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懿县，中国古代的县。
唐朝贞观十六年（642年）置，为溱州治。治所在今重庆市万盛区西南青羊镇。北宋废。
荣懿县其治所究在现何处，史志界持有不同见解。一认为在青羊市(原属綦江县)。另认为荣懿的治所在万盛场(原南川县)。
“荣懿县(寨)治所·南平僚——略论万盛历史中的两个问题”，孙龙英，《万盛文史资料》，政协重庆市万盛区委员会编，第99-101页。荣懿县(寨)治所今万盛区辖地，唐朝时期为荣懿县，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隶属溱州。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改县为寨，熙宁八年(1075年)，隶属南平军，泯于南宋末。荣懿县、寨，历时共600余年。其治所(即驻地)究在现何处，史志界持有不同见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以《遵义府志》、《綦江县志》两书为代表，认为在青羊市(原属綦江县)。清朝道光年问的綦江县名儒罗星(罗春堂)根据嘉庆初年在金兰坝峁老山南宋赵牟氏墓内所发现的《墓志铭》所述：“孺人处荣懿，舅姑处新市，相距～舍”等浯，在其主编的《綦江县志》“卷之九·古迹”和“卷之九·废溱州”两段中推定：“荣懿、新市等地，疑在今扶欢坝、青羊市等处”、“青羊市即荣懿也”。并以在青羊市发现的《城隍寺碑记》中所述：“是处城隍即古荣懿县遗封”为证。受上述两书影响，国内某些地名专著和历史地图，不仅把荣懿县的治所，而且把荣懿寨的治所，写成或标注青羊市。然而他们的推定有若干不能令人信服之处；其一，不符合历史实际。赵牟氏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迁葬于金兰坝，荣懿由县改寨已95年，罗星等人忽视县、寨建制的变化，以南宋时期的荣懿寨与唐朝的荣懿县对号入座，欠妥。其二，不能自圆其说。如果荣懿在扶欢场，新市系青羊市，就会否定“青羊市即荣懿”的推定。如果青羊市即荣懿，扶欢系新市，也不妥，因为扶欢场在其历史沿革中从无“新市”的称谓。唯有青羊市旧名兴旺市，讹称新市。由此可知，荣懿既不可能是扶欢场，也不是青羊市，必在它处。其三，不合情理。赵牟氏处荣懿，舅姑处新市，如果荣懿、新市是指的青羊市和扶欢场，她死后，为何不葬于青羊市或扶欢场，却远葬于距青羊市30华里的金兰坝山坡上?其四，《城隍寺碑记》仅只证明“是处城隍即古荣懿县遗封”，不能证明城隍寺在荣懿县驻地。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以民国17年(1928年)出版的《南川县志》为代表，认为荣懿的治所在万盛场(原南川县)。该书“卷一·古迹·荣懿镇”一段中写道：“惟荣懿所在，遵义府志、綦江县志俱指为青羊市，亦仅据赵牟氏墓碑揣度言之，而吾邑万盛场外大石坝傅氏宅旧称荣懿镇，距青羊市仅四十里，或即当日县治所在未可知也，又场侧最近地名犹有大堂坝，有石梯石狮，有南门桥，过桥里许，有武庙，有东岳庙，稍远山岭上有文庙废址，一切规模形踪，俱乡市所无”。民国19年(1930年)出版的《桐梓县志》亦持此说，该书“卷八·舆地志下·荣懿废县”一段中写道：“今据《赵牟氏墓志》考之，中有孺人处荣懿舅姑处新市相距一舍等语，盖青羊市即旧名兴旺市，新市即兴旺市之讹称也。所谓距一舍者，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其距新市实三十里，唯南川县之东乡坝有荣懿镇，今称镇子上。今其墓在金兰坝，去镇子上不出十里外，可知镇子上之为荣懿矣”。上述两书的观点，亦仅根据万盛场的历史地理状况分析推定，无碑碣遗文可作佐证。1994年5月，在我区万东镇新民村境内，出土了《宋太夫人陈氏墓志铭》墓碑，碑文中两处提到了荣懿。一是正文首行：“河北磁州(注：今河北省邯郸市)进士武思永，避靖康之乱，迎侍南来，飘寓南平荣懿”；二是正文后段武思永之母陈氏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七月三十日去世后，十月二十五日“卜吉葬于荣懿寨之南，八面山下，溪桥之侧”，明确地指出了宋朝的荣懿寨(低于县的政权机构)隶属南平军，在陈氏墓的北面，澄清了史志界对荣懿寨治所的争论。万盛场在墓北，距约7华里，系荣懿寨治所无疑。而青羊市则在陈氏墓南，距约20余华里，系《赵牟氏墓志铭》所述之新市，并非荣懿。至于唐朝荣懿县的治所是否在万盛场或青羊市，目前尚无确凿可信的文史资料或碑可考，有待继续查证。对此，应抱科学态度，不能迷信“权威”，某些史志资料和专家之言，主要采自罗星的主观推定，不足为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