的核裁军运动;相反,她把时间投放到推动非殖民地化和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等议题。[6]其中,她十分关切塞浦路斯希腊人在英国殖民管治下提出的前途问题,她除了批评英军镇压当地的反殖武装力量,又对当地反殖武装组织EOKA要求塞浦路斯从英国独立的立场予以公开支持。[6]种种言论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和执政保守党纷纷责难她出卖负责维持当地局势的英军,身为工党党魁的盖茨克也不得不划清界线,指她的言论不代表工党立场。[6]
1959年大选期间,她更与保守党籍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夫·查塔威(Christopher Chataway)陷入一场持久的诽谤诉讼。[3]事件缘于查塔威在大选举行前走到卡斯尔的选区,向选民声称她曾经质疑英军“拷问嫌犯”。[3]虽然卡斯尔多次强调她从没有作出有关质疑,并指控查塔威诽谤,但法庭最终在1961年判定诽谤指控不成立,更颁令卡斯尔要缴付双方的律师讼费。[3]卡斯尔一度面临要变卖自己与丈夫的乡郊别墅来抵偿讼费,最后由工党出面筹措讼费,才避过变卖别墅的下场。[3]
卡斯尔在议会内外引起的风波,使她被舆论戏称为“保守党人乐于痛恨的女人”("the woman Conservatives love to hate"),不少政治漫画家和讽刺作家也时常把她当作讽刺对象加以渲染。[6]这种负面形象使她在舆论面前常常处于下风,例如在1959年,当她谴责英军涉嫌在肯尼亚奥拉某拘留营滥杀茅茅起义参与者的时候,却被指言论过于煽情,反被亲保守党舆论伺机批评。[6]虽然如此,她对外交事务方面的关注也不是毫无成就,透过向塞浦路斯希腊人领袖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施加游说,她间接使各方重返谈判桌,促成塞浦路斯在1960年从英国独立。[6]
1959年11月,卡斯尔一度获工党党魁盖茨克起用,加入下院前座担任影子工务部长。[3]可是,贝文在1960年逝世后,工党内部对立加剧,同年11月,威尔逊更表态挑战盖茨克的党魁地位,结果被视为威尔逊盟友的卡斯尔不得不从影子内阁辞职。[3]威尔逊竞逐党魁失败后,她也未有获邀重返影子内阁。[3]翌年,卡斯尔试图从党内另一右翼人物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手上抢夺副党魁席位,但布朗在选举中以169票击败得票只有56票的卡斯尔,成功保住副党魁席位。[3]此后,卡斯尔陷入其政治生涯的一个低潮,争取为公营女厕废除入闸机,成为了她在下院最关注的议题之一。[3]无独有偶,早年她也曾经成功争取在下院议事厅旁边加设女厕。[6]
1963年1月,休·盖茨克病逝,由哈罗德·威尔逊接任党魁,一时间为卡斯尔的政途带来转机。[3]威尔逊接任党魁后,于1964年年中非正式地安排卡斯尔监察外交部海外援助科辖下技术合作部的工作。[3]同年10月,威尔逊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成为英国13年来首位工党籍首相,卡斯尔随即获招揽首度加入内阁,出任新设的海外发展部长一职,并获授予枢密院顾问官衔,是为历来第四位加入内阁的女性。[8][9]
源于对外交事务的兴趣,海外发展部是应卡斯尔要求从外交部独立出来,以及由她担任首任部长的。[4]尽管她没有担任内阁职务的经验,但凭借她早年在政府食物部工作的经验,她懂得如何与官僚体系内的公务员处事,也就很快安顿下来。[4]此外,她指派自己的幕僚和助手到费边社搜集她早年发表有关于国际发展的文章,并要求部门上下的官员熟读。[4]不出一年,她为部门制订了基本的政策框架,还取得足够经费,为部门的早年发展奠下基础。[4]
卡斯尔在任海外发展部长仅一年多,便在1965年12月改任交通部长,[6]虽然她被指不懂驾驶和没有驾驶执照,而且又面对来自汽车生产商、驾驶协会、以至是酒商的钜大阻力,但她在任内仍成功推出不少大刀阔斧的改革。[2][6]当中较重要的政策包括在1967年9月落实公路时速定于70英里的上限,以减低公路发生交通意外的风险;[5][10]以及在同年10月引入酒精呼气测试,加强打击醉酒驾驶的问题。[2]1968年,她还进一步立法规定所有在1965年以后制造的汽车,都必须安装安全带,保障驾驶者和乘客的安全。[5]
在交通部长任内,卡斯尔引起最大的争议,要算她根据由前保守党政府委托英国铁路委员会制订的两份《毕齐报告书》(The Beeching Reports),继续裁减全国大约2,050英里的铁路服务,结果被舆论批评违背工党当初不会裁减铁路服务的竞选承诺。[3]事实上,她没有完全按照报告书的建议,全数落实被外界形容为“毕齐大斧”(Beeching Axe)的铁路裁撤计划;[3]相反,她决定保留一些报告书建议撤减,但她认为有服务需要的铁路干线,避免进一步缩减个别地区的交通服务。[3]此外,她又制订了《1968年运输法令》,首度落实由政府补贴一些持续录得亏损,但又有服务需要的铁路路线。[3]卡斯尔处事明快的作风,使她被形容为白厅内最果决的官员之一;[3]威尔逊甚至曾形容她是“我的内阁中最能干的家伙”("the best man in my Cabinet"),暗示她比不少男性阁僚还要称职。[3]
1968年4月,哈罗德·威尔逊改组内阁,并擢升芭芭拉·卡斯尔为就业及生产力大臣兼第一国务大臣。[3]虽然卡斯尔心目中希望出任外交大臣,但她仍旧接受了任命。[3]起初,她把注意力投放到物价问题和入息控制方面的政策,但很快她就把注意力转投到工会改革上。[3]这是因为工党政府自1964年上台执政以来,持续受到工会发动的非官方罢工困扰,所以改革工会制度成为她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3]正好在1968年6月,一个由上议院法官唐诺文勋爵(Lord Donovan)主持的皇家委员会发表一份以研究工会改革和改善劳资关系为主题的《唐诺文报告书》(Donovan Report),卡斯尔遂开始着手制订一份改革工会的方案。[11]
卡斯尔工会改革方案的草拟过程显得十分神秘,也没有向外公开,但就得到威尔逊的背后支持。[3]及至1969年1月,她终于向外发表名为《免于冲突》(In Place of Strife)的白皮书,罗列出改革工会的新政策。[11]白皮书的名称《免于冲突》由芭芭拉·卡斯尔的丈夫泰德·卡斯尔命名,灵感来自安奈林·贝文在1952年编著另一本关于医疗政策的政论著作《免于恐惧》(In Place of Fear)。[3]这份白皮书虽然提出一些强化工会权力的建议,但也有不少建议旨在进一步规管工会,[4]例如规定工会日后举行罢工前,必先举行投票取得授权、在罢工举行前先设下28日“冷静期”、以及设立一个工业委员会,监督劳资双方落实工业纠纷后达成的调解方案。[4][11]
然而,白皮书发表后,迅即引起工会方面群起反抗,工党左翼阵营也对卡斯尔的建议大失所望,认为建议只为资方着想,而且不切实际。[5]党内国会议员的立场更因为白皮书分裂,内阁以内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为首的工会派系成员也相继内哄,公开批评和反对白皮书的建议,使卡斯尔和威尔逊的形势更形孤立。[11]卡斯尔与威尔逊曾多次与工会斡旋,但始终未能令工会妥协,踏入1969年6月5日,工会大会在克罗伊登召开非正式大会,会上各工会成员代表以7,908,000票对846,000票大比数否决《免于冲突》的建议,显示工会方面对白皮书的坚决反对。[11]
面对各方压力,加上与工会陷入胶着状态,处于弱势的卡斯尔和威尔逊了解到白皮书将无法获得下议院支持,为免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他们惟有作出退让。[11]期间,卡斯尔一度考虑引咎辞职,但被威尔逊拒绝。[3]6月18日,工会大会代表获邀到唐宁街首相府与卡斯尔等展开谈判,工会大会一方在会面中提出撤去白皮书绝大部分的建议,并由他们自行监管罢工和劳工纠纷。[11]卡斯尔等迅即与工会一方达成被双方形容为“庄严且有约束力”("solemn and binding")的协议,并于翌日根据工会建议发表新的方案,从而化解危机,但也正式标志着《免于冲突》白皮书胎死腹中。[11][4]
整个由《免于冲突》白皮书衍生的政治危机事后被外界形容为“唐宁街战役”("The Battle of Downing Street"),尽管卡斯尔和威尔逊尝试令外界信服他们成功令工会妥协,但现实是他们两人在事件中显得对工会束手无策,卡斯尔更因为开罪工会而政途止步。[7][11]这次事件也使卡斯尔与威尔逊的关系蒙上阴影,与卡拉汉的关系更是正式决裂,卡斯尔甚至在日记中比喻卡拉汉为草丛里的毒蛇,也是“政府中最不忠诚和最具破坏性的一员”。[6][3]
虽然如此,卡斯尔在就业及生产力大臣任内也非毫无成就。1968年6月,英国福特旗下负责生产汽车座椅织料的女纺织技工罢工,抗议她们的薪酬比负责同类工种的男员工要低15%,并争取与男员工享有同等待遇。[12]卡斯尔在事件中从中斡旋,促使资方把男女员工的薪酬差距缩减到只有8%,到翌年更进一步达致男女同工同酬。[12][13]这次事件启发她在任内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终促成《1970年同酬法令》的制订。[12]该法令自1975年起生效后,规定男女雇员在薪酬和福利等各方面,都必须享有同等待遇,从而改善妇女在职场中所遇到的不公平待遇。[12]这起罢工事件后来更于2010年拍成电影《铁娘IN工厂》(Made in Dagenham)。[12]
1970年6月,英国举行大选,执政工党败于由爱德华·希思领导的保守党。有评论指出,由于不少工党支持者感觉被卡斯尔的《免于冲突》白皮书出卖,因此拒绝参与投票,成为工党在大选中落败的原因之一。[3]翌年,保守党政府通过《1971年工业关系法令》,试图削夺工会权力,但同样引来工会方面的猛烈批评和抵制,法令最终在1974年工党政府再一次上台后被废除。[3]另一方面,工党回复在野党身份后,卡斯尔在威尔逊的安排下成为影子就业大臣,当保守党政府制订《工业关系法令》的时候,她曾经加以批评,但每次都被保守党讥讽为《免于冲突》白皮书的始作俑者,使到工党处境尴尬。[3]未几,她在1971年被改调任影子卫生及社会保障大臣,复于1972年离开影子内阁。[4]
1974年3月,工党在威尔逊带领下胜出大选,第二度筹组内阁,与威尔逊交情不浅的卡斯尔遂获邀出任社会服务大臣。[3]她在任内推出不少社会福利改革,较重要的包括规定各类退休金须与平均收入挂钩;[5]另外又引入照料残疾人士津贴(Invalid Care Allowance),向部分为了长期照顾残疾亲属而必须放弃全职工作的人士发放津贴,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需。[3]她任内还计划废除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辖下公立医院的收费病床,但不成功。[4]
然而,到了1976年4月,威尔逊辞任首相,并由代表工会、而且曾经与卡斯尔闹不和的詹姆斯·卡拉汉接任,形势随即出现变化。[3]卡拉汉接任首相后,以希望内阁有一些“新血”为理由,把卡斯尔逐出内阁,撤去社会服务大臣的职务。[2]卡拉汉当时还要求她自行写辞职信以减轻对政府的冲击,但结果是卡斯尔感到相当愤怒,断然拒绝。[6]当她辞职走出唐宁街首相府的时候更当众落泪,引起党内外舆论热议。[6]
值得留意的是,卡拉汉曾经公开批评《免于冲突》白皮书的建议,但他自己最终却于1978年底至1979年初的不满的冬天期间,被变得好勇斗狠的工会声讨,结果被下议院投票通过不信任动议,继而在同年的大选中败于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3]如果当初《免于冲突》白皮书的建议得到落实,工会在不满的冬天期间所发动的不少工业行动将被视为非法。[3]而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中期,英国的工会势力才被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强硬手段削弱。[3]
1979年,卡斯尔不再寻求于大选中连任,决定离开服务前后满34年的下议院。[6]本身属于疑欧派的她,更出乎意料地于同一年竞逐首度以直选产生的欧洲议会选举,她后来解释自己参与欧洲议会选举,是为了用尽每一平台和机会争取自己代表的政治立场。[14]在该次选举中,她代表工党出选大曼彻斯特北选区,并顺利当选,一直到1984年,她再改为代表大曼彻斯特西选区,到1989年从欧洲议会退出为止。[2]作为当时唯一一位曾在内阁供职的英国欧洲议会议员,她曾于1979年至1985年在欧洲议会兼任英国工党党团领袖,以及在1979年至1986年兼任社会主义集团副主席等职,往返于英国和法国斯特拉斯堡、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卢森堡,成为了她的主要政治工作。[2]为了表彰她对欧洲民主的贡献,她在1990年获西德联邦政府颁授功绩十字勋章。[1]
1990年7月16日,卡斯尔接受英廷册封为终身贵族,是为白金汉郡伊布斯通的布莱克本卡斯尔女男爵(Baroness Castle of Blackburn, of Ibstone in the County of Buckinghamshire),因此得以在上议院议政。[15][1]晚年的她被视为相对于“新工党”上一代的“旧工党”元老级人物,她还继续活跃政坛,除了不时在上议院内参与有关退休人士福利政策的辩论,又参与电视节目和接受访问。[16][17]
1999年,卡斯尔更于伯恩茅斯举行的工党党大会上,高调批评时任工党政府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决定把退休金增长幅度由原来与平均收入挂钩,改为与通涨挂钩,[17]她指出换算后“退休金只增加72便士,仅足够买一包花生”。[17]相反,她在2000年公开称赞保守党党魁威廉·黑格提出的退休金政策,[18]该政策建议政府停止向退休人士发放冬天燃料津贴和重新征收电视牌照费,改为把退休人士的基本公立退休金每周增加5.50英镑。[18]她称赞该政策“绝对能够赢得选票”。[18]
卡斯尔在2002年5月3日因肺炎和急性肺病、在睡梦中卒于白金汉郡伊布斯通家中,终年91岁,死时家属均陪伴在侧。[3][19][17]到临终以前,她依然活跃于政坛和工党事务。[17]她生前的主要著作,包括两部日记和在1993年出版的自传《一路作战》(Fighting All the Way)。[5] [1] 2002年7月,伦敦威斯敏斯特城的卫理公会中央礼堂举行了卡斯尔的追思会,四位在世工党现任和前任党魁之中,迈克尔·富特、尼尔·基诺克和托尼·布莱尔三人均有出席,但曾与卡斯尔闹不和的詹姆斯·卡拉汉却因故缺席。[20]
为肯定她在政治上的表现,卡斯尔多年来曾获英国多家高等学府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当中包括由剑桥大学于1998年颁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此外,她的母校牛津大学圣休学院也在1966年向她授予荣誉院士衔。[1]2004年,南非政府还向卡斯尔追赠O·R·坦博同袍勋章,以表扬她在推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上提供的支持。[21]2008年,皇家邮政推出一套六款题为“杰出女性”("Women of Distinction")的邮票,介绍英国历史上在争取妇女权益方面具重要影响的妇女,其中卡斯尔出现在面值81便士的一款,也是六款中面值最高的一款。[22]
芭芭拉·卡斯尔在1944年7月28日与相识一年的泰德·卡斯尔(1907年-1979年)在伦敦婚姻注册处结婚,并于摄政街皇家咖啡厅举行午餐会庆贺。[3]卡斯尔是苗圃工人腓特烈·理查德·卡斯尔(Frederick Richard Castle)之子,[3]曾任职《每日镜报》助理编辑和《画报》编辑等职,后来于1964年至1970年担任大伦敦议会参事,以及于1975年至1979年任欧洲议会议员。[23]
芭芭拉与丈夫虽然感情要好,但两人未能成功生儿育女,以及芭芭拉全身投入政坛,均成为两人婚姻的瑕疵。[3]再加上芭芭拉的政途远较丈夫成功,也使她的丈夫曾感到挫败和气馁,甚至一度酗酒。[3][6]1974年,与芭芭拉关系友好的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辞任首相时,决定向英廷推荐册封卡斯尔为终身贵族,是为卡斯尔男爵。[24][3]尽管芭芭拉也因此获得卡斯尔勋爵夫人(Lady Castle)的头衔,但走左翼路线的她从未使用该头衔,即使到后来自己也获封终身贵族,她仍坚持称呼自己作“卡斯尔夫人”(Mrs Castle)而非“卡斯尔女男爵”(Baroness Castle)。[2]卡斯尔在1979年离世,对芭芭拉构成很大的打击。[2]
由于无儿无女,加上除了偶尔作诗、散步和打理家中园艺以外,也没有特别嗜好,所以芭芭拉·卡斯尔在政坛以外的私人生活过得颇为空虚。[3][1]有空的时候,她把不少时间花到胞姊玛乔丽·麦金托什和她的家人身上,并与她们一家建立起亲密的关系。[3]当玛乔丽在1964年突然过身后,芭芭拉更视玛乔丽的两名女儿和一名儿子为自己的子女看待。[3]她的外甥和外甥女长大成人和拥有自己的家庭后,芭芭拉还与他们的子女建立起犹如外祖母和外孙儿女的关系。[3]
芭芭拉·卡斯尔是20世纪五、六及七十年代英国作风最敢言和高调的工党女性政治家之一,长期被视为党内左翼,连同她的一头红色长发,都予人一种形象鲜明的印象,使她有“工党红色女王”("Labour's Red Queen")的绰号。[4][7][6]前工党党魁迈克尔·富特甚至曾称赞她是“我们拥有过最好的社会主义官员”。[4]卡斯尔也是当时英国最为人熟悉的少数女性政治家之一,[2]早年她在下议院敢于大力抨击殖民主义和南非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加入内阁后,她又不顾多方压力,引入酒精呼气测试以打击醉酒驾驶,以及推动《同酬法令》立法等多项改革,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2]1964年,她获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起用为就业及生产力大臣兼首任第一国务大臣,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顶峰。[3]其中,第一国务大臣一职虽无实权,却名义上是一众国务大臣之首,因此当时外界盛传威尔逊着手培植卡斯尔当他的接班人,日后更有可能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2]
可是,卡斯尔处于政治生涯顶峰的时间并不长久,也未能够更上层楼。[3]她很快就因为在1969年发表《免于冲突》白皮书而遭到工会和不少工党支持者的批评和离弃,她更因此与党内代表工会派系的另一阁员詹姆斯·卡拉汉公开决裂。[2]她其后与工会妥协和撤回白皮书的行动,被视为她政治生涯上的一大挫败。[3][2]
不过,后来也有评论指出,卡斯尔在白皮书中提出限制工会权力的建议,启发了后来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强硬手段削夺工会权力。[3]所以白皮书的立场其实是颇有远见的,而制约工会权力也只是迟早的问题。[3]1979年离开下议院后,卡斯尔先后投身欧洲议会和上议院,浮沉政坛,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她支持的工党和社会主义,一直到临终前也活跃于工党政坛,更成为了工党老一辈的元老人物之一。[2][16]
此外,卡斯尔与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来自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样都是英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有名气的女性政治家之一,两人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她们都有很重的女权主义观念和很注重自己的衣着和打扮。[6][2]在政治场合上,两人也懂得运用女性的身份,例如卡斯尔曾经在公开场合落泪和发脾气以宣泄不满,这对一众士绅而言是几乎不可能的。[6][2]
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够当上女首相,而卡斯尔却无缘出任首相,但有评论认为,若非卡斯尔等早一辈的女性政治家把握机会加入政坛,靠自己的努力拾级而上,争取与男性政治家平起平坐,最终得以担任女性过往未曾担任过的政治要职,为后进开辟晋升蹊径,恐怕英国不能在1979年选出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位女首相。[4][6]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成就,卡斯尔也曾赞扬“她明显是其团队中最能干的家伙”("So clearly she is the best man among them")。[6]
卡斯尔逝世后,不少工党领导人物均对她给予高度评价。[19]时任首相兼工党党魁托尼·布莱尔赞扬她是英国政坛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勇敢、坚毅、孜孜不倦和富有原则,从不怯于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申明自己的信念”,是一位“思想激进和独立的灵魂人物”和“政坛女性之中一位别具一格的先驱”,是英国“工党运动过去50年其中一位领导人物”;[19][16][17]即使是她的政敌卡拉汉,也对“她的坚强和十足的努力”致以敬意,并形容“她从来都是战士,而且还战斗到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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