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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和儒学中,臣民是完全不同的存在。“臣”是指侍奉朝廷的士大夫,即政府高级官员,“民”是指受朝廷统治的民众,皇帝在臣的辅弼下统治百姓。因此,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伦理,臣民之间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例如,国家灭亡时,百姓成为新国家的百姓是很平常的事情,但臣子这样做,却作为“二臣”(侍奉二君,表里不一的大臣)受到严厉批评。
在欧洲历史上,臣民的称呼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绝对王政的过程,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1]封建主义时代的欧洲在身份制下,祭司、工匠、商人、农民等依其身份各自享有不同的特权,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存在各种不平等现象;但在绝对王政时期,随着国王主张君主权力的绝对性、无制约性(国家主权),各身份的特权逐渐被剥夺。因此,除君主以外,其他所有人作为隶属于君主的臣民逐渐平等化,身份制被打破,走向民族国家的道路被打开,即臣民是绝对王政平均化的产物,也是公民形成的第一阶段。
日本属于东亚文化圈,臣与民长期被理解为不同的存在,随着文明开化,作为西欧的“服从国王大权的所有者”,在引入Subject-Untertan的概念时,产生了“臣民”一词。[2][3]明治宪法第18条规定“日本臣民的要件,依照法律的规定”,被用作指代天皇和皇族以外的人民的词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使用“臣民”这个名称作为隶属于天皇的人。[4]在皇族中,作为军人的人也被称为“臣民”,时任海军军官的高松宫宣仁亲王在皇纪2600年仪式上曾被称为“臣·宣仁”。到了战后,在日本国宪法的人民主权的建立前,可以避免使用这一表述;而在私人场合中,使用这种的情况极少,吉田茂对昭和天皇称自己为“臣·茂”。
在英国,“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至今仍是官方指代人民的词语。英国人民依然活在“国王的臣民=国王的守护和臣民的忠诚”的概念下。根据阿尔蒙德(Almond G.A)和维尔巴(Verba S)的著作《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The Civic Culture)》(1963年),相对于公民的主体与能动性,臣民是客体、被动性的代表,臣民要素越强,政治越趋于稳定,因此只有参与型政治文化和臣民型政治文化混合的社会才能实现最稳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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