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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想尔注》简称《想尔注》，是道教天师道对老子《道德经》所作的一部注释，有关其作者与年代未有定论，有成书于张陵、张鲁、六朝初年、南北朝初年等多种说法。经文删去虚字，合5000字，号称“五千文”。注释往往自行发挥，文字浅陋，违背经文本意，甚至偶有改易经文之处。在张鲁统治汉中时，《老子想尔注》用以教化道民信众，地位崇高，六朝时仍受推崇为经典，普遍为天师道士所诵习，大约于唐末动乱时佚失，今仅存一北朝人所写的残本在世，发现于敦煌石窟中。《想尔注》神道设教，把“道”拟人化，激发信众向善，以心的意志行善胜恶，发挥《道德经》“至诚”与清静的道德意识，强调精、气、神三者结合的养生说，敦促信众要奉行“道诫”，以延年增寿，去恶从善；人要无思无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并批评下古帝王不信大道，导致疾疫盛行，人民离乱。《想尔注》亦抨击其他道教教派，禁止祭祀，反对当时道士冥想存思五脏神的“守一”法，亦批判还精补脑、采阴补阳的房中术。《想尔注》今有饶宗颐的校刊本及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的英译本行世。
《老子想尔注》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唐宋时期，道士著录作者是东汉天师道天师张道陵或其孙张鲁 [1]:1-2[2]:298。陈世骧[3]:131、大渊忍尔都相信作者是张鲁[4]:59。饶宗颐认为原作者或是张陵，其后其孙张鲁加以釐定文字，后来又认为注释为张鲁所作，而托名于张陵[1]:4-5、131；李丰楙[5]:152、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都认为是东汉末五斗米道之作，柏夷认为成书于215年以前，作者不详，但不排除是张鲁[4]:31-32。楠山春树认为是六朝时期成书，原田二郎认为是六朝初年[5]:152。柳存仁[2]:299、刘屹认为作于南北朝[6]:164；麦谷邦夫推测成书于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教团[7]:41，小林正美则推断作者是刘宋中期至刘宋末时的天师道道士[8]:290。
《老子想尔注》注解老子《道德经》，“想尔”一名，源自道教冥想法“存想”[1]:120。所用《道德经》文，比王弼本和河上公本都更接近马王堆帛书本《老子》[9]:103。经文删减虚字，合五千字之数，号称“五千文”[1]:52。《想尔注》注释常与原文的意思相违背[4]:30，颇多牵强附会之处，放弃不谈《道德经》的哲理，文句训诂方面亦常有曲解之处，有时甚至是“乖谬可笑”的[1]:90、82、92。注文部分因袭东汉《太平经》的说法，间中沿用《河上公注》的意思。经文文字偶有故意改动，以树立新义，未必符合《道德经》原意[1]:89、79、76，如把《老子》第16章和25章的“王”字改为“生”字，以强调对生命和长寿的关注[9]:104。
《想尔注》有神道设教的教法，指出畏道畏天的宗教约束力，使人改过迁善[5]:169。注文以第一人称“吾”口吻来假托“道”言，对信众发布教导和训诫[10]:61，把《道德经》中的“吾”解释为“道”，把“道”拟人化或神格化[8]:286，形而上的“道”改成为有意志的神灵，至尊至上[5]:157-158。注文中的“道”也指老子，等同“道”和老子两者[8]:287、290。《想尔注》强调信众要遵守和奉行“道诫”，信众只有谨守道诫，才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10]:61，得道成仙。守诫使人去恶从善，在自我信道守诫的工夫达致较高境界时，就可以即使置身恶事之间亦如胎儿。只要不违道诫，就可以“渊深似道”，体认精微之气。《想尔注》所提及的道诫，就是“想尔戒”，是条目式的简约戒条[5]:159、169、160。《想尔注》发挥和诠释天师道戒律“想尔戒”的教训[2]:293、298，阐述和解释“想尔九戒”和“想尔二十七戒”[6]:154。“道”的落实就是道诫，是道德的总原则，用以解决善恶、欲望等问题，是根本之道[5]:161。上古帝王都遵守大道教诲，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实现太平之治；下古的帝王渐渐不信大道，导致天象混乱，疾疫盛行，人民离乱。帝王只有奉道守道，才能致太平之世[10]:62。
《想尔注》相信神仙可学而成，鼓励道民修行成仙；修成仙士，出于努力学习，而不信天生而成的宿命说[5]:176-177。《想尔注》认为善保精气可以实现仙寿，要做到无思无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不为恶事等[10]:61，秉承老子自然 无为的思想，批判人性的各种欲望，常以俗人与道人相对照，所谓物质享受、功名利禄，均违反了“道”，仙士才能达致长生，有宗教清修的意义。欲望是有为的，违反无为，道人要以心的力量规约欲念。《想尔注》激发道民向善，以心的意志行善胜恶[5]:166-168，发挥《道德经》“至诚”与清静的道德意识，从至诚所发的善、所行的忠孝仁义才是真性，要行仁义需有至诚之心，否则就是诈为仁义。与批评道德虚诈的老子作比较，想尔注有限度地接纳了世俗的仁义之说。至诚符合道家的“道”，无心无意，自然而成。“清静”是一种修养境界，是奉道者的基本工夫。修道者能清静，就能无欲和体道，合乎自然，超越世俗的欲望[5]:170、172，是体现道的实践工夫。《想尔注》提出“道气”说，点出道气、精气的修练，道或道气的本质是自然和清静[5]:158-159；并提出“结精成神”说，强调精、气、神三者结合的养生说；精与道共为一体，是生命本源，必须保养精气[5]:165。
《想尔注》批评和禁止祭祀[8]:294，批判当时民间的祭祀求福、祭祷成仙说。《想尔注》采取当时民间有关“天曹”的信仰，相信由司过之神执常人寿的增减。跟汉代人相信地府有地下主、地下丞等官僚的想法相似，《想尔注》相信“地官”掌管死亡[5]:174-176，将冥府分为“太阴”与地官，贤人道士乃假托避世而假死，将身形暂停于“太阴”中，在太阴炼形后，修练成新的肉体，可以于他处重生再生；不修道的俗人直接进入地府，死后隶属于地官，乃是真死而无再生的可能[6]:159[7]:28。
张鲁为建立其宗教王国，必须提振宗教意识，自我确定为真道，所传为真文，严厉批评其他教法为邪伪[5]:165。《想尔注》排诋五经，贬抑孔子，排斥其他道教派别[3]:138-139，强调自身维护和主张的是真道，批判儒家经籍具有“邪文”的成分，不能算是真道，也批判当时的其他道教流派[5]:161-162，包括存思体内神的学说和还精补脑的房中术。《想尔注》强调“道”无形无象，批评“道”具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的说法[7]:33，反对存思对象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的“思五脏神法”[5]:162及“守一”之法，后者以“一”为五脏神等体内神，并对其瞑目存思的内观之术，《想尔注》视之为“世闲常伪伎”而加以批判，主张经文“守一”即是遵守道诫[7]:32。《想尔注》其次批判其时方士盛行的房中术[5]:163，反对左慈一类方士的房中补导之术[3]:140，批评托名黄帝、玄女、龚子、容成等房中术是“世闲伪伎”[7]:33，反对握固不施（性交而不射精）、还精补脑、采阴补阳的做法，认为其术既不得长生，又有损教团的延续和发展[11]:100-107。年轻人亦应养身惜精，否则放纵伤身[11]:104。麦谷邦夫推断《想尔注》批评的具体对象是东晋南朝时的上清派[7]:34，小林正美则推测所针对的是刘宋时天师道的“三洞派”[11]:300。
《老子想尔注》是道教徒对《道德经》最早的一部注释[4]:29，在张鲁统治汉中时受奉为圣典[3]:140，用作向西蜀地区百姓传教[5]:155。张鲁投降曹操后，《想尔注》从之衰落，信奉者减少[3]:140-141。南北朝时，《想尔注》和无注本《老子》、《河上公注》一起作为天师道士基本的诵习读物，是天师道代表性经典[6]:146，列入道藏三洞四辅的太玄部，为南朝与隋唐道士所必读，受广泛传诵[1]:2-131，在《道德经》的各家注释中地位仅次于《老子河上公注》[5]:177。随着《河上公注》在道士间愈益重要，《想尔注》日益显得过时，被视为符箓一样，只为高位阶的道士所拥有[4]:59。《想尔注》因文字浅陋，意思常与《道德经》原文相违背，渐渐失传[1]:5，约在唐末时失佚于战乱中[3]:125，明代时亦没有收入《正统道藏》。《想尔注》记录了东汉原始道教的学说，是现代学术上的重要资料，对道教史研究贡献至大[1]:5。
《老子想尔注》今仅存敦煌莫高窟古抄本残卷，出自北朝人的手笔，被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带到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S6825[1]:1、101。残卷卷长约30英尺，起自今通行本《老子》“道经”第三章，直至“道经”卷尾。经文与注释相连，不分章，经注行位和字体大小都没有分别。字体写法分歧甚多，不似唐写本般标准化[1]:120、122。抄本误字亦颇多，句读困难，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录出残本，加以分章，分别正文与注文，并注明别字[1]:5。译本方面，柏夷英译《想尔注》，1997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4]:7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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