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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KG，PC（英语：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1650年5月26日—1722年6月16日）英国军事家、政治家，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之远祖，靠着他妻子萨拉·詹宁斯与安妮女王的私密友谊，以及他个人卓越的军事、外交才能，让他成为18世纪初期英国最有权力的男人。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名利双收，并使英国上升为一级的海陆强权，促成18世纪的繁荣兴盛。但是他贪婪投机的性格，既使他成为安妮时代最富有的英国男性，却也减损他部分的声望。[1]
在英国军事史上，约翰·丘吉尔与纳尔逊及威灵顿鼎足齐名，三人被看作是伟大的民族英雄。虽然一般观点常把他和威灵顿公爵（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相提并论，不过许多人更看重他的外交天分与政治智慧（如温斯顿·丘吉尔）。前一项的论点是，马尔伯勒与威灵顿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们都有辉煌的军事生涯并取得政界高位，然后都失足于晚年的政坛；后一项观点则颇受辉格党史家泰瑞维廉的影响，屈勒味林给予丘吉尔至高的评价，把他的军事天才与外交天分，比作是威灵顿与外交大臣卡苏里的综合体（两人在1815年各自于军事、外交上有杰出表现）。[1]
约翰·丘吉尔的父母亲是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约翰的姐姐阿拉贝拉是后来成为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约克公爵的情妇（约在1665年两人开始交往生育），为约克公爵生有一私生子——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后来成为路易十四最伟大的将领之一，他指挥法军在1734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赢得胜利，自己却战死沙场）。因为父亲早年在内战为国王查理一世作战，当保王党失败后，丘吉尔一家就失去赖以维生的地产。在贫微中长大的约翰，虽然因为1660年“王政复辟”而获得王室的青睐（查理二世也在1664年授予温斯顿·丘吉尔宫廷职位），但也培养出投机贪欲的性格；复辟时代的道德败坏，也酝酿他力争上游而不顾原则的强烈企图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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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1667年当上薪资不多的王家卫士之后（借由约克公爵的提携），为获得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四处钻营活动。他甚至利用自己俊俏儒雅的特点，取悦有权有势的宫廷贵妇并赚取外快，最后搭上查理二世的首席情妇——芭芭拉·帕尔玛。[2][a]据说查理二世有次跑去芭芭拉的住处幽会时，正与芭芭拉偷情的丘吉尔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躲进衣柜中，但很快被“经验”丰富的查理发现（国王风流好色，热衷于外遇偷情）。当丘吉尔跪在国王的脚边时，查理宽大地对他说：“你是个无赖，但我原谅你，因为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为讨生活。”[3]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真实性较高的版本是——丘吉尔在国王到来前就急忙地从窗户中跳出），但芭芭拉在1672年生下的女儿芭芭拉·菲兹罗伊，公认是约翰·丘吉尔的私生女，证明他曾经有几年不光彩的小白脸生活；他也从芭芭拉身上，取得一共五千英镑的巨额“包养费”。[4][b]
他在1672年时参与第三次英荷战争，以作战英勇而获得称赞，进一步获得海军大臣约克公爵詹姆斯的赏识与提拔；1674年在法荷战争时作为法军的盟友，接受法国军事天才的蒂雷纳子爵元帅指挥，并从中学习蒂雷纳优秀的作战技巧。此时他逐渐展现出未来的优秀天分，以及促使他成功的种种特质，诸如良好的个人魅力、恭维技巧、游说能力、涵养沉着，以及外交必要的机警狡猾、虚伪诈术；当然最重要的，是敏锐的战略能力，最终使他成为伟大的军事天才。[5]法王路易十四也在战争中注意到年轻的丘吉尔，但路易调查后的的总体评价是：此人虽然勇敢，但过于沉湎于宫廷社交生活，是个小白脸式的人物，日后难成大器，故此不予招纳；太阳王没想到的是，有一天自己会尝到这位英国新教徒带来的苦果。[6]（1675年英国改与荷兰结盟，丘吉尔回到英国，继续为约克公爵詹姆斯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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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677年，约翰·丘吉尔与年轻的萨拉·詹宁斯（1660-1744年，在1673年成为约克公爵家的侍女）秘密举行结婚仪式，共结连理的两人不在意彼此家人的反对（丘吉尔的父亲希望儿子和有钱的凯瑟琳·塞德利结婚，清除家族债务）。这是一桩成功且美满的婚姻，男女双方都具有互相匹配的俊美与心智。因为萨拉是詹姆斯二世之女——安妮公主的亲密好友，也是公主最有影响力的顾问（未来公主登基为安妮女王后，丘吉尔夫妇就成为女王最信任的亲信与元帅），婚事强化丘吉尔与老上司约克公爵一家的联系（婚礼很可能就在约克公爵夫人的家宅中），促使约克公爵把丘吉尔视作个人心腹。[7]
当时主持英国政务的丹比伯爵，正推出进一步的联荷攻法政策（参见法荷战争），计划于1678年正式出军，进攻法国。为与荷兰元首威廉三世协调出兵事宜，丹比于是在当年四月派约翰·丘吉尔为外交使节至荷兰的海牙进行联盟谈判。丘吉尔于此次任务中展现出色的外交才干，他的谈判技巧与周到礼数，给威廉三世留下深刻的印象。[8]虽然这次外交任务，最终因为英王查理二世的延迟出兵（因为路易十四贿赂英王与英、荷政要，导致战争在英军出兵前，就于1678年底结束）而失败，但丘吉尔在荷兰建立的人脉与关系对他未来生涯影响至关重要。[9]
当天主教的约克公爵于1682年5月从荷兰回到英国后，他在1685年继位为詹姆斯二世；而丘吉尔立刻被任命为北美哈德逊湾公司的第三任总督（詹姆斯二世是前任总督），任期从1685一直到1692年。同一年，前国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第一代蒙茅斯公爵詹姆斯·斯科特起兵叛乱，自称为正统的新教英王。丘吉尔勋爵受命为平乱主帅，他在镇压叛乱战斗中由于辉煌的战功，被擢升为少将，又被封为男爵。[10]
三年之后，发生“光荣革命”。当詹姆斯二世意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时，丘吉尔因为坚奉新教，于是不动声色站在詹姆斯二世的对立面（安妮公主也反对父亲的天主教政策，私底下希望父亲能退位）。当他被詹姆斯任命为三万英军的主帅，率军阻截威廉三世1.6万的荷兰陆军（当时“辉格党”和“托利党”秘密请求荷兰执政威廉，来英国推翻詹姆斯二世）时，他很快就倒戈投向直逼伦敦的威廉三世，并极力支持威廉的夺位行动。于是，众叛亲离的詹姆斯二世只好逃亡法国，期待藉法军之力以卷土重来。1689年，国会宣布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为英国国王和女王。约翰·丘吉尔被封为马尔博罗伯爵。[10]
约翰·丘吉尔因为在光荣革命中替威廉三世立下大功，受到国王一定程度的器重，任命他重新组建整个英格兰的陆军(不包括爱尔兰和苏格兰)。随着英国议会在1689年批准英军加入反法的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丘吉尔先是在1689年被派遣至西属尼德兰，率领八千英国兵，担任荷兰陆军主帅瓦德克亲王的副将，并在战场中表现出天才般的军事才干，获得瓦德克亲王的极力赞扬；[11]然后在1690年，他受命平定博因河战役后的爱尔兰叛军，出色攻克南端海岸的科克与金赛尔，把叛军压缩在西部地区，并切断法国海军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联系，使得国王对他刮目相看。[12][10]
虽然威廉三世认可丘吉尔优秀的战略天分与指挥技术，但威廉三世拒绝授与他荣耀的嘉德勋章和军械总局局长（相当于战争部长）职位，宁可在著名的陆军主帅兼军械局长绍姆贝格（原来是喀尔文派胡格诺派的法国元帅，因为太阳王废除南特诏令，转投普、荷）于1690年阵亡后，暂时出缺，也不愿让呼声最高的丘吉尔接替军械局长的大位。于是，野心勃勃的丘吉尔开始不满他的待遇，[13]认为凭自己才能与功劳，应当成为独当一面的主帅才能一展所长。加上威廉三世偏好重用外来的荷兰等将官，无形中伤害了英格兰将官的自尊，使得约翰·丘吉尔和相同立场的英格兰将官心怀不满，在军中和议会发起排斥荷兰等外来将领的声浪，因此引发威廉三世的敌意。[14]
丘吉尔与国王的冲突，随着女人间的斗争而扩大并复杂化。当时马尔伯勒伯爵夫人（萨拉·丘吉尔）维持着与安妮公主的亲密关系，萨拉具有高度的谋略，又身为安妮首要的的侍女与私人顾问，她鼓励安妮去和长姐玛丽女王争执，争取安妮她身为王位继承人的“应有权益”，导致安妮和威廉夫妇的尖锐矛盾。譬如当安妮公主要求里士满宫以及议会津贴，却被威廉和玛丽加以否决，造成两姊妹关系紧张；[10]特别是威廉三世轻视安妮的丈夫——丹麦的乔治亲王，拒绝让才能平庸的乔治王子带领军队，使安妮更加怨恨。[15]
另一方面，威廉夫妇则担心安妮的经济优渥，会成为最有力的反对人士，进而威胁他们的王权。[16]玛丽女王除了认定是萨拉·丘吉尔在安妮身旁挑拨离间，破坏她们姊妹的感情；更对丘吉尔的野心和背叛故主的不良纪录感到不悦。当威廉在1690年6月赶赴爱尔兰去和岳父詹姆斯二世大战时，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所有部队和民兵的指挥官，并担任九人理事会的其中一员，辅佐玛丽女王统治英格兰；在玛丽写给威廉的信中，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丘吉尔的厌恶：“我很难信任他（丘吉尔），更无法尊重他”。[17]
事实上包含丘吉尔和安妮等英国政要在内，当时一直与被废的詹姆斯二世联系，请求詹姆斯二世原谅他们在光荣革命的背叛行为，并为前景难测的未来政局预作退路。威廉三世对此了然于胸，以视若无睹的态度包容官员这种自保手段；[12]但是傲气自负的威廉，不能接受蓄意的挑衅，这也导致丘吉尔与威廉的冲突注定爆发。
接到妻子玛丽的多次汇报与控诉，威廉开始把丘吉尔夫妇视为煽动抗议的核心源头，当1691年10月威廉与丘吉尔从西属尼德兰的战场回到英国之后，两人的矛盾升到最高点。威廉曾经私下对人说：“如果我不是国王，我一定会跟他（丘吉尔）一对一的决斗，至死方休”。[18]1692年1月，约翰·丘吉尔疑似和试图复辟的詹姆斯二世追随者詹姆斯党有所接触，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决定给安妮集团一个有力的处分——撤销丘吉尔的所有职位，并要求安妮公主切断和萨拉·丘吉尔的关系（玛丽无法剥夺萨拉的侍女职位，因为萨拉是被安妮雇用的）。但安妮却公开让萨拉·丘吉尔参加王宫的活动，以表支持丘吉尔夫妇。因此玛丽发动第二个处分——命令萨拉·丘吉尔不得参与宫廷活动。在这场角力中，最后是安妮和丈夫乔治亲王愤怒搬离宫廷，退出权力核心并失去荣耀（玛丽禁止朝臣和平民去探望安妮，两姐妹一直到玛丽死前才恢复感情）；[19]马尔伯勒伯爵立即被拔除王宫相关的头衔。
丘吉尔在缺乏充分理由下被撤职，导致英国的政局动荡。丘吉尔的政要好友认为他被国王羞辱，纷纷为他抱不平：施鲁斯伯里（国王的亲信谋士）直接反对撤销丘吉尔的职务、内阁大臣西德尼·戈多分扬言请辞、英国海军总司令罗素当面指责威廉说，国王对不起那些“替他戴上王冠”的人；[12]玛丽二世原本的高人气也因此下降。[20]
在1692年五月，更严峻的情势来临。因为指控丘吉尔涉嫌参与詹姆斯党的新事证，丘吉尔在5月4日以涉嫌叛国被关入伦敦塔，过五个星期的囚禁生活。囚禁其间，安妮公主多次写信给焦虑的萨拉和狱中的丘吉尔，信中发誓说，她将永远与他们夫妻团结在一起、不离不弃。[10]
因为威廉三世在大同盟战争急需优秀将领，于是在国王的授意下，丘吉尔被裁决为受害于伪造文件，于6月15日无罪释放，并以较低的军衔回到战场。[10]但丘吉尔仍然持续与住在法国的詹姆斯二世联系，导致他在1694年涉及一桩更严重的叛国泄密事件——布雷斯特袭击行动。所幸事件尘埃落幕，丘吉尔反而从中受益。至于丘吉尔究竟有无泄漏军事机密给詹姆斯党和敌对的法国，史学家至今无法确定真相。[21]
随着玛丽女王在1694年底的病逝，安妮公主势必将成为威廉之后的英国女王（玛丽的子女皆早夭），威廉三世与安妮、丘吉尔的主要矛盾立刻消失；[22]于是他在1695年恢复丘吉尔在宫廷中的职位（军政要职仍未回复），安妮公主也因为权力恢复，其居所形成英国最高层级的政要社交圈[23]（威廉三世沉默寡言、厌恶社交，给自身带来很大的困难）。
1697年大同盟战争结束后，因为威廉在英国的政局越来越孤立，饱受托利党国会的猛烈攻击与蛮横打压（1697年把陆军裁减为十分之一——七千人、收回威廉之前封赏出去的土地与爵位），使得威廉越来越需要丘吉尔一派政治力量的支持。[22]丘吉尔透过英俊年少并受威廉喜爱的宠臣——凯佩，从中斡旋（詹姆斯党造谣说凯佩是威廉的同性恋娈童），两人因此在1698年正式和解并衷诚合作。[22]当年夏天，威廉三世请丘吉尔担任安妮公主的独子——小威廉格洛斯特公爵（第二顺位的王位继承人）的全权教师（小威廉也期望两人和解），他说：“先生，请你教导他，从你的才能看来，我的外甥（小威廉）不会无所作为的。”[22]同时，马尔博罗恢复他在军中的高位与职衔，并且重返枢密院。[24][c]虽然年幼的小威廉不幸在1700年夭折，但丘吉尔确保国王的重用与合作。
丘吉尔于是在威廉三世晚年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家。[22]他在努力辅佐国王的同时，小心翼翼保持对托利党（国会多数党）的巨大影响力。他就这样一方面同威廉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同那些使国王感到厌恶的托利党人来往密切。更重要的是，身为主战派的他，全心支持威廉维持军队的要求。他带领上议院进行奋斗，努力防止不适当的裁军削弱英国力量。[22]他在1698年，与同样亲近托利党的西德尼·戈多分结为亲家（丘吉尔的次女与西德尼·戈多分的独子成婚），两人成为生死与共的事业伙伴，一同晋升为权力争夺赛中的核心人物。但因为丘吉尔表现太过倾向于托利党，使得威廉再度疑心他左右摇摆、立场不忠；丘吉尔因此抱怨说：“国王内心对我依然是冷漠与不信任”。[25]
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一触即发，威廉三世任命马尔博罗伯爵为英荷陆军的反法主帅，自己却在隔年三月意外骑马摔伤，引发重病而去世。在他去世前，他把马尔博罗作为主持枢密院和统率军队的最佳人选，推荐给王位继承人安妮。[26]安妮女王登基后，备受女王宠信的丘吉尔，立刻成为英国最有权力的男人（年薪六千英镑[d]）。[27][10]
1702年安妮女王继位后，丘吉尔被升为马博罗公爵与军械总局局长，并得到最高荣耀的嘉德勋章。他以英荷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反法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他统领超过二十万的英荷陆军（7万英军、13万荷军），成为反法大同盟的主力。当时英国两大政党——辉格党与托利党的主要派系，都全力支持作战（当时托利党温和派占国会多数），让丘吉尔得以大显身手、一展抱负。他在1704年的布伦海姆战役，与奥地利主帅欧根亲王联手，大败法国与巴伐利亚的联军，法王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梦想开始破灭。[10]
布伦海姆战役打破1643年罗克鲁瓦战役以来，法军的“不败神话”。根据温斯顿·丘吉尔的描述：“路易十四不能理解，他的优良军队不但战败，而且灭亡，从此，他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称霸欧洲，而是如何体面结束这场由他挑起的战争”。[28]
对于约翰·丘吉尔的胜利，安妮女王大喜过望，下令为他建造奢华的布伦海姆宫。因为解救奥地利被围困的态势，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还封马尔博罗公爵为神圣罗马帝国明德海姆亲王，直到今天，马尔博罗公爵的子孙还可以享用这个称号。[10]
之后，丘吉尔在1706年的拉米依战役中，大败法国的维勒鲁瓦元帅，从法军手中夺取西属尼德兰；接着又和取得意大利北部的欧根亲王再度合作，在奥德纳尔德战役打败法军，攻入法国境内。但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他和欧根的联军却在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之战伤亡惨重，战局因此陷入胶着，议和声浪逐渐窜起。[10]
当时政局由主战的辉格党阁员主持，因为1707年辉格党拓展为国会多数党，主战派领袖丘吉尔与西德尼·戈多分，也就从亲近托利党转变为辉格党的坚定支持者。[10]
战争持续到1711年，不列颠人不仅要在海洋维持庞大的舰队，以封锁法国与西班牙的漫长海岸线，在欧陆与美洲的各个战场上，还供养著超过15万军队；不仅如此，英国还必须给予贫穷的盟国以金钱援助（提供的金援仅次于荷兰），一年的军费就达到惊人的700万英镑。当年的英王查理一世，仅仅因为不到100万英镑的支出就与议会兵戎相见，爆发英国内战；即使是军人主政的克伦威尔时期，英国一年的军费也不过250万英镑。[29]长时间的战争使得普通英国百姓倍感疲劳，他们眼见支持辉格党的商人为发国难财而怂恿战争，心中自然不平，于是基层的民意开始偏向主张停战的托利党。[10]
安妮女王是一位平凡保守的妇道人家，女王曾经说过，我无野心，只想见到光荣的和平，无论何时，当上帝召唤我时，若我能带给可怜的国家和所有的朋友和平与安宁，就心满意足。但女王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控于闺中密友兼宫廷女官——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萨拉·丘吉尔），这位聪明果敢但暴躁易怒的公爵夫人，一年薪俸高达五千一百英镑，却仍然汲汲营营替她丈夫谋取更多财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马尔伯勒公爵夫人才是宫廷里的实际女主人，一直以来，都是她推动女王去支持丈夫的战事。[10]
但到1710年，公爵夫人却因为自身的傲慢以及难相处的脾气，损害与女王的私人感情。从1707年开始，她忽视女王保守虔诚的性格，公开嘲弄君权神授之说是对大众的谎言，并要求女王压抑自身喜爱和平、亲近托利党的情绪，重用主战的辉格党。有段时间，公爵夫人要求一个长假来享受私人生活，结果却被另一位女官阿比盖尔（托利党领袖罗伯特·哈利的侄女）趁虚而入，替代女王需要的闺密关系，因此公爵夫人开始被女王疏远。终于，隐忍已久的安妮女王在和公爵夫人大吵一架之后，革退公爵夫人的女官职位。即使丘吉尔回国后向女王下跪求情，安妮仍然拒绝与萨拉和好。两个女人的友谊正式破裂，女王自称她“好像是在长期的禁锢中获得自由一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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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双领袖罗伯特·哈利与博林布鲁克子爵，在1710年看到这个改变政局的绝佳机会，趁机将过去马尔伯勒公爵与辉格党成员，利用战争中饱私囊、以权谋私的行为全都曝光出来。[10]因为马尔伯勒公爵在政治上投机取巧，毫无原则；在金钱上也是欲壑难填。自从独掌军中大权以来，这位英国战神在私下做不少惹人非议的行动，利用手中的权力“半合法或非法地”赚取大量财富。[1]
眼见宫廷里风向转变，英国国内记恨、妒忌马尔伯勒公爵的人更是墙倒众人推。很快马尔伯勒公爵在舆论中的形象，就从大英雄变成大奸雄。掌权的辉格党大臣同样受到指责，许多人大骂商人在拿人民的鲜血换取自己的金钱。1710年8月，安妮女王裁撤马尔伯勒公爵最重要的政治伙伴——财政大臣兼枢密院第一领袖西德尼·戈多分（长期担任副首相的作用，1707年取代罗伯特·哈利成为实质首相）。接着在10月新届议会选举中，辉格党大败，托利党彻底掌握国会并组成反战的内阁。[10]
当国内政坛变天之后，托利党政府立刻派人向马尔伯勒公爵严词逼问，谴责他从粮食供应商收取每年六千英镑的贿赂，并把2.5%的军费当作回扣中饱私囊。马尔伯勒公爵极力辩解说2.5%的资金是用在收集情报的应有开销，并声明这是欧陆各国使用军费的惯例。第二顺位的英国王位继承人——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连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为好友丘吉尔辩护。两人提出欧陆盟国的共同声明文件，称赞丘吉尔把2.5%的情报费运用的非常明智，“对许多战役的胜利，居功厥伟”。[10]
但因为丘吉尔对收贿辩解薄弱，安妮女王与托利党国会在1711年底强制解除丘吉尔的职位，勒令他回国接受进一步调查。于是在1712年10月参加完西德尼·戈多分的葬礼后，马尔伯勒公爵在12月1日，偕同妻子萨拉流亡荷兰与德意志，[30]获得新任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的庇护；安妮女王也就默认公爵的自我惩罚。[10]
1711年底丘吉尔被解职的大事件，让欧陆的盟军震惊不已；法国却是一片欢欣鼓舞，欣喜于除去一位强力可畏的敌对统帅。很快，英-法展开独立协商的和平谈判，明眼人都知道，如果主战派的丘吉尔在任，战争将继续下去，英国人选择搬开丘吉尔这块阻挡和平的大石。[10]
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国虽然被谴责为背叛盟友，但获得巨大的利益，成为最大的赢家与海上第一强权。虽然丘吉尔与安妮女王似乎重新和好，[31]但因国内政坛仍然被托利党把持，马尔伯勒公爵未能回到英国。因为夫人萨拉无法适应行旅生活，总是抱怨连连，造成他的精神负担。[32]
他在欧陆的所到之处都广受欢迎，人们推崇他为一个伟大的将军。[33]此时他与王位继承人汉诺威的乔治结盟并紧密团结，却仍保持与詹姆斯党的书信联系。因此，乔治无法放心信任丘吉尔，怀疑他耍弄两面手段的可能性，并害怕他会在关键时刻倒戈，支持天主教的王位继承人——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斯图亚特（自称英王“詹姆斯三世”，英国史家通称为“老王位觊觎者”）。[34]
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英国政要挫败少数托利党领袖（罗伯特·哈利与博林布鲁克子爵）与詹姆斯党谋取王位的阴谋，迎接约翰·丘吉尔的盟友汉诺威选帝侯乔治，登基为英王乔治一世。伴随着托利党政府的垮台，约翰·丘吉尔才被主政的辉格党政府和乔治一世风光迎接回国。[35][10]
虽然丘吉尔在1715年，帮助乔治一世镇压苏格兰的詹姆斯党起事，[35]但是对于他之前与詹姆斯党的暧昧关系，乔治一世仍然心存芥蒂。因此新国王没有奖赏他枢密院的首席职位与重要的军政实权，但至少恢复他大元帅和军械总局局长的头衔（名义上），马尔伯勒再次成为宫廷里受人尊敬并有实质影响力的大人物；[36]耗资30万英镑的布伦海姆宫也在停工两年多之后，继续它的修建工程，终于在1722年完工。[10]
1716年他首次中风，被迫引退，同年11月他第二次中风，一度丧失说话的能力；[36]在多次中风之后，他饱受瘫痪病痛等折磨，最终在1722年于所住布伦海姆宫中病逝。他和夫人萨拉共同经营的庞大财产，几乎都留给精明能干的萨拉，萨拉因此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女性之一，一直活到84岁的1744年。[37][38]
丘吉尔死后，他的政敌博林布鲁克子爵（曾经被丘吉尔提拔的托利党领袖，但在1710年和丘吉尔决裂，最终革除丘吉尔的大元帅之位，并使其流亡）评论说：“他（丘吉尔）是如此的伟大，他的战绩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因此我不记得他是否犯过任何的错误”。[39]在英国军事史上，他与纳尔逊及威灵顿鼎足齐名，三人被看作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约翰·丘吉尔的两个儿子早夭，马尔博罗公爵爵位起先为其次女亨瑞埃塔继承，之后约翰·丘吉尔三女安妮的次子查尔斯·斯潘塞成为马尔博罗公爵三世。查尔斯·斯潘塞之长孙乔治·斯潘塞对祖先的英名就这样湮灭深感不安，他向英国王室讨一纸敕令，改姓复姓斯潘塞-丘吉尔。
父：温斯顿·丘吉尔爵士（1620年-16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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