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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末年,南宋政府铜钱紧缺,开始以票据“会子”应付开支,先在临安地区使用,叫“东南会子”。
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为临安太守,仿照四川发行的交子,将会子官办[1],“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南宋正式成立行在会子务[2],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在东南各路流通,又称“东南会子”。由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临安,“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
政府发行会子后,经反复尝试,最后订立“钱会中半制”,即政府开支以一半铜钱、一半会子支付。实行“钱会中半制”是为了维持会子信誉,防止贬值。部分地区,如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湖南等,亦发行会子,逐渐流行,成为主要货币,铜钱开始消失,人们也用会子标价。
宋孝宗时军费膨胀,政府进一步增发纸币。增发的纸币无法全部在临安兑换铜钱,政府下令“都督府会子”(又叫“淮南交子”)和“湖北会子”分别在建康和鄂州兑钱,以免加深临安钱荒,防止其他地方的会子流入京城。孝宗一度下令江北不可使用东南会子,但此举妨碍商人贸易,后来江北亦可使用东南会子,但不可兑换铜钱。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3]
时值宋金战争期间,金海陵王完颜亮率领大军南下,钞票不断印制,不数年发生贬值现象。到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贯)。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下诏出内库银二百万两以500万新会收换旧会,收旧会子焚弃。隔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
南宋起初尽力维持“钱会中半制”,不轻易改变比率,但铜钱腾贵,政府先在收入方面于弃“钱会中半制”,提高会子比率,甚至全由会子缴纳。由于铜钱收入减少,开支方面无法维持中半制,唯有全用会子。会子价值虽跌,却逐步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会子可用作缴纳两税、折帛钱,故农民也使用会子,纸币发展迅速。
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杭州会子库设置监官。开禧三年(1207),南宋发行会子的金额平均相当于其赋税收入金额的82%[4]。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度是一亿一千五六百万贯,已经高达乾道四年的11倍。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增印五百万道作抗金军费。
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为防止伪钞的流通,会子的发行有分界之说,分界即期限。乾道四年始有分界,会子分界发行后,三年为一界,旧会子收回,但未严格执行[5]。淳佑七年(1247年)甚至规定第17、18界会子更不立限,取消了分界发行办法,最后造成了通货膨胀[6],十八界会子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7]
另有铅锡会子,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8]史料上载的会子还有钱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
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以后,有李全之乱,隔年有蒙古帝国兵攻川、陕,到了绍定五年会子高达三亿二千九百多万,增加33倍,伪造纸钞更多。淳祐五年(1245年)又有大量军需。淳祐六年(1246年)各界会子共计六亿五千万贯。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已达恶性膨胀的现象。淳祐九年(1249年)会子每贯合铜钱六百文足钱。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当国,又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每贯折合铜钱七百七十文。元兵南下后,会子与关子皆被钞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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