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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日学(古称克择、选择,又称择日、择吉、诹日、诹吉、涓吉,俗称选日子、看日子、挑日子、拣日子等)是通过与阴阳五行干支相配,以及所值年月日时的神煞(神灵和凶煞)来选择吉日,借此选择用事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择日之术流传民间有数千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习俗,老一辈举凡大小事都可翻查通胜,通过日常宜忌做简易的择日。风水师决定阳宅动土或阴宅破土的年月日时,通常不是直接用通书黄历,而是会再根据龙脉坐向,或房屋方位及屋主年命,就其流派或方法,推算所要选择出来的良辰吉日。
自古流传至今的择日流派不胜枚举,彼此之间互有矛盾,甚至一家之中也有异见之处。[1] 现代专业命理家则讲究“以事为纲,以神为目,因事择神,依神择日”,还要根据当事人的生辰八字推算日课,过程也较繁琐。
择日中有时宜祭祀不宜祈福;或者宜祈福不宜祭祀,因此被指为自相矛盾,祭祀指举行社会上的重大祭祀仪式,如政府的封禅、祭天、全宗族数百人的祠祭仪式等。如果是日常一般烧香拜神祭祖,或民间年节、神佛生日、得道日等庆典,或是先人生辰、忌日等纪念日等,皆不在此限。祈福指庙方作醮、举办法会,一说是“请他庙神灵鉴醮”或“祭星、拜斗”等等仪式。一般民众向家中神佛、祖先祈求平安,或到庙中礼佛拜神、许愿还愿、演戏酬神、祈求好运等,皆不在此限。
择日之术盛行已久,自古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战国时期,《礼记》之中早有“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之说。[2] 《左传》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专掌天象历数、职司占候时日吉凶的术者就称为“日者”。汉代时期,众家流派纷起,唐宋时期开始有成熟的体系;宋至明清时期,择日之术已渐成风气,乡里豪绅为择吉日安葬,甚至有“停棺多年,久丧不葬”的陋习;迄至清代已有逾百余十家之说。
择日原理是源自阴阳家观察天时之星辰与气候变化,加之地理方位及人和用事,产生每日用事吉凶之选择。汉初司马谈撰述《论六家要旨》,言及阴阳之术使人产生诸多忌讳,然而阴阳之术所论年、月、日、时、四季、物候运行的道理,不可随意丢弃。[3]
通书得名自“通天人之际”,又称为通胜、红皮通书,是术数家对黄历的传注,专门在讲解择日之理论、宜忌规则、神煞起例等选择术数方法的内容。民间流传的通书大多是参阅《鳌头通书》(明熊宗立撰,熊秉懋增补)、《象吉通书》(清魏明远撰)、《永吉通书》(清李奉来撰)或《协纪辨方书》(清允禄、梅瑴成、何国宗等撰)而编成。
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据司马迁所说,齐、楚、秦、赵,各有其日者之术。齐、赵无文献可征验,不过从出土的秦、楚文献考察,两地使用的择日之术同出一源,但具体方法存在差异。而从文献流传情况来看,后世流行的一些方法如“建除”、“丛辰”、“咸池”、“十二禽”之类,可能都来自秦国系统,其对后世择日术的影响力大过楚系[4]。当时所用的择日方法,除了秦、楚两地日书所记载的建除、丛辰以及五行三合局之外,在楚帛书丙篇也记载了与择日有关的吉凶宜忌之说[4][5][6]。
汉时,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召集七派占家择日议事,包括: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和太一家[1],北大汉简中包含名为《揕舆》的择日文献,即堪舆家。[7] 而在民间也出现《出行宝镜》、《葬历》、《祭历》、《图宅书》、《移徙法》等各种用事择日专书[5]。
唐代、宋代历忌之学发达,已有成熟的《具注历》出现,是将“历谱”和历忌项目的吉凶宜忌结合起来的产物,近似于今日的黄历,以其中包含大量吉凶宜忌的历注而得名[5]。唐代官修《阴阳书》中应当就包含了这些吉凶宜忌的内容和学说,日本所藏《大唐阴阳书》残卷即是历注,而在 《唐六典》卷十四记载了:“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官修阴阳书作者吕才流传下来的三篇序文刚好就对应了其中三个项目:屋宅、禄命、殡葬,因此《阴阳书》可能就涉及了这九类内容的阴阳术数之法[8]。宋代的《三历撮要》为当时择日通书之代表,该书注有天德、月德、月合、月空等神煞所在,又列出嫁娶、求婚、送礼、出行、行船、上官、起造、架屋、动土、入宅、安葬、挂服、除服、词讼、开店库、造酒曲酱醋、市贾、安床、裁衣、入学、祈祷、耕种之吉日[5]。
清代鉴于各方择日,吉凶宜忌不一,造成混乱,下令编订《星历考原》和《协纪辨方书》。据《协纪辨方书》所说:“选择神煞,古有建除、堪舆、丛辰诸家,顾其义不尽传,起例尤多袭误。今颇为搜辑,择其近理而雅驯者,加之解释,正其舛误。……古有建除家、丛辰家,时师已莫识其统系,总名选择,而咸统于天官。……汉武帝时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聚讼不决,各守其师传,而不相下,彼时术家之多如此。今则统归于历家,其说之传者,皆断烂蒙昧,莫寻其端绪。堪舆、建除、五行、历家,犹可意揣而命之,若丛辰等家之言,则更莫可考也。”,则后世择日之通书经长期发展,已将古时各流派加以混杂相融,形成难以考究其源流和本来面目的复合体系。
据研究,近代通书确实继承了不少古代日书的内容及规则,不过相符程度不一,如《协纪辨方书》所言建除名称皆同于《睡简》秦建除,但定义、吉凶规则有差异。《协纪辨方书》所列丛辰,则无一与日书相符。通书中也保留了许多日书中的说法,如大败日/四废日、四击日/敫日、反支等,通书中的“旬中空亡”、“阴阳不将”也能追溯至日书[9]。
清朝乾隆年间,钦天监奉敕汇集与整理古代择日学,编撰《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是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择日类书。《协纪辨方书》所列选择事项列有“御用六十七事”和“民用三十七事”,又据《通书》载有“通书选择六十事”。
现在已经没有官府统一编印的《皇历》,而是由民间勘舆和择日命理馆根据祖传编订的《通书》、《通书便览》和《农民历》,并根据“协纪”和“辨方”的原理,配合干支、冲合、纳音、五行、星曜、神煞等各项,判断每日宜忌的选择事项,各造在专业红皮通书和普及版农民历的每日用事选择方面,颇有歧异。
1984年(民国73年),李亦园、庄英章、吕理政、宋文里等学者接受台湾省政府教育厅(今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委托,整理《民间现行历书的使用及其影响之研究》报告,罗列《农民历》选择事项可分为十类,共一百四十三项。[10]
类别 | 生育、养育 | 丧葬礼俗 | 竖造(建筑修缮) | 官事 | 工商经营 | 婚嫁礼俗 | 祭祀祈福 | 生活 | 医事 | 农渔牧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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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7项 | 12项 | 47项 | 4项 | 13项 | 11项 | 15项 | 17项 | 3项 | 14项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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