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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町（日语：日本人町／にほんじんまち Nihonjin-machi），又称为日本町、日本街，指的是历史上位于东亚（日本以外）和东南亚的日本人社区。与其类似的概念包括“日本街（日本人街／Japantown）”，它们的相异之处为前者为历史概念，多指古代的海外日本人社区（尤其是商贸意义的定居点），后者则多指现在的海外日本人社区。
16世纪至17世纪，日本人的海外活动开始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区逐渐繁盛。因此，当时一些日本人为了方便海外活动而逐渐移居他国，日本以外的日本人社区陆续出现，其中一些稍具规模的则被称为“日本人町”。日本人町在当时这些地区的主要港口或政治中心常可以被发现，且对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由于商业、政治、宗教等原因活跃在这些地区及海上。16世纪，这样的海外活动迅猛增加。日本战国时代的内战致使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武士、佣兵、普通商人以及罗马天主教（吉利支丹）难民，转而来到海外去寻找财富。这些离开日本的人包括很多在内战中效忠失败方的武士、一些浪人以及万历朝鲜战争或其他战争中的的退役军人。另外，由于丰臣秀吉和其后的江戸幕府皆禁止基督教，很多日本教徒离开本国，其中很多人则去往天主教盛行的马尼拉[1]。
中国明朝政府对中日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实行海禁政策，因此东南亚成了日本商人的首选。1557年以后，中国取消了对东南亚贸易的禁令，一些因为触犯次禁令而被视为海盗的商人因此开始合法活动，而中日间的直接贸易仍然是非法的[2]。等等这些因素致使当时东亚和东南亚间贸易往来的繁荣，这一时代被东南亚史研究者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d）称为“商贸时代（the Age of Commerce）”[3]。
当时的日本人在海外从事多种职业，其中大多数为商人、被雇佣者、船员、士兵、手工劳动者[4]。1590年代由丰臣秀吉创设并在17世纪的德川家康时代继续施行的朱印船制度，使这些海外贸易等活动达到了高峰。通过这些海上活动者及其海外社区，日本的转口港贸易在东南亚繁盛起来。很多活跃的港口都有港都首长（port master）或日本人町首长（head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这些港都首长在马来和印度尼西亚被称为“沙班答（syahbandar）”，他们监督日本人町内居民的活动，是日本人町与当地政府间的联络者，并负责协调该港口与非本地居民的日本人间的贸易活动[5]。
日本人町在东南亚的繁荣持续了约30年。然而它们在此后逐渐走向了衰落。1630年代，江户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1635年，日本人的海外旅行被禁止，甚至从海外回日本也同样被禁止。一些东南亚的日本人町持续到了17世纪。此后，日本人的海外贸易逐渐被中国人、荷兰人和东南亚人所替代，但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仍在很多港口的商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纪末，由于缺乏新的日本移民，这些日本人町逐渐消失或被当地居民所同化。
在这段简短但却充满活力的时代里，日本人町在在这一地区的很多主要港口都有存在，其中包括：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越南阮主政权（广南国）的会安、西属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柬埔寨的金边等，其中最大的[6]，亦可能是最有名的日本人町则位于大城王国（阿育陀耶），它的日本人町首领山田长政同样受到当地大城王国（今：泰国）王室的赏识并加官授爵。山田长政手下有一个由700个日本人组成的军队，并在镇压起义、内战、王位继承争议等事务上发挥作用；他亦被允许专卖某些特殊商品，如鹿皮等，另外，他也被一些省份授予多种至少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职位[7]。
另一方面，虽然越南北部的东京在这个地区的丝绸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当地的郑氏政权却反对日本人町的存在。这多是由于出于对这些日本人出身的考虑（许多武士充当海盗和雇佣兵），且他们常将武器和弹药从日本运往暹罗和越南南部（北方郑主的内敌阮氏广南国）。为了避免在其行政港口可能出现的暴力行为，郑主设法避免日本人的长期居住，但许多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日本商人仍常常在此处进行贸易。
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人口最多时的1620年代曾达到1500人[6]。当时的大城王国于1570年开始同日本进行正式的商贸往来，此时，其与日本南边的邻国琉球的商贸已进行了一百多年。1570年亦是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始建年代。这些日本“冒险者”多数为离开日本寻求财富的浪人，他们被大成王国的统治者所欢迎，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委以侍卫、军人等职务。大城王国当时与缅甸常有交战，这些出身武士的日本士兵常参加此类战争。大成王国与日本江户幕府也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8]，并从日本运来武器弹药。到162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大城王国最大的商贸伙伴之一[9]。
大城王国与日本之间良好的商贸和外交关系持续了约六十年，直到1630年的一系列政治丑闻导致了幕府与这个王国的关系开始紧张。宋当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ทรงธรรม，英：Songtham）死后，巴萨通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ปราสาททอง，英：Prasat Thong）通过政变取得王位，这个政变的一部分即为杀害日本人町首领山田长政，因为他也在朝廷有重要影响并担任王室的日本人侍卫的首领。担心来自日本人町的报复，巴萨通王下令烧毁阿育陀耶日本人町，并将其内的很多居民驱逐或杀害。很多日本人逃到了柬埔寨，一些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国王特许返回大城王国[10]。幕府将军认为巴萨通王并非王位正统继承者，并减少了与该国的联系。此后的海外贸易被中国和荷兰的商船所继续。虽然正式邦交在那莱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รายณ์มหาราช，英：Narai）1657年继位以后仍没有恢复，但在一个日本人町发挥了较大作用的事件之后，王室开始逐渐批准对日贸易[11]。
后来，日本人町再度恢复，并仍在对日商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7世纪末，它逐渐被暹罗人同化后消失。日本人町的大部分在该地1767年被缅甸人占领之后遭到破坏[12]，有一小部分当年的房屋存留至今。如今，该日本人町遗址已经成为了一项考古研究的课题。日本裕仁天皇和明仁天皇曾来此访问。
离岘港（越：Đà Nẵng／沱㶞）不远的会安，是越南近代最大的港口[13]。与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相比，会安日本人町规模相对较小，它的居民约有几十户，而当时在会安的中国人则约有数千[14]。尽管如此，会安日本人町对当地的贸易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日本国内对丝绸的大量需求，使得每年日本商船的来往都会引起市场价格的周期性变动[15]。在“朱印船”时代（约1590年至1635年），平均每年来此的日本商船有10艘以上，这表明日本人在该地的贸易约占当时日本海上商贸活动的四分之一，并超过任何其他港口[16]。
每年中的几个月，当中国和日本的商船到达时，该地就会出现一些繁荣的商业市场，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商人便开始交易种类繁多的商品。会安作为一个中立港口的地位让它得以繁荣，因为在此地交易的中国和日本商人不被视为触犯明朝的海禁政策[17]。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日本人町的居民们则会在中国、越南商人中收集各种日本商人将可能购买的货物[15]。
第一批荷兰商人于1633年来此，并受到了来自日本人町首领的欢迎。江户幕府于1635年实施锁国政策，直接禁止日本人的海外贸易行为，根据荷兰人的记载，在这日本人与荷兰人同在会安进行商贸的短短几年中，日本人完全支配了这个港口的经济[18]。1635年以后，日本人与荷兰人之间仍有少量经贸往来，但日本人从中国人那里买来的丝绸却鲜能满足荷兰商人的需求，后者不得不面对供不应求而导致的高价格。
17世纪以后，会安的日本人町逐渐消失，并被越南人同化。根据当时的书籍、墓碑等，不但日本人町的居民内部通婚，有名望的日本商人家族也与越南阮氏家族（当时越南南方阮氏政权的统治者）存在通婚。这些商人家族的后代，有的至今还保存着与越南有关的传家宝[19]。
现在的会安是一个相对小而安静的旅游城市，其港口已经淤塞，这导致了其经济和影响力的下降。当年日本人町的具体位置现在仍无从考证，虽然学者们不断研究该课题，并使用当年的记录和考古发现。现在城内的被称为“日本桥”或“来远桥”（越：Lai Viễn Kiều／來遠橋）的古迹，向人们诉说着会安日本人町过去的繁荣。惯常的思维往往会认为这座桥标志着日本人町主街的入口，然而，实际上这座桥并非传统的日本风格，这一点让很多人对此观点产生怀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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