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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团练，台湾清领时期台湾地区的团练部队（民兵组织），因清代在台湾驻军、兵防不足，凡遭遇乱事，常召集乡勇助阵，协助弭平动乱；由于清廷屡在台湾民间征召民勇参与作战，遂借镜当地村庄之间存有的保甲制度、联庄制度，拟定起符合台湾民情的团练制度。台湾团练制度推行于道光20年（1840年），随光绪21年（1895年）清廷因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群岛割让予日本帝国而废止。[1][2]
清领时期，清政府因台湾孤悬海外，深恐在台湾派驻太多士兵，容易导致地方官拥兵自重、据地作乱，是故台湾长期以来，即便人口增长，调派台湾士兵的员额并未随人口比例增长[3]:96-103；譬如康熙23年（1684年），清廷纳台湾为版图，全台汉人人口数不足八万[4]，台湾、澎湖驻兵员额为10,083名[5]:10，而1750年代（乾隆朝）人口大量增长，全台湾西部人口约为200万人[5]，但在乾隆53年（1788年）左右的兵制增调，也不过将总员额提升至13,392名[5]:18-19。
台湾由于官府控制力不彰，盗匪、械斗等动荡不断，委办各地地方官推行“保甲制度”，让民间以户口为单位，自行维系治安、互相督察，根据康熙47年（1708年）颁布的〈保甲条例〉，规定：“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保甲户长需协助编造清册、门牌、稽查庄内出入，甚至需协助官兵围捕盗匪，施行状况因地制宜、酌情办理，台湾虽已于康熙年间实施“保甲制度”，但实施状况文献记载零碎，成效难以得知。[6][1]:233-237
清廷初置“保甲制度”，意在防范盗贼、联庄自保，达到寓兵于农的目的[1]:237，但地方官又须时时编造清册门牌，无异增加业务，多沦于消极应付；原因在于保甲制度是以“十户”、“十牌”、“十甲”等十进制为单位，此僵硬的固定编制对于单一村庄（如自然村庄）要进行合作、防御，动员效益不佳。单以防御盗贼、维持治安而论，单一村庄本身即为最好的动员单位，单一村庄与周遭的单一村庄携手联合，或签订共同防卫公约，在现实运作上，比户口编制僵硬保甲制度来得具有可行性，于是便发展出各个村庄之间“联庄（联庄）”或“联甲”的合作模式；但联庄由于是民间自发性、相对松散的合作组织，其编制或合作方式因地而异，并无统一的规范准绳，尽管如此，清廷推行团练制度，仍借镜不少“联庄制度”做动员基础。[7][1]:252-258
康熙61年（1721年），清廷平定台湾朱一贵事件之后，随官军镇压叛乱的蓝鼎元来到台湾进行善后，首度在台湾开办团练，将每县分为数乡，每乡设一乡长，由乡长约束乡兵，平时协助防范盗贼，有动乱时可供军队差遣，乡长上另设大乡总，而乡长与大乡总的任命皆由乡内百姓推举，但推行未久，清廷唯恐台湾团练不好管理，雍正初年即被朝廷裁撤。[1]:244[8]:70-72
同一时期，朱一贵攻下台湾府城之后，因军团内部闽、粤省籍不和，爆发内斗（即福建省漳州籍朱一贵与广东省潮州籍杜君英之争），广东省的客家集团为抵御朱一贵军队，便自组“六堆”的护庄组织，也是台湾早期形成的民兵组织；不过“六堆”是由民间自组，与官方主导的团练民兵略有差异。[9][10]
清廷长期对台湾保甲管理消极，驻军数量亦不调升，对民间控制力始终低落，清代中叶之后，西方诸国挟船坚炮利而来，外侮渐多，台湾沿海动乱频仍（如嘉庆朝的蔡牵之乱[11]），清廷也不由不启用民兵参战，便结合上述保甲以及联庄组织，动员民众以团练的方式参与军事训练，确立台湾团练制度开始运作，大抵是在道光年间。[1]:241-245[8]:70-72
道光20年（1840年），英国与清廷的鸦片战争爆发，朝野上下紧张，台湾兵备道道尹姚莹传达台湾各县“清庄团练章程”，首度实施“联庄团练”，虽然英国最后未出兵台湾，台湾各地的总理、董事也没有奉行配合，但台湾官员对于能驱策民兵动员、为朝廷所用兴致高昂，所以对鼓励各地兴办团练，态度十分积极。[1]:244-245[8]:70-72
台湾史学者温振华、戴宝村将“团练”视为有别于“联庄组织”的另外一种组织，主要差别在自然村庄“联庄组织”是守护村庄，长时间固定存在，而因“团练制度”集结而成的“团练”兵勇，皆因外侮战事有需要才需要动员，执行形式为“遇乱则兴，乱平则散”，并非持续性组织。台湾自道光20年（1840年）至割让予日本帝国（光绪21年，1895年[2]）之前，清廷兴办团练的纪录以光绪11年（1895年）清法战争在台湾地区发生战事[12]，动员团练规模遍及全台，范围最大。[8]: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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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团练编制根据光绪10年（1884年），清廷因清法战争战事起，制定“全台团练章程”内文略述：其一，全台“府、县、城”内均设一团练总局，城外各乡，约以方圆三、四十里各设一（团练）分局。其二，广东籍准允另设“粤团”、福建省闽籍大族，可另设“族团”。其三，但凡团练操练、口粮、军装、军械、津贴等一切杂支费用，悉由民间捐纳，火炮弹药则由官方供给。上述团练制度，光绪13年（1887年）做过一次调整，但在光绪17年（1891年），初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卸任后，台政紧缩，台湾团练制度无以为继，仅能在冬季略办民防之务。[1]:248-250
| 名称 | 资格 | 军种 | 人数 | 操练时程 | ||
|---|---|---|---|---|---|---|
| 团总 | 官选殷户、具人望者 | 大局 | 不得超过5名 | 驻局办公。 | ||
| 团佐 | 民选、具才干者 | 中局 | 不得超过3名 | |||
| 小局 | ||||||
| 团勇 | 团勇 | 16岁以上、40岁以下壮丁， 除书生、老弱孤寡外，皆得强制参与。 |
后备军 | 不限 | 按月（每卅日），赴局操练。 | |
| 练勇 | 由团勇挑选而出 | 预备军 | 按旬（每十日），赴局操练。 | |||
| 义勇 | 由练勇挑选而出 | 常备军 | 大局 | 不得超过30名 | 长驻团练总局，逐日操练。 | |
| 中局 | 不得超过20名 | |||||
| 小局 | 不得超过10名 | |||||
| 捐勇 | 捐钱、口粮者，金额按“家资”捐款，而非“家户”。（财源由民间供应）
| |||||
为和清朝正规的绿营军区隔，民间招募的民兵卒伍称做“勇”，而不能称为“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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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数 | 时间 | 事由 | 主事人物 | 办局地点 | 练勇数量 | 备注 |
|---|---|---|---|---|---|---|
| 第一次 | 道光20年（1840年） | 鸦片战争 | 姚莹 | 全台湾 | 47,100多名 | 时任台湾道员姚莹下令操办团练，但全台总理并未积极奉行。 |
| 第二次 | 咸丰七年（1857年） | 淡水厅 | ||||
| 第三次 | 同治元年（1862年） | 戴潮春事件 | 林占梅 | 竹堑城 | 台湾绿营军队无法镇压盘据中台湾的戴潮春事件， 竹堑乡绅林占梅便出面组织乡勇，参与平叛。 时任福建巡抚徐宗干奏请林占梅为“全台团练大臣”， 不过林占梅驻扎地点设在大甲街，无法实质号令全台湾团练动员。[10] | |
| 第四次 | 同治四年（1865年） | 防守港口 | 郭朝熙 郭朝勋 黄学周[14] |
澎湖厅 | 452名 | 时任台湾道员丁曰健檄澎湖厅操办团练，设“保定局”。 |
| 第五次 | 同治13年（1874年） | 牡丹社事件 | 沈葆桢 | 台湾府 | 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府开办“全台团练总局”，统率各地分局， 总局在牡丹社事件结束之后并未裁撤，团练总局也成为之后全台湾团练的专责单位。 光绪七年（1881年），刘璈将“团练总局”易名为“培元总局”，经费由官方出资维持。[10] | |
| 第六次 | 光绪10年（1884年） | 清法战争 | 林维源 | 全台湾 | “培元总局”再度改名回“团练总局”，台湾道员刘璈奏请林维源为“全台团练大臣”。 | |
| 第七次 | 光绪21年（1895年） | 乙未战争 | 丘逢甲 | 全台湾 | 任命丘逢甲为“团练使”。 |
团练来自民间，可调动前往前线对外作战，对内又可监视乡里、维持地方治安，清廷官方对兴办团练多持鼓励的态度，但对台湾民间而言，团练的操办费用大半由民间负担，被征召接受军事训练等同于服劳役，配合、参训意愿始终低迷，连带影响团练的作战成果，战力往往不如预期。[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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