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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阿罗频多[注 1]（孟加拉语：শ্রীঅরবিন্দ，罗马化：Śrī arabinda；英语：Śri Aurobindo Ghose；1872年8月15日—1950年12月5日），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印度政治人物、哲学家、瑜伽士、上师、教育家、民族主义者、诗人[1]。他被印度人称为“圣哲”，与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通称“三圣”。
阿罗频多七岁时移居英国，并学于伦敦，于1893年后回到北印度，并于1905年－1912年带领北印度地区从事争取殖民自治的运动，任《敬礼祖国》等报刊编辑。以后在印度东南沿海的本地治里与他的灵性协作人密那·阿尔法萨合创阿罗频多修道院（1926年），从事著述。之后，转而研究哲学，神秘主义及瑜伽，他所创建改进的新瑜伽，也成为今瑜伽研习主流之一。1950年12月5日，阿罗频多卒于本地治里。
阿罗频多力图把印度的政治运动建立在印度宗教基础上，宣传印度教的理想也就是印度民族运动的理想，写有一百多篇著作，主要有《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吠陀的秘密》、《人类循环论》、《印度文化的基础》、《莎维德丽》等，其中一部分有徐梵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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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频多本名Aurobindo Acroyd Ghose，1872年八月15日诞生于印度孟加拉管辖区的加尔各答。其父Krishna Dhun Ghose是孟加拉朗布尔县一名助理外科医生，原是梵社宗教改革运动的一员，后在英国学医时一头栽入时兴的进化论观点。[2]
其母Swarnalotta Devi为Rajnarayan Basu之女，Rajnarain也是梵社的活跃份子。阿氏的母亲怀他时被送到加尔各答一处空气清新、有益健康的环境待产。阿氏有两位哥哥，分别是Benoybhusan和Manmohan Ghose；以及一个妹妹Sarojini和一个弟弟Barindra Kumar Ghosh（小名Barin，本名Emmanuel Matthew）。[3][4]
阿氏幼年在英语环境中成长，与仆人间则用印度斯坦语沟通。虽然阿氏一家是孟加拉族，其父却相信英国人在文化上优于他的族人，故1877年他和两个哥哥被送到大吉岭一所全英语的寄宿学校Loreto House，一方面可增进他们的语言能力，另方面是为了将他们与母亲隔开，因阿氏的母亲在第一胎出生后没多久就罹患了心理疾病。大吉岭是印度的英国文化之都，该寄宿学校系由爱尔兰修女经营，阿氏三兄弟在那里得以暴露在基督宗教的教诲和象征之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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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阿氏的父亲希望他的儿子将来能够进入印度公仆系统（ICS），ICS是一所1000多人组成的菁英组织，要进入的话英文必须流利，1879年阿氏举家遂移居英格兰。阿氏三兄弟被送到英国曼彻斯特接受欧式教育。[7]阿氏的父亲随后即返回印度，独将妻子留在伦敦接受医师的照料，而阿氏胞弟Barindra亦于1880年一月在此出生。
当时，阿氏的父亲透过Rangapur的英国朋友认识了一名公理会的牧师－Reverend W. H. Drewett，并将三兄弟安置在他曼彻斯特的家中寄宿。[7]（起先，阿氏三兄弟先住在曼彻斯特的莎士比亚街84号，并于1881年的人口普查前搬到Chorlton-on-Medlock约克广场29号。这次的人口普查阿氏也被纳入其中，登记的名字是Aravinda Ghose。）阿氏接受Drewett完全世俗化的辅导，在那里，谈论印度文化是不被允许的。寄宿期间牧师夫妇也教授了三兄弟拉丁语，因为学会拉丁语才能进入较好的英语学校就读。1881年，两个哥哥先进入曼彻斯特文法学校，阿氏因年幼无法入学，持续待在家里接受Drewett夫妇教导的拉丁语、法语、地理及算数。尽管Drewett已被叮嘱不得对三兄弟传教，但男孩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暴露于基督教的教导和活动中，这让阿氏甚感无趣，时而感到厌恶。英格兰期间，三兄弟与父亲甚少接触，书信往来亦然。[8]
Drewett于1884年移民到澳洲，男孩们被迫搬到伦敦与母亲同住（1884至1887年，阿氏住在伦敦谢泼德布希区圣史蒂芬大道49号[9]）。同年九月，阿氏与二哥Manmohan进入伦敦的伦敦圣保罗学校就读，大哥Benoybhusan则留在曼彻斯特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其间，阿氏学会了希腊语，又用三年的时间研习英语文学及诗歌，他也掌握了一些德语和意大利语。此外，阿氏这段期间也因Drewett之母的缘故陷入福音派的非难声中，这让他对该教派感到厌恶，阿氏一度认为自己应该是无神论者，随后又自诩为不可知论者。[10]
1887年，阿氏的父亲经历财务困窘，三兄弟遂迁入南肯辛顿自由俱乐部（Liberal Club）的刻苦环境。俱乐部的经理－詹姆士戈登－是阿氏的父亲在英帝国驻孟加拉官员亨利戈登的介绍下认识的，他俩是兄弟。[12]
到了1889年，阿氏二哥Manmohan决定以文学为业，而大哥Benoybhusan则证明了自己不符合ICS所须的入门标准。这意味着或许只有阿氏能满足父亲的渴望，而当阿氏的父亲财根紧缩，阿氏得用功读书拿取奖学金才能达成。[13]欲成为ICS公务员，考生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入门测验，还得在试用期间在一所英语大学注册读两年的书。阿氏在Oscar Browning的推荐下获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奖学金。[14]几个月后，他也通过了ICS的纸笔测验，在250名竞争者中排名第11位。随后，他在国王学院待了两年。[15]ICS试用阶段过后，阿氏因无意成为公务员，在马术考试时故意迟到好丧失任用资格。[16]
正当那个时候，印度古吉拉突邦巴罗达城的大君Sayajirao Gaekwad III恰在英格兰，经由詹姆士戈登的介绍，阿氏得以觐见大君并获得巴罗达城的官职。[17]随后，阿氏离开了英国启程回印度，[17]1893年2月，阿氏到达了目的地巴罗达。[18]同一时间，身在印度盼子归来的父亲因误信孟买中间人误报的沉船消息，以为阿氏已在葡萄牙沿岸遇难，伤心欲绝而亡。[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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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室利·阿罗频多的从政史
阿氏于1893年来到了巴罗达 (古吉拉特邦)担任政府要职，起先他在调查和结算部门，尔后又转到税收部和秘书处，直迄1897年，他也负责为巴罗达Gaekwad王朝的大君起草演讲稿，教授文法及其他杂务。[21]到了1897年，阿氏在工作的同时还担任巴罗达学院的兼职法语教师，随后晋升为副校长。[22][23]他在这段时间也自学了梵语和孟加拉语。[24]
待在巴罗达那段时期，阿氏同时为一份刊物《Indu Prakash》为文撰稿兼担任巴罗达的学校董事会主席，[25]而他也开始对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显出浓厚兴趣，但囿于政府要员身份，他只能在幕后投入政治活动，例如，行经孟加拉与中央邦时趁势与那里的独立运动分子串接，联系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Nivedita姊妹，并在巴罗达军队中为尼拉兰巴·斯瓦米提供军事训练（尔后派遣其组织孟加拉地区的反殖民运动）。[26]此外，阿氏受到中世纪法国对英格兰的反叛革命以及美国和意大利发生的起义所影响，在公共场合中，他提倡被动的不合作运动，但私下却秘密组织反抗运动好为公开起义做准备，此举是为了防止不合作运动失败。[27]
阿氏一再往返于巴罗达和孟加拉两地，一是希望能与失散的父母、亲友，包括表兄弟Sarojini与胞弟Barin取得联系，二是希望在孟加拉建立更多的反殖民组织。自从英殖民当局宣布孟加拉分治 (1905年)之后，他只在1906年回到加尔各答，上一次参访加尔各答是1901年，阿氏28岁，当时他娶了政府高官Bhupal Chandra Bose的14岁幼女Mrinalini，Mrinalini后来因1918年流感大流行卒于1918年12月。[28]
而在孟加拉，有了胞弟Barin的协助，阿氏与革命分子取得联系，激励了Bagha Jatin、Jatin Banerjee和Surendranath Tagore等激进分子。同时，阿氏也协助建立了一系列的青年军，包括1902年加尔各答的Anushilan Samiti。[29]
1906年，阿氏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议员，并参予了瑙罗吉领导的国大会议，力图贯彻四大目标：自治（Swaraj）、主权（Swadesh）、抵制、国家教育。1907年的苏拉特国大会期间强硬派与中间派摊牌对峙，阿氏与提拉克领导强硬派，会后自治两派分裂。[30]1907至1908年间，阿氏频繁赴浦那、孟买、巴罗达各地演讲、会见各式各样的团体，好宣扬他的反殖民立场。1908年5月，他再度被英殖民当局逮捕，罪名是涉嫌参与Alipore爆炸案。经过一年的隔离监禁，他在后续审判中获释。一出监狱，阿氏旋即出版了两份刊物，一份是英语版的《Karmayogin》、一份是孟加拉语版的《法》。他也在乌塔尔帕拉科特龙格发表了一篇演讲（Uttarpara演讲），暗陈其关切的焦点已由政治转向灵性事物，但英殖民政府因他新日报中的文章未曾停止过迫害阿氏，1910年四月阿氏移居本地治里，英国的秘密员警仍跟到那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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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七月，印度总督乔治·寇松实施了孟加拉分治，此举引发了阿罗频多等革命分子对英国政权的敌意，进而促使他们投入内乱等爱国行动。1908年，Khudiram Bose及Prafulla Chaki企图暗杀Magistrate Kingsford，他是一名法官，欲对印度爱国者判处极刑。然而，瞄准其马车的炸弹却投偏到另一辆马车上，因而炸死了两名英籍妇女，即是Pringle Kennedy的妻女。阿罗频多因而被控策划及监控整起攻击事件并单独求刑于Alipore监狱。Alipore炸弹事件的审判拖了一年，最后，1909/5/6阿氏被无罪开释，此案中他的辩护律师是奇塔兰詹·达斯。[33]
下狱期间，阿氏经验了灵性上的开悟，对人生的开法也产生了钜变：他不再以解放印度为终极目标。[34]阿氏表示他在狱中感受到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临在。他说：“有两个礼拜之久，斯瓦米[35]在我冥思时频频对我说法。”[36]据阿氏自传所载，这是他首度回到印度后感到的巨大平安，他无法言表，而这经验也断断续续地出现。当时，他对瑜伽没有任何概念，除了从友人Ganganath（也是Brahmanand Swami的弟子）那里学到的一点瑜伽原理之外，阿氏却在没有老师的教导下自行开始练瑜伽。[37]（1907年，Barin将阿氏引荐给Vishnu Bhaskar Lele，他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名瑜伽士。Vishnu Bhaskar Lele教导阿氏倾听内在引导，无须仰赖任何的外在上师或指引，阿氏深受其影响。[38]）
1910年，阿氏退出所有的政治活动之外，藏身于金德讷格尔，当时，英方因阿氏在《Karmayogin》发表了一篇文章〈致我的国人〉而欲以叛乱罪起诉他。而阿氏消失匿踪之后，逮捕状被压下、起诉罪也往后延。1910/4/4，阿氏诱导警方公开行动并发出逮捕令，但他却已逃入法属殖民地本地治里而不受英国法律制裁。[39]逮捕行动因而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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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阿氏移居本地治里。在本地治里期间，他将精力全部放在哲学与灵性的追求上。1914年，经过四年与世隔绝的瑜伽修行之后，阿氏创办了哲学月刊《Arya: A Philosophical Review》，该刊持续发行到1921年为止。多年之后，阿氏又重将月刊文稿编修成系列丛书，包括《神圣人生论[40]》、《综合瑜伽[41]》、《薄伽梵歌论[42]》、《吠陀经奥义[43]》、《秘火诵赞[44]》、《奥义书》、《印度文艺复兴[45]》、《战争与自决[46]》、《人类循环[47]》、《人类统一的理想[48]》及《来世诗篇[49]》均出自这份月刊。[50]
在阿氏讲学的初期，只有少数跟随者，日积月累下来，追随者渐渐增多，1926年，阿氏创办了阿罗频多修道院。[51]也是从1926年起，阿氏始以室利·阿罗频多来署名（“室利”为Sri的音译，原为梵文，意指“神圣的”，常作敬语用）。[52]
那之后，阿氏的著作主要是大量的学案及师生间的书信，上千封的编号信函多数成于30年代。这些著作中很大一部来自阿氏在学生笔记空白处的简短边批，内容多是针对学生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或灵修报告，有些则是解释其教学实用面的精心长篇回复。之后，这些学案被编成三卷《瑜伽书札集[53]》发表。1930年代末，阿氏继续提笔接续他早先的诗歌创作，并在余生中持续编修扩充这部作品[54]，最后完成了（或许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文学成就，一部以无韵诗体裁写成的24,000行左右的灵性史诗《莎维德丽》。[55]
1950年12月5日，阿氏与世长辞，六万多人参加了他的丧礼。首相尼赫鲁和总统普拉萨德赞扬他在瑜伽哲学和独立斗争上的贡献。国内和国际报纸均登载了他的死讯。[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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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频多的灵性协作人密那·阿尔法萨又被尊称为“母亲”。[57]密那是法国人，1878/2/21生于巴黎。20多岁时，她向Max Théon学习神秘学。1914/3/29，密那随同夫婿Paul Richard同赴本地治里[58]，最终于1920年定居于此。阿氏认为密那是他的灵性协作人和对等人身（spiritual equal）。1926/11/24，阿氏退隐之后，他让密那为阿氏早期的追随者规划、建设、营运一个社区，也就是后来的阿罗频多修道院的前身。不久，亦有信徒携家带眷加入修道院，密那也因此开始筹建阿罗频多国际教育中心，作为实验阿氏教育理念的场域。1950年阿氏逝世，密那继承他的灵性工作，继续引导修道院并指导阿氏弟子。[59]
他综合印度吠檀多各派的哲学理论以及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建立了“整体吠檀多”理论体系。宣称宇宙是由“现象世界”和“超越世界”两个世界所组成，“超越世界”是由“现象世界”演化而来，即由物质进化到生命，由生命进化到心，再由心进化到“超心”。进化本身是刻意、带有目定性而非随机而为的；物质带着冲动进化为生命，生命继续带着冲动进化为心。一切都源自无上的梵，梵降为超心，超心降为心，心再降为生命。世界是梵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分布，而个人是梵于时间与空间中的集中。世界在无限中寻求其梵的本体。因为梵化为了世界，则世界也相应地追求重组为梵。梵在其本质上是“真”的、“智”的、“乐”的。与此三者相反的事物，是三者的一部分堕落入局部的知识里所致。[60]
阿氏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如在印度，S. K. Maitra、Anilbaran Roy及D. P. Chattopadhyaya均评论过阿氏的著作。而[秘教]及传统智慧作家，如米尔恰·伊利亚德、Paul Brunton及盖农等人，则俱将阿氏视作印度灵性传统的真正代表人物。[62]
Haridas Chaudhuri及Frederic Spiegelberg[63]等人都曾受到阿氏启发，他俩均任职于旧金山的美国亚洲研究学院。不久，Chaudhuri偕其妻Bina成立了“文化整合协会”（后续又繁衍出加州整体哲学研究所）。[64]
1968年五月期间，史托克豪森在因Satprem的阿罗频多相关著作而深受启发，这位作曲家在这段期间经历了个人危机，后又在阿氏哲学中与找到他所感觉到的东西。这段经历之后，史托克豪森的音乐有了180度的大转变，直迄职涯终了，他的音乐一直带有神秘主义色彩。[65]
William Irwin Thompson于1972年来到曙光村会见“母亲”。Thompson称阿氏的灵性教诲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后宗教取向”，并视其著作可“...上溯至史前的女神文化、以及（麦克鲁汉所说的‘文化检索’而来的）巫、产婆的原型...”。Thompson的著作也提到他在1973年母亲入涅槃那夜经验到从她而来的夏克提（一种心灵力量）。[66]
阿氏对于人类能力的演化去向之观点影响了Michael Murphy的思维，并借由Murphy的著作间接影响了人类潜能运动。[67]
美国哲学家肯恩·威尔柏则称阿罗频多为“印度最伟大的当代哲学家圣人”[68]，并将阿氏一些观点嵌入他的哲学宏图中。威尔柏对阿罗频多的诠释为Rod Hemse所批评[69]。新时代运动作家Andrew Harvey也视阿罗频多为灵感上师。[70]
下列作家、门徒及组织将他们继承来的智慧遗产追溯自阿罗频多及母亲（或自承多少受到他们影响）。
- Nolini Kanta Gupta (1889–1983)长年追随阿罗频多，并依循阿氏及“母亲”的教导，著有丰富的哲学、神秘学及灵性演化丛集。[71]
- Pavitra (1894–1969)是阿罗频多及母亲早期的门徒，生于巴黎，本名是Philippe Barbier Saint-Hilaire。Pavitra将1925-1926年与阿罗频多及母亲的部分精彩对谈内容出版为《与Pavitra对话》。[72]
- Sri Chinmoy (1931–2007)于1944年加入阿罗频多修道院。期间，他写了一部有关阿氏生平的剧本－《室利·阿罗频多：靛蓝之子》－及他的书－《无边无际：室利·阿罗频多》。[75]。他既是作家、作曲家，也是艺术家和运动员，而他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筹办有关内在平静及世界和谐的公众活动（如音乐会、静心及跑步）。[76]
- Satprem (1923–2007)是一位法国作家兼“母亲”的重要弟子，曾出版《母亲的天命议程》(1982年)、《室利·阿罗频多或意识的冒险》(2000年)、《迈向超人性》(2002年)等等。[77]
- 徐梵澄（1909–2000），中国学者。1945–1978年三十三年旅居南印度，在阿罗频多修道院任教和做学术研究，任华文部主任。他将大量阿罗频多著作翻译成中文，并撰文介绍其生平和思想。
- N. R. Malkani发现阿氏的创造理论为假，其理论谈及经验及远见超越了正常人类的经验。他表示该理论虽以智性回答了难题，阿氏建构理论及讨论事物的过程却有不可预测的特性，非基于存在的真理。Malkani又说，觉知本身已是事实，他建议无需再检视此创造性活动了。[78]
- 肯恩·威尔柏对阿氏哲学的诠释拒绝接收他在《神圣人生论》[40]中提出的划分实相的概念，认为物质、生命、心智、上心智（overmind）、超心智（supermind）位处不同层级，并用较高套叠或较低套叠（nested）的子整体（holon）及状态为之命名，事实上仅有一个四重实相（fourfold reality，威尔柏创立的实相系统）。[79]
- Adi Da发现阿氏的贡献仅在文学及文化上，他只是将他的政治动机延伸到灵性及人类演化上而已。[80]
- 阿罗频多从政史
- 密那·阿尔法萨（阿氏灵性协作人）
- 莎维德丽：一则传说、一个象征（阿氏史诗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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