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阶森爵士，KBE，FRSA[?]（英语：Sir John Colville Hutchison，1890年10月16日—1965年7月11日），又作胡阶昇，英国外交官，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出任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胡阶森毕业于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他于1914年加入外交部，在接近37年的外交生涯当中，主要都是在华任职。他早年曾于上海、天津和汉口等地担任副领事，1930年派驻哈尔滨出任商务秘书（二等），1934年调到北平的英国驻华使馆商务秘书处出任主管，其后在1938年于香港出任英国驻港商务专员。1940年，胡阶森被派驻上海出任商务秘书（一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在上海的他与家人一度遭日军拘禁，其后因为外交人员身份获日方遣返。
1943年6月，胡阶森重返迁到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返回上海复任原职。对中英贸易事宜具相当认识、并且通晓汉语的他更在1947年升任驻华公使（商务）。任内他见证中国大陆局势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而日趋动荡。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建政后，一时间英国政府对于新政权未有明确取态，而驻华大使施谛文爵士在同年11月返英汇报局势后，胡阶森被指派留守南京以代办衔代理馆务，成为英国在华的最高级使节，以听候英政府的进一步指示。
1950年1月，英政府宣布承认中共政权，并正式委任胡阶森为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负责与中方商讨建交细节。然而，由于英方继续与中华民国保持关系，再加上英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表态支持把中华民国逐出联合国的决议，结果造成建交谈判停滞不前的局面。随着朝鲜战争在1950年中爆发，胡阶森在冷战氛围浓厚的情况下更是遭到中方冷待，致使他任内未能有所作为。胡阶森在任临时代办约一年便告退休离任，而中英两国要到1954年才正式建立起代办级关系，并于1972年升格为大使级关系。
生平
胡阶森1890年10月16日生于香港，[1][2]父母分别名叫夏志信（John DuFlon Hutchison，1855年－1920年）和海伦·查默斯（Helen Chalmers）。[1]胡阶森的父亲来自英国，在华从事丝绸和茶叶贸易，他于1873年收购和记洋行，成为该行主席。[1][3]虽然生于香港，但胡阶森六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到英国，[2]他早年受教于伍斯特郡的墨尔文学校，1909年10月升读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1912年6月通过中世纪及现代语文优等考试，获颁荣誉文学士学位（B.A.）毕业，他后来再于1923年7月从该校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1][4]
胡阶森的父亲与和记洋行关系密切，但他没有选择跟随父亲在商贸界发展。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度应募加入剑桥公爵直属米杜息士军团第9营担任少尉，[5]但同年10月他通过遴选考试获得外交部聘用，他于是脱离军队，并于1915年1月获外交部派到中国担任在华见习传译员，这让他日后能操得一口流利汉语。[4][2]一战结束后，他于1919年4月出任驻上海副领事，任内于1920年7月至1922年3月兼任上海租界会审公廨英方助理观审。[4]1922年8月，他一度调任外交部海外贸易司，但未几于1923年10月重新署任驻上海副领事，并于1924年6月获得实任。[4]在上海担任副领事期间，他曾于1925年3月起署任驻天津副领事，1926年9月起又署任驻汉口副领事，直到1928年12月止。[4]
1929年11月，胡阶森调返伦敦外交本部，约一年后于1930年8月返华，以二等驻华领事身份升任驻哈尔滨商务秘书（二等），[4]任内他负责调查东三省贸易状况，并著有〈满州贸易状况〉（"Trading Conditions in Manchuria"）一文，以附录形式收录于英国政府在1933年发表的《1931年至1933年中国经贸状况报告书》（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1931-1933: Report）。[6]1933年，胡阶森调到北平的英国驻华使馆商务秘书处（Commercial Secretariat）视事，1934年1月正式成为秘书处主管，任内他的职级于1935年10月获晋升为一等驻华领事。[4]
1938年11月，胡阶森调到香港出任英国驻港商务专员，两年后于1940年1月以商务参赞衔调返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署任商务秘书（一等），并于同年7月获得实任。[4]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其中一项任务是调查纳粹德国在华的经济活动，并设法切断纳粹德国在华的经济供给。[7]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落入日军手上，胡阶森与家人一度遭日军拘禁，但随后因其外交人员身份获遣返到非洲一处中立地点，[8]这使他得以在1943年6月前赴重庆，跟随迁到当地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2]1945年8月二战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复任原职，[2]至1947年10月以五等外交事务官身份调到南京升任英国驻华公使（商务）一职。[4]胡阶森在华任职多年，特别熟悉中英贸易事宜，为肯定他在华多年来的外交工作，他于1948年获英廷颁授CBE勋衔；[9]在此以前，他早于1928年获英廷颁授OBE勋衔。[10]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大陆主权易帜，一时间英政府对于新政权未有明确取态，而时任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爵士在同年11月返英汇报中国局势后，英政府留下身在南京的胡阶森以代办衔代理馆务，听候英政府的进一步指示。[11][12][13][14]事实上，中共建政后，英政府出于保住英国在华利益，已积极考虑跟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4]在这个背景下，时任工党籍英国外相贝文在1950年1月6日指示身在当地的前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高来含（W. G. C. Graham）向中共递交照会，内容表示英方承认中共政权为“中国之合法政府”。[14]同时间，尽管舆论盛传英政府已选定外交部助理次官邓宁（Esler Dening）赴华成为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15]但结果英方却是委任胡阶森为英国驻华临时代办，作为英国在华的最高级外交使节，待中方回复照会后，便会前往北京赴任。[14]
不过，胡阶森赴任前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1月9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复照贝文，当中表示中方“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基础上与英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胡阶森为英国政府的代表来北京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4][16]但英方阅过复照后却以为中方未接受与英国建交，只接受胡阶森以外交代表身份前赴北京作有条件的建交谈判，这使得英方一方面著高来含向中方澄清，另一方面指令胡阶森留在南京，以等候中方的回复。[16][17][18]根据中方在同年1月28日的解释，一般情况下两国政府互认电文就代表两国同意建交，但由于英方仍然与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维持联系，因此中方要先明确了解英方的对华态度才会考虑正式建交；[14][18]两国未正式建交前，中方仅同意英国派出胡阶森作为英方外交代表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但当中并不存在任何附设的条件。[14][18]有见及此，英方最终同意以胡阶森作为英国驻华临时代办（中方称为外交代表），并于1950年2月14日抵达北京，负责与中方展开建交谈判。[17][18][19]
可是，胡阶森上任后，很快就发现中英双方存在很多分歧，如前所述，中共除了不满英方继续与迁台的国民党政权维持联系，并保留设于台湾淡水的一家领事馆；[14][20][21]另一方面也不满英方未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态支持把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的决议。[14][20][21]中华民国留在香港的资产如何处理，特别是两航事件引发的风波，也成为双方的分歧所在。[14]对于中方的指摘，胡阶森辩称英国自1950年1月6日起已撤销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并在同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的承认。[14]由于英国与中华民国之间已再没有外交关系，英方已经封闭中华民国原设于伦敦的大使馆，前中华民国驻英大使及其使馆职员也经已不再享有外交官身份；[14]关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由于英方已知道把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的决议不可能达成多数通过，因此决定投下弃权票，当中没有偏袒中华民国之意。[14]然而，胡阶森的解释未能得到中方的接纳。[14][20][21]
中英双方的分歧，再加上朝鲜战争在1950年中爆发，使得中英关系在冷战氛围浓厚的情况下停滞不前。[11][22][23]面对这种外交困局，胡阶森更是遭到中方冷待。[20][21][24]在任临时代办的一年间，他只能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前后共10次，任内未曾有机会单独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外交部部长周恩来。[2][22][23][25]他的在华活动也受到了局限，很多主要情报都只能依靠备受中方重视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提供。[22][24]1950年12月初，迪化（乌鲁木齐前身）发生英领事被中共驱逐的事件，事后胡阶森代表英国向中方提出抗议，两国关系更形黯淡。[26]年过60岁的胡阶森有感于自己难以有所作为，加上英政府也认为不应在中英关系的系问题上继续采取“温文”路线，种种背景促使英政府于1950年12月底宣布胡阶森将会退休离任。[11][23][27]尽管如此，为肯定胡阶森在临时代办任内的工作，他于1951年元旦授勋名单获英廷颁授KBE勋衔，成为爵士。[28]
1951年3月5日，胡阶森正式卸任临时代办一职，离京启程返回英国；[29]他的继任人蓝来讷旋于3月6日抵京履任。[29]蓝来讷在中共建政前曾任英国驻华公使，英政府曾希望蓝来讷上任后能够以更强硬的姿态处理中英建交事宜，[23][27]但事后证明，蓝来讷同样因为中英两国关系在朝鲜战争下陷入低潮，建交一事实难有突破。[30]一直要到蓝来讷卸任以后的1954年，保守党籍外相艾登爵士籍著日内瓦会议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展开磋商，才促成两国于同年6月同意正式建立代办级关系，而两国要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关系。[14]
胡阶森在外交部任职近37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华工作。[11]从外交部退休后，他回到英国定居于肯特郡索特伍德（Saltwood）的旧寓。[31][32]晚年的他在1952年当选为皇家艺术学会院士（F.R.S.A.），[33]他在1965年7月11日逝世于肯特郡的福克斯通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终年74岁。[31][33][34]
个人生活
胡阶森在1919年6月11日迎娶上海英商A·M·A·埃文斯（A. M. A. Evans）的女儿多拉·威妮弗雷德·埃文斯（Dora Winifred Evans）为妻，[31][35]婚礼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35]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31][36]
部分著作
- "Trading Conditions in Manchuria", 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1931-1933: Report.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33.
- （直译：〈满州贸易状况〉，《1931年至1933年中国经贸状况报告书》。伦敦：英皇陛下文仪厅，1933年。）
荣誉
相关条目
| 附录：主要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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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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