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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沙战役（又称“第二次长沙会战”），指1941年（民国30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期间，以中国第九战区为主的部队在湖南省长沙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本次会战从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结束，历时一个月。
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1941年4月，阿南惟几制定了长沙作战计划，力图在现有兵力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摧毁重庆政府战力。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一方面抓紧作对苏战争的准备，驻守在长沙地区的日方华中派遣军一方面应付可能的北进入侵苏联作战，一方面加强湖南地区的作战准备。阿南惟几于九月上旬制定了针对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薛岳部的作战计划，计划调集第十一军下辖的4个师团及一个战车联队共计四十五个步兵大队、二十六个炮兵大队约12万人的军力进击第九战区。根据日本派遣军的作战计划计划，阿南惟几制定了不以“占领地方”及“夺取物资”目的，而是摧毁第九战区薛岳部有生力量为目的的作战计划。其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纵深梯次配置，以第 3、第 4、第6师团主力及第 18混成旅团等部位于岳阳的桃林、西塘、新开塘地区，为第一梯队，直取长沙；第40师团和第33师团的两个联队位于临湘地区，为第二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及长（沙）岳（阳）古道正面进攻长沙。 另外以第6师团的两个联队由忠防、西塘分两路向大云山实施包围，掩护主力部队集中和展开；以第14独立混成旅团从岳阳乘军舰渡洞庭湖向营田以西地区进攻，保障主力攻击部队右翼安全。
为确保第九战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日军发起攻击，以牵制日军集中，但是未起到明显效果。第9战区除用相当兵力在赣北、鄂南、湘北袭扰日军后方外，由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集中12个军33个师，一部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布防，一部在株洲地区机动， 采取逐次抗击日军进攻；诱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歼灭之。
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两个联队分别由忠防、西塘地区出发，在飞机配合下从东、西、北三面扫荡大云山。国军第4、第58军的四个师进行英勇抗击。
8日，日军占领大云山。
9日，国军反击，日军不支退后。
16日，日军反击，重新占领大云山。
18日拂晓，日军主力在杨林以西20千米的狭窄地带强渡新墙河，遭中国第4、第58、第20军共六个师的阻击，但遭日军击溃。
19日，日军抵汨罗江北岸，随即分路强渡汨罗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守军溃退。
20日 日军破译第九战区薛岳电令汨罗江南岸四个师抵御日军，主力九个师从东侧围攻日军的作战电报。日军进行反迂回，意图围歼第九战区的精锐七十四军。
21日，日军全部渡过汨罗江，全速前进。然国军仍顽抗于平江、金井一线，浏阳、株洲等地区的第9战区军队也依计划逐次加入战斗。第10、第37、第79军、暂编第2军从长沙以东正面迎击日军;第26、第72、第74军自浏阳方向侧击日军；第4、第20、第58军攻击日军后方。
22日，日军再次破获第九战区电报，调整战术，从左翼山中迅速突破，第九战区防线崩溃。
23日，第九战区二十六军被日军突围，在突围作战中受重大损失，日军各部向长沙进逼。
24、25日，薛岳下令放弃长沙，由七十四军逐次抵御撤退，日军第六师团向捞刀河谷进军，企图围困七十四军。
26日，七十四军与日军第6师团在捞刀河谷遭遇，双方爆发激战。后日军第3师团加入战斗，七十四军不支转进。
27日，日军第4师团渡过浏阳河，冲入长沙西北角，大部突入长沙。
28日，日军第4师团占领长沙，第3师团向株洲方面追击第9战区溃退部队。29日 日军占领株洲。然此后其他战区的国军采“围魏救赵”的战术，向日军第11军原根据地岳阳区域发动进攻，同时间也向日军占领的湖北宜昌发起反攻，日军刚占长沙便赶紧北返回防。
10月6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双方回复战前对峙状态。
此战历时33天，第9战区称击毙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日军虽一度攻占长沙，然仅2天便因原根据地防务空虚回撤，国军趁势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破灭。
据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指出：“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又据报，长沙外籍传教师语外记者及武官，敌人二十七日入长沙约两万人，留四日退去。又该访察团对湘北战颇感失望云。”[1]
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后，徐永昌在10月25日日记写道：“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1]
由于长沙一度失陷，蒋介石对薛岳十分不满，谓：“9 月27 日酉刻，敌军陷长沙，实因薛伯陵〔岳〕擅将长官部撤至渌口，因之敌军乘机窜入城内，直至29 日晚，夏楚中军由岳麓山陆续渡河，向长沙进攻，遭遇敌军抵抗，方得证实长沙已有敌军，而我高级指挥部之无胆识，其移动位置时，无一不违反军事原则，殊堪痛心，此为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来，未有之怪象也。”[2]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又斥责第9战区“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定可打败敌人，定可俘获敌人很多官兵，定可缴获敌人无数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根据日方记录，“早渊支队……翌28日完全占领长沙……第十一军认为完全达到了作战目的，10月1日日落后，开始返回”[3]，“作战结束后，军所报告的战果为：敌交战总兵力约五十万，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被俘四千三百人。日方损失：战死一千六百七十人（内将校一百二十二人）、负伤五千一百八十四人（内将校二百七十二人），去向不明者十四人，马匹战死一千一百六十八匹、负伤一千零九十二匹。”[4]。但是日军伤亡实际上很可能远高于此，因为会战期间国军曾经反攻宜昌以牵制进犯长沙的日本第11军，而驻防宜昌的第13师团主力约1.8万人左右(该师团1941年兵力约为26,214人[5]，参与进攻长沙之部队约7,711人[6]，故留守之师团主力兵力约1.8万人，包含8个步兵大队，战斗兵兵力约为1万人)，经过10多日激战，该师团处于覆灭边缘，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一度下令烧毁第一线联队送回之军旗与机密文件，并准备与各幕僚部长自杀[7]，直至友军来援方得以幸免，另根据侵华日军老兵在战后编写的部队史《若松联队回想录》所载，在宜昌遭遇国军围攻的第13师团下辖步兵第65联队可确认阵亡人数为213名，包括军官24名（含5名中队长），然该联队在10月18日接收252名辎重兵补充人员（足见日军在本次会战前即准备大量补充人员，若以步兵第63联队的台儿庄战斗详报为参考，一般步兵伤亡数量将是辎重兵数十倍，足见日军为此役准备的补充人员人数十分可观，且重伤致残者以外的伤兵应不在补充范围，然会战前准备的补充人员数量仍不足以补齐本次会战造成的大量缺额），12月31日接收补充人员13名（军官与见习士官），隔年1月12日接收补充人员219名（一般步兵），4月4日接收数量不明的补充人员（考量辎重兵占的兵力比例，极可能是数量为辎重兵10多倍的一般步兵），再考量轻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且重伤患应在这数个月内康复出院，该联队应多数人员于本次战役遭国军击毙，阵亡总数必远大于213名[8][9]。而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下辖的独立步兵38大队大队长也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前根据此前经验教训，在战前会议提到一个中队(兵力约近200人)要有战死35人可能的准备(以此推论本次会战日军正面进攻长沙之各步兵中队应平均死伤6成)[10]。同样参与本次会战的第116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也在会战结束后接收来自其他单位的数百名人员以维持补充人员到来前的兵力完整（以此推估该联队于此役阵亡与伤重致残等永久性损失约为数百名之众，可恢复之伤兵不考虑在内）[11]。据此，日军实际伤亡肯定远超出公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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