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時代（Edwardian era）指1901年至1910年英皇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有時甚至延續至1914年，介於維多利亞時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維多利亞時代中後期和愛德華時代被認為是大英帝國黃金時代。
1901年1月22日維多利亞女皇逝世，維多利亞時代結束，愛德華七世繼位英皇，開啟了愛德華時代。和甚少在公眾場合出現的維多利亞女皇不同，愛德華七世是潮流精英的領袖，喜好遊覽，建立了受歐洲大陸藝術和潮流影響的時尚。自由主義者在1906年重新執政並進行改革。這一時期摩洛哥危機發生、日俄戰爭，英國與德國、美國、俄羅斯等國競爭顯著。政治出現重要變化，勞工和女性的政治參與程度越來越深。[1]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創新技術湧現。歐陸學者，如馬克斯·普朗克和亞厘畢·愛因斯坦當時正在進行極為重要的研究。第一個諾貝爾獎也在這時頒出。同時間，歐內斯特·盧瑟福出版了有關放射的著作。也是在這段時間裏，古列爾莫·馬可尼里發出了第一個無線電訊號，萊特兄弟首次飛上天空。[2]
愛德華時代結束時，路易·布萊里奧飛過了英倫海峽。而世界上最大的船隻奧林匹克號開始處女航。羅爾德·亞孟森和羅拔·史葛的探險隊也到達了南極。
愛德華時代和平充裕，和其他時代相比與別不同。嚴重蕭條沒有出現，繁榮隨處可見。雖然英國在經濟增長率、製造業產量方面已經被對手美國和德國超過，但是英國仍然在世界貿易、金融和運輸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且在製造和採礦方面也有穩固基礎。[3]為應對全球變化，工業領域減緩了生產速度，而精英亦偏好悠閒享樂。不過這一時期的主要經濟成就仍然需要重視。世界金融中心倫敦的效率、範圍遠勝於紐約、巴黎和柏林。英國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國領土建立了巨額海外儲蓄。英國在美國的各行各業中，都有巨型的金融控股公司。這些資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替軍需付款時，顯得極其重要。全國各地的便利設施不斷增加 - 周圍一片繁榮景象。工人開始進行政治抗議活動，爭取在政府中有更大的聲音。不過，在1908年之後，英國才出現程度較高的工業騷動。[4]
埃德溫·魯琴斯、查理斯·雷尼·麥金托什和賈萊斯·吉爾伯特·史葛都是當時著名的建築師。雖然歐洲大陸當時流行新藝術運動，但是英國相當多公共建築物都採用了愛德華時代巴洛克（Edwardian Baroque）建築風格。很多設計師都從克里斯多佛·雷恩處取得了靈感。愛德華時代的建築師不再帶有上一時代建築師的折衷主義品味，令佐治時代建築（Georgian architecture）風格、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復興。
和愛德華時代相對應的法國時期是美好年代。這一時代雖短，卻有獨特的建築風格、時尚和生活方式。新藝術運動的影響力尤其強大。汽車和電力發展對藝術家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同時間，他們的人權意識也越來越強。
愛德華時代英國階級制度極其森嚴。經濟和社會變化創造了社會流動性更大的環境。這些變化包括社會主義越來越受到重視、窮人困境得到關注、女性地位產生變化和經濟機會變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上變化的過程變得更加急促。
雖然墮胎是犯法行為，但是，它仍然是最為廣泛的生育控制方法。[5]墮胎女性多數出身工人階級，她們墮胎不但是為了停止懷孕，也是為了避免陷入窮困和失去工作。[5]如果女性因為接受墮胎手術，從而死亡或者患病，那麼進行手術的醫生有可能被判監禁，甚至死刑。運送生育控制用品的人可被依法處罰。[5]隨着生活質素提升，生育控制和墮胎變得更加普遍。民眾不追求人數眾多的大家庭，相反，他們追求人數較少的小家庭，以過上較為舒適的生活。隨着時間的推移，生育控制用品的價格變得越來越高，但是，它卻有甚高的失敗率。[5]和使用生育控制用品不同的是，墮胎並不需要任何事前計劃，費用也較為低廉。報紙上的廣告也間接地宣傳推銷墮胎藥物。[6]並不是所有社會上的人都接受生育控制和墮胎，反對者認為兩者都是罪行，而且是同一種罪行。[5]和鄉郊相比，城市的墮胎現象較為普遍，因為鄉郊居民接受墮胎比較困難。墮胎有可能導致女性患病或者死亡。[5]服用鉛丸者，會經常有嘔吐感並且頭痛，在某些案例中，還會出現手部癱瘓。[5]女性經常受騙購買無效藥物。[5]很多內科醫生不願進行墮胎手術的原因不單是因為他們擔心因此受到法律制裁，也是因為他們視墮胎手術為有可能危害女性生命的不道德行為。[6]因為墮胎是非法行為，而且有很多內科醫生不願進行這一手術，所以，不少女性代替專業醫生，使用鈎針一類的器具進行墮胎手術。[5]當時多數的女權主義者將焦點放在女性教育和就業上面，沒有關注生育控制和墮胎這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和濫交、賣淫有關。[5]教會批評墮胎這一行為，稱之為不道德的行為，違反了女性生育的角色。[5]很多人都認為墮胎是一種自私的行為，令人得以逃避責任，造成道德墮落。[5]已有子女又不願增添子女的女性，經常用墮胎解決問題。因此，家庭規模大幅縮小。[6]
1834年濟貧法（1834 Poor Law）對需要救濟的人，作出了定義。這一法令反映出當時的性別狀況：男性是收入來源。法令限制了失業健全男性可以接受的救濟金額，因為當時的觀念認為，這樣做會促使他們尋找工作。女性受到區別對待。濟貧法通過後，女性和兒童得到大部分的援助。女性在法律上不是獨立的個體，她們和兒童屬於同一類別。[7]假若一個已婚男性身體殘障，那麼在法律當中，他的妻子也會被歸為殘障人士。[7]未婚母親會被送到濟貧院，受到不准在星期日上教堂等不平等對待。[7]女性遇到婚姻糾紛，經常會失去子女撫養權，即使她們的丈夫行為不當，情況往往也是一樣。[7]
當時單身母親是社會最貧窮的人，有至少四個不利之處。第一，女性壽命一般較長，往往造成丈夫逝世但是，仍然需要養育子女的情況出現。第二，女性的工作機會較小，薪酬也較低。第三，女性亡夫後再嫁的機會較小，這個情況下女性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7]第四，貧窮女性的膳食一般較差，因為她們的家人一般會分得較好的食物。很多女性營養不良，缺乏醫療保健。[7]
當時英國無論是在城市地區抑或是在鄉郊地區，都有大量男女家僕。[8]富裕人士依靠工人階級男女打理家務。[8]僱主除了向僱員提供衣、食、住之外，還向僱員提供一份微薄的薪金。在大宅的自我封閉社會制度內生活。[9]因為越來越少人願意從事這一行業的工作，所以家僕數量在愛德華時代不斷下跌。[10]當時未婚男性受僱為家僕的機會高於已婚男性。[10]
上流社會的人士在這一時期喜好進行悠閒運動，令時裝快速發展，更加輕便靈活的服飾出現。愛德華時代女性內穿緊身胸衣，外穿長裙。愛德華時代之後，胸衣不再是女性日常衣着。按照亞瑟·馬威克的說法，大戰期間最引人注目的時尚發展，是女裙的變化，「雖然，大部分事情被政治家恢復到戰前的原狀，但是，女裙下擺失掉的幾寸卻沒有人補回去」。[11]
當時的著名作家有J·M·巴里、阿諾德·本內特（Arnold Bennett）、G·K·卻斯特頓、約瑟夫·康拉德、約翰·高爾斯華綏、肯尼思·格拉姆、E·內斯弼、碧雅翠絲·波特、薩基、蕭伯納、H·G·威爾斯、伊迪絲·華頓和P·G·活豪斯。作家在這一時期出版了大量小說和短篇故事。知識分子作品和大眾作品之間出現明顯差異。A·C·布拉德利（A. C. Bradley）的莎士比亞悲劇（Shakespearean Tragedy）是最出名的文學批評作品之一。由艾爾弗雷德·哈姆斯沃思，第一代諾思克利夫子爵等出版業大亨操控的大眾報紙變得越來越重要。[12]
當時的錄音設備，如播放蠟筒唱片（Wax Cylinder）的留聲機對現時的標準而言音質差劣。無論是業餘人士亦或是專業人士都經常進行即場演奏。亨利·活（Henry Wood）、愛德華·埃爾加、古斯塔夫·霍爾斯特、阿諾德·巴克斯、佐治·巴特沃斯（George Butterworth）、雷夫·佛漢·威廉士和湯瑪斯·比徹姆都是當時的音樂家。夏季時軍樂隊、管樂隊會在公園演奏。[13]
當時的電影十分原始，所以民眾比較欣賞表演。音樂廳（Music hall）在當時非常普遍。愛德華時代具有影響力的表演家有維斯塔·蒂利（Vesta Tilley）和小廷奇（Little Tich）。[14]
當時最成功的劇作家是W·森麻實·毛姆。1908年時，他有四處戲劇同時在倫敦上演。笨拙（Punch）雜誌也推出了一幅毛姆的漫畫。他的戲劇和他的小說一樣，劇情架構大致相同。不過，這一時期內，蕭伯納、哈利·格蘭維爾-巴克爾（Harley Granville-Barker）等新戲劇作家也開始崛起。亨利克·易卜生、格哈特·霍普特曼等歐陸劇作家的作品也開始引入英國。
亨利·歐文爵士（Sir Henry Irving）、佐治·亞歷山大爵士（Sir George Alexander）和夏拔·畢爾邦·特里爵士（Sir Herbert Beerbohm Tree）的經理人制度開始衰落。
1908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於倫敦舉辦。不同運動在不同階層的歡迎程度，往往符合階級劃分。富裕人士喜愛網球和遊艇，而工人則偏好足球。
阿斯頓維拉足球會在這一時期一直保持超群絕倫的地位，在1905年第四次贏得英格蘭足總盃冠軍，在1909年第六次贏得甲級聯賽冠軍。般尼足球俱樂部在1910年為慶祝成功，採用了紫紅和藍的俱樂部色。新特蘭足球俱樂部在1901年贏得了第四個甲級聯賽冠軍。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紐卡素聯足球俱樂部和曼徹斯特聯足球會也在這段時間內崛起，贏得第一個甲級聯賽冠軍。
愛德華時代早期，第二次布爾戰爭將英國政治家分為反戰和主戰兩派。發表演說反對戰爭的演說家，如自由黨人大衛·勞萊·佐治變得越來越重要。不過，當時執掌政權的是約瑟夫·張伯倫等統一主義者（Unionist）。統一主義者主張進行關稅改革（Tariff Reform），將大英帝國整合為一個單位。不過這一主張受到自由黨人反對，自由黨人聲稱改革會導致食物價格上漲。結果，在1906年大選中，自由黨取得了壓倒性優勢。不過，自由黨在上台執政後，受到保守黨操控的上議院阻撓，無法推行激進政策。上下議院圍繞勞萊·佐治的人民預算（People's Budget）爆發了衝突，這場衝突後來導致政府和君主向上議院施壓，迫使上議院通過削弱自身權力的1911年國會法令（Parliament Act 1911）。1910年大選結束後，國會進入懸峙狀態，令勢力平衡取決於工黨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Irish Nationlist）。
愛德華時代常被後人想像成一個浪漫的黃金時代，有夏日午後、遊園會，還有大英帝國的不落太陽。一群以懷舊之情，越過大戰深淵，回憶愛德華時代的人在20世紀20年代建立了這種觀感。[15]也有人認為，愛德華時代和取得巨大成就的維多利亞時代、遭到巨大災難的一戰時期相比，不過是一個平庸的享樂時代。[16]近期的學者強調這一時期貧富懸殊嚴重，認為這一時期的事件預示往後政治和社會生活會出現巨大變化。[1]穿破褲子的慈善家（The Ragged-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就是這一時期的社會批評作品。
對這一時期的浪漫想像受到現代歷史學家質疑。歷史學家羅倫士·占士（Lawrence James）指出20世紀初的英國人感到其他強權如德國、俄國和美國對他們的威脅越來越嚴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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