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牌

腰牌为东亚古代官吏系在腰间证明身份的牌子，其上刻以姓名职务，常被用作出入宫禁或军营时以备查验的通行证或信物凭证^[1]，亦可作为装饰物，多采用木质、铜质或象牙质，其形制和质地与官吏的身份等级相关。而牙牌（象牙质）为腰牌的一种。

明代右都御史王忬所佩戴的圆形腰牌，上刻“给监察御史王忬佩”，现藏南通中国审计博物馆。

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比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符牌起源于夏商时期玉制礼器“牙璋”，后经过衍生发展，又称“符节”“符牌”“牌符”等。春秋战国时期，牙璋逐步发展成为兵符而使用，即为调兵之“虎符”；隋唐时期，符牌形制几经变化，出现鱼符、兔符和龟符；宋元以后，符牌不仅用作调兵遣将，而且将其作为严格、系统的识别标志，融入古代政权的管理体系之中。符牌的形制、功用多种多样；如按符牌的材质划分有金牌、银牌、玉牌、牙牌、铜牌等；按符牌的形制分有虎符、鱼符、龟符等；按符牌的形状划分有长形牌、圆牌、方牌等；按符牌的使用领域划分有象征职位级别的腰牌、节制兵马的兵符、守卫皇城安全的门符、用于信息传递的信牌、用于交通管理的驿符等^[2]。

蒙古帝国

钦察汗国奥都剌时期的牌符

蒙古人兴起后，仿效中国唐宋时期的传统制作牌符，沿用汉语称其为“牌子”（蒙古语：Пайз，波斯语：پایزه，罗马化：pāiza），最著名的牌子有成吉思汗圣旨牌。蒙古帝国时代，用贵重金属制作腰牌，成为使者传达蒙古大汗口谕的身份和象征，代表传递的信息或者命令准确可靠。牌子上的内容意为“凭借长生天的力量，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命令必须遵从。如果有人不遵从命令，应当定罪处死。”^[3]

后亦被蒙古四大汗国和元朝沿用，圣旨牌材质为金和银，形制为长方圆角矩形，上方有一个圆形孔，是为方便悬挂而设计。文字为回鹘体蒙古文或八思巴文，也有同时书写波斯文的牌子传世。这类圣旨牌经常作为出土文物出现在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博物馆中。

明清时期

明朝官员用得最多的腰牌是牙牌，而牙牌大抵为长方形（上方弧形刻有如意云纹）由尚宝司造册发放。明代只有京官能持有“朝参牙牌”、外放（任）官不持有。而如锦衣卫领导级官员的朝参牙牌牙牌为长方形（上方弧形刻有如意云纹），正面中上刻有横写（锦衣卫）三个字，接着竖刻官衔不刻名字（如：右千户所百户）；左侧面刻有此牌的字号（如：武字贰仟玖佰玖拾壹号）；背面亦不刻朝代年月日、只刻四行使用须知：“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出京不用”。如此牙牌因人事变迁可以重复使用，如官员离京、离职、退休、身故则需缴回；如再（新）上任京官再领新官衔牙牌。明代另有其他形式形状的腰牌如金牌、铜牌、令牌、铜符等。

依据尚宝司的尚宝司卿刘日升（万历八年三甲进士）于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602年1月8日）上疏之〈查复旧制祛积弛以明职守疏〉的统计，至万历三十年明朝大抵发放“文字号牙牌”2345面、损害36面、遗失64面。其它尚有“武字号牙牌”、“勋字号牙牌”、“亲字号牙牌”、“官字号牙牌”、“乐字号牙牌”等。^[4][5]

清代关于腰牌的记载则最早见于清太宗皇太极时。宫中腰牌是在宫内服务和办理差务人员的身份凭证，仅以所属衙门划分，限在宫内使用，持有者的具体职责和活动场所等与其所属的衙门相关，不因腰牌式样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责任，或有不同的活动范围。起初腰牌上仅有持有人所属衙门，后来更为完备，还加上了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这些腰牌持有者基本属于两大系统，一是内务府， 内务府每年所发腰牌在七八千面左右； 二是各部院衙门，各部院所使用的腰牌亦由内务府颁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