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与大卫·艾吉（David Edge）（1996），技术的社会形塑（英语：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SST）的中心思想是，无论设计、单个的制品，还是创新计划的方向或路径，都有着多种可能的选择（尽管未必是有意识的选择）这一理念。[1]
如果科技不是从预设好的逻辑或单一决定因素的发展中涌现出来的，那么创新就只是个“小径分叉的花园”（garden of forking paths）。它会有不同的路线，通向不同的潜在的科技产出。重要的是，这些选择可能对社会与特定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影响。
技术的社会形塑是众多关于技术的模型之一，其他模型有1980年代麦肯尼兹（MacKenize）与沃克曼（Wajcman）的社会关系、聘奇（Pinch）与比耶克（Bijker）的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T）框架，以及卡龙（Callon）与拉图尔（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而来。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如对创新的线性模式以及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技术的社会形塑与这些理论的不同点主要是，它关注社会和技术发展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塑造创新的选择。技术的社会形塑重点探究不同技术选择的物质性后果，批判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遵循自己的发展路径，不受人类影响，并反过来又影响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形塑理论支持者认为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的。
这一理论的一些版本认为，技术会通过可供性（affordances）、约束性（constraints）、前提条件（preconditions）和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影响社会（Baym，2015）。可供性是指技术使我们生活中的特定任务变得更容易，而约束性则使任务更难完成。技术的前提条件是对充分发挥技术潜力至关重要的技能和资源。技术的意外后果是技术导致的预料之外的影响和冲击。手机是技术的社会形塑的一个例子（Zulto 2009）。手机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了为人们提供了可以接听电话、回复电子邮件、检索信息和完成许多其他任务的手持式电脑，使生活更加便利（Zulto，2009）。然而，对于那些不精通技术的人来说，它也有限制，对许多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设备的社会人士造成了阻碍。手机还有一些前提条件，比如月度账单和充电的场所。它还有许多意外后果，比如手机会使许多人分心。
根据技术的社会形塑理论，不仅技术影会响社会，社会也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技术（Baym，2015）。例如，在贫穷国家，手机的普及是由于它比电脑和互联网服务更便宜（经济），政府规定使得手机服务提供商建立网络相对容易（政治），以及手机更便携，很容易适应不同文化对移动通信的需求（文化）。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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