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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许多资料。
《水经注》一书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唐代诗人陆龟蒙有诗“高抱相逢各绝尘，水经山疏不离身”，可见唐代已大为流行。[1]至北宋时已经缺5卷。[2]清代王先谦认为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右”[3]。《水经》记载的河流仅137条，大量的支流被忽略了；《水经注》则记录更小的支流，所以《注》里记述的大小河流竟多至1252条，是《水经》的近10倍，《渐江水》原本只有“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十六字，《水经注》中的注解竟长达六千字。此外还有五百多处湖泊和沼泽，湖泊类型名称有14个，即湖、泽、海、坈、陂、浦、渊、潭、池、薮、渚、塘、淀、沼等。二百多处泉水和井水等地下水，伏流有三十余处，瀑布六十多处，岩溶洞穴四十六处，温泉三十一处，各种桥梁超过九十座，津渡亦有九十余处；建筑方面记有中外古塔三十多处，宫殿一百二十余处，各种陵墓二百六十余处，寺院二十六处。而且观察得也很仔细，例如对温泉温度分5个等级，依次为“暖”、“热”、“炎热特甚”、“炎热倍甚”和“炎热奇毒”。有些地方详细记下了河谷的宽度、河床的深度、水量和水位的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等，如洞庭湖“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华池“池方三百六十步”，黄河孟津河段的冰层厚度“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
〈河水〉一篇，专讲黄河及其上游水系，是《水经注》全书最长的一篇，凡五卷，占《水经注》全文的七分之一，《水经注》对二次黄河改道称之为“大河故渎”和“王莽河”。〈河水〉卷五甚至描述了古印度的恒河、印度河和孟加拉湾的水文地理。
《水经注》不仅讲河流，还详细记载了河流所经的地貌、地质矿物和动植物，所记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有20余种，岩石19种。《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县）僵人峡还有人类化石。后世可以从中了解古代的耕作制度、古代植物种类和植被分布，动物的地区分布及其活动的季节性，以及古人如何利用它们取得经济效益。《水经注》还载录了不少古代的陵墓以及墓前碑刻。
《水经注》所记载的地名高达二万处左右。[4]清人钱大昕发现汉初分封的侯国，在班固的《汉书》中已经记载不完全了，但《水经注》里竟能索得十之六七。[5]
郦道元写景文字，遣词精当，能以不同风格的语言，表达不同性格的山水，仅就描写瀑布，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多收录生动优美的故事神话、人物典故、民俗物产、人文遗迹、建置沿革、民间歌谣、谚语方言，“词组只字，妙绝古今”，引书多达437种[6]，辑录汉魏金石碑刻350种。唐代李白、杜甫的诗篇里，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章实脱胎于《水经注》。宋初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引用此书甚多。宋朝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7]清朝人刘献廷称此书为“宇宙未有之奇书”[8]。丁谦推此书为“圣经贤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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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因循黄河河源为昆仑山的错误，卷一说：“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唐代杜佑在《通典》说它“灼然荒唐”，宋代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亦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10]卷十四《濡水》：有“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一语，并说︰“然卑耳之川若赞溪者，亦不知所在也”。郦道元推断“赞水”在汉朝时已经“苞沦洪波”，清人赵一清还认为赞水是辟耳山的拘夏溪。[11]事实上，这都是以讹传讹，“有赞水者”指的是赞引渡水之人，清人孙诒让指出此文见诸于房玄龄注《管子․小问》就解释过这个问题。[12]
由于郦道元是北朝人，未必能亲临南方水系，记录不免简略，有不少错误；[13]卷二十九〈沔水〉写沔水（今汉江）“又东至会稽余姚县，东入于海”，是重大错误[14]；事实上，《水经注》记载的北方诸水，错误也不少。陈桥驿曾以卷十四《濡水》一篇为例，经“濡水从塞外来，东南过辽西令支县北”注中，注文对濡水发源的记载，即是一个明显的错误。[15]又由于受到《山海经》、《穆天子传》的影响，《水经》甚至有荒诞不经的内容，例如称济水“三伏三见”，《尚书·禹贡》最早提出“三伏三见”的特性，甚至《梦溪笔谈》亦载：“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卷三十九《庐江水》，则是一条不存在的河流，很明显是受到《山海经》的误导。[16]郦道元以岷江为长江之发源，这是受到《尚书·禹贡》的误导。大陆郦学专家陈桥驿甚至认为郦道元并没有到过三峡，实是参考袁山松的《宜都记》。《水经注》喜引奇文[17]，有时并不加以考订，清人全祖望称其“过于嗜奇，称繁引博”，凌扬藻也说“但嗜奇博，读者眩焉”，卷一还包括印度河和恒河的上源在内，也存在不少错误，明代杨慎称其“泛引佛经怪诞之说，几数千言，亦赘已”[18]，周婴亦提出过批评：“皆蹑法显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其间水陆未辨，道里难明，所计差池，厥类亦众。”，黄宗羲亦称“开章河水二字注以数千言，援引释氏无稽，于事实何当，已失作者之意”[19]；章巽在其《水经注和法显传》一文详列错误。《水经注》说：“洹水出上党泫氏县。水出洹山，山在长子县也”，也是错的，洹水应发源自河南省林州市的林虑山，最早在《后汉书·林虑》条下晋徐广作注即说：“洹水所出，苏秦会诸侯盟处”；光绪八年(1882年)山西《长子县志》即指出《水经注》的错误：“案洹水出林虑山，东流入淇，去长子甚远，郦注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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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者十分重视《水经注》，对研究《水经注》的学问称之“郦学”。郦学是指针对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研究，一般可分三大学派：考据学派、词章学派以及地理学派。另外还有一宗戴震校勘《水经注》时卷入抄袭赵一清成果的百年公案。目前陈桥驿著《郦道元评传》可视为研究郦道元的典范著作。
《水经注》不同版本中，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笺》、《七校水经注》、《水经注释》、《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合校水经注》及《水经注疏》为最著名。胡适曾经用二十多年的光阴研究《水经注》，写有七十余篇的手稿，辑入《胡适手稿》一至六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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